《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作者：叶匡政

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此刻，继国民经济奇迹般地迅速恢复之后，空前规模的国家工业化建设正在有计划地全面展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在没有引起大的社会震荡的情况下接近尾声，并且推动着国家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社会正在跨入全面建设、快速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共八大的召开，就显得意义尤为深远。

中共八大的召开，也为世界所瞩目。苏联、南斯拉夫、意大利等40余国的兄弟党派出各自的代表团专程与会，对这次大会表现出极大的关注。7个月以前，在莫斯科曾经召开过苏共二十大，因赫鲁晓夫在会议结束前夕作了反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秘密报告，在世界上引起轩然大波。中共中央通过发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署名文章，表明了在斯大林问题上的严正态度，对平息事态起了积极作用。此刻，中共八大将制定出什么样的对内对外方针，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之一。

在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宣布：“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毛泽东的开幕词，博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整个会场，洋溢着热烈激动的气氛。人们普遍感受到，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已经拉开了帷幕。

毛泽东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全力支持下，为启动这辉煌而又艰难的一幕，付出了心血。

从1952年底开始，准备召开中共八大即提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议事日程。当时，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在考虑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同时，曾经考虑过召开中共八大的问题，并决定先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然而，这项决定被意外事件推迟了。

身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东北王”高岗，把筹备召开全国人大和中共八大，视为谋取党和国家更高权力的极好时机，和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要职的饶漱石相勾结，四处串连，煽风点火，阴谋排挤刘少奇、周恩来，妄图取而代之。他们散布中央有所谓“圈圈”和“摊摊”，将党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和“白区的党”两部分，认为现在的党政大权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们手里，因此应当“改组”。

1953年12月，毛泽东准备到杭州主持起草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依照惯例，委托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高岗出面反对，还私自活动，要求由他担任中央副主席等要职，还要改换总理人选。

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1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揭露高岗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会后，毛泽东委托刘少奇主持召开七届四中全会，揭发批判高饶反党联盟的问题。

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又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并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正是在这次全国代表会议和同年11月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召开中共八大正式提上了中共中央的主要议事日程。

按照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通常情况下，每三年召集一次。然而中共八大与七大间隔了整整11年。

对此，毛泽东在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过一段解释。他说：“党的代表大会，十年没有开了。当然头五年不应当开，因为兵荒马乱，又开了‘七大’，后五年可以开而没有开。没有开也有好处：高饶问题搞清楚再开，不然他们要利用‘八大’大做文章。同时，我们的五年计划也上了轨道，过渡时期总路线也提出来了，又经过这次代表会议使大家在思想上更加统一了，为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准备了条件。”

二、为了党和国家安全的长远之计

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闭幕以后，准备召开中共八大的工作逐步成为中共中央的一项主要议程。

毛泽东为中共八大的召开，主要抓了三件大事。

第一，主持决定了筹备中共八大的工作班子。

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分工，政治报告的起草由刘少奇负责，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的起草由周恩来负责，修改党章的报告由邓小平负责。

毛泽东作出这样的安排，有其深远的考虑。

10年前，在中共七大召开时，毛泽东作政治报告，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在筹备中共八大的过程中，这两项主要工作，分别由刘少奇和邓小平承担。这个变化，反映了毛泽东对未来中共中央政治领导核心的长远考虑。

在中共八大召开前夕，毛泽东明确地说明了自己的考虑，集中到一点，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和党的安全。

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多几个人，大家都负一点责任。”?他还表示：“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名誉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样干事，只要能够干的都干。”?在提出这些建议时，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了斯大林的问题，有意识地吸取了斯大林在世时权力过分集中在个别人身上的教训。

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建议下，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里，明确规定设中共中央副主席若干人和总书记一人；在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下，设书记处，“处理中央日常工作”。还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

这些规定，在一定时期里，对中国政治生活和民主集中制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三、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

明确中共八大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在刘少奇等的通力配合下，着重抓的另一件大事。

对中共八大的指导思想，毛泽东经历了不断思考、逐步明确的过程。

他在1955年11、12月间提出：关于中共八大的准备工作，中心思想是要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不久，他又向全党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

本着这一指导思想，刘少奇从1955年12月开始准备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他的准备，首先从听取中央各部门汇报开始。

1956年初，毛泽东从外地视察回来，听说刘少奇正在逐个听取中央各部门汇报工作，从中受到启发。从这年2月到3月，他连续听取了34个部门的汇报，逐步形成了对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比较系统的看法，对召开中共八大的指导思想也更加明确。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这篇讲话，明确了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篇讲话，还明确了一个基本任务，就是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为中共八大的召开，作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准备。

这一时期，毛泽东也在认真思索今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问题。

这年9月，他对前来出席中共八大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表示，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是思想仍停留在旧的时代。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从这一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这时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但是斯大林在思想上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错误的根源。

在此之前，8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还说过：“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报告(按：指刘少奇的政治报告)里面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三万字中有三分之一是讲建设。”

在中共八大前后，毛泽东虽然没有用明确的语言对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作出直接的、正面的表述，这或许表明他自认为对这些问题还没有最后考虑成熟，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在这些问题上的思路，同中共八大的决议，在当时是基本一致的。

四、“我们是有民主的”

1956年7月起，中共八大的准备工作进入了讨论修改政治报告、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等重要文件的阶段。从这时起，毛泽东亲自主持了讨论工作，并对各项重要文件作了认真的修改。

1956年7月6日到9月8日，毛泽东先后在北京和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等多种类型的会议，前后共有19次之多。

直到中共八大召开前夕，毛泽东还在9月6日到8日，连续三天，分别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伯达、胡乔木，研究政治报告的修改问题。

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刘少奇政治报告的修改上。整个修改过程，洋溢着民主协商的气氛。从现在保存下来的几份批件上，我们可以窥见一斑。

1956年8月29日凌晨3时，刘少奇将新修改的部分草稿送给毛泽东，并在信中说：“昨天早起把以前写的稿子推翻了，所以这段稿子今天才写好，有四千七百多字。请审阅，看是否可以这样写？请看完后要高智通知我到主席处谈一谈如何修改这一段的问题。”

毛泽东在当天就认真看完了这部分草稿，还在刘少奇的来信上写下了如下批语：“这一部分改得很好，字数不多，清爽好看。前一部分盼能迅速加以修改。今天晚上十时左右准备开书记处会议谈一些事。”

9月4日，政治报告中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部分修改好以后，毛泽东特地嘱咐陆定一送给陈云征求意见，并要在5日晚10时以前将陈云的修改意见送给他看。

5日，陈云写信给毛泽东：“有几个地方与定一、乔木商量后改了一下。商业一节，还有一些修改，稿子在乔木处，由他改好后送我看，再送你。”

6日凌晨2时前后，毛泽东看了陈云送来的部分修改意见，再次作了修改，并向胡乔木催要尚未送来的有关商业的一节。他在批语中说：“建设部分，除商业外，又看了一遍，用铅笔作了一些修改。请你将商业部分改好，于今天下午送我一阅，再送少奇同志。”

类似的来往信件和批示还有一些，都是毛泽东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平等磋商、共同修改审定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历史见证。有人散布说，毛刘的矛盾始于中共八大。甚至说，刘的政治报告事先没有送给毛看。这些传言，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检验。

毛泽东对政治报告作了极为认真的修改。在保存下来的80多份政治报告修改稿中，经过毛泽东本人修改的就有21份。其中，毛泽东最重要的修改，主要有这样几处。

其一，关于党的中心任务。在政治报告里，这样写道：“目前我们党的中心任务，就是要依靠业已组织起来的勤劳勇敢的六亿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来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工作，以便迅速克服我国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状态，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富裕起来。”这段表述，经过了毛泽东的认真推敲和斟酌。

其二，关于防止个人突出。在政治报告的初稿上，有这样一段话：“我们还应该永远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毛泽东同志在我们还没有进入大城市以前，就号召共产党员不做寿，不送礼，在中央和各级负责同志外出工作或作其他活动的时候不许组织欢迎欢送，不许献旗献花，不经中央同意不许以人名为地方、机关、企业等命名。”毛泽东看了这段话，感到没有点出问题的实质原因，在一旁批道：“要讲一讲理由：即为了不要个人突出。”

正是本着这个精神，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党的领导”一节中，加强了关于贯彻执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的论述。而且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把防止对于个人的神化，作为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内容。

其三，关于解放台湾的方针。在政治报告“国家的政治生活”一节里，郑重宣布：“我们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这个重要决策，是1955年毛泽东根据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作出的。

在修改这部分内容时，毛泽东加写了两段十分重要的话：“解放台湾的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原则，昭示了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其四，关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争取持久和平。政治报告中，有“国际关系”一节，提出了“争取国际上的一切有利条件，团结国际上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的总方针。毛泽东对这一节反复作了修改。

毛泽东在修改稿上，曾经加写过这样一段话：“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支持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我国政府和人民已经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今后还应当做更多的工作，争取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使它们更加发展，以有利于世界的持久和平，也就有利于我国的建设。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相信，这一点，总有一天会要做到的。”

这段重要的思想，在修改定稿后的政治报告中，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和发挥。

毛泽东对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虽然没有像政治报告那样投入巨大精力，反复修改，但也同样认真审阅过。

毛泽东对中共八大上述三个报告的准备和修改过程，十分满意。9月13日，他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谈到这三个报告的修改过程时说：“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写你的，完全是讲道理的，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讨论并原则通过了这三个报告。

五、“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

长期以来，一些人对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在对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中，没有提到“毛泽东思想”，感到不解。西方的一些人，借此大做文章，希望以此来证明所谓“毛与刘、邓矛盾源于八大”的猜测。

事实并非如此。

在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里，对党的指导思想是这样表述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偏向。”

在中共八大修改后的党章里，对上述提法改动如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党在自己的活动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的原则，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者经验主义的偏向。”

这两种表述，贯穿的精神实质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不再直接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而首先提出不再使用这个提法的，正是毛泽东本人。

中共七大前后，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面临着能否顶住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和教条主义的巨大压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旗帜鲜明地打出自己的思想旗帜——毛泽东思想。这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历史发展的需要。

中国革命胜利以后，情况有了根本的改观。面对治理国家和经济建设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中国共产党有必要虚心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和借鉴先进经验。同时，在对外交往中，也必须防止盲目骄傲、把一国经验当作普遍原理的倾向。在这些方面，毛泽东尤为清醒和谨慎。

早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从这一年起，毛泽东在审阅一些重要文件，包括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总是把“毛泽东思想”一词删去或改写。有的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的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

1952年9月25日，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国庆社论提纲草稿时，提出：“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

1953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纪律条令和队列条令时，又指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

中共中央宣传部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1954年12月下达了《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

通知说：“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至于讲解党章和过去党的重要文件决议时，仍应按照原文讲解，不得改变，但应注意说明‘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避免对两者有不同内容的可能误解。”

毛泽东在审阅这个通知时，在末尾加写了一段话：“在写文章做讲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

经过几年的宣传和贯彻，上述精神在中共八大前夕，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为建国以后第一次团结的盛会，第一次提出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大会，载入了史册。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开幕词里提出：“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

在会议前夕，他还提出：要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100万到150万高级知识分子。那时，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他不无遗憾地表示说：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

毛泽东的这些愿望，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在他在世之时成为现实。中共八大提出的正确的指导思想，也没有真正贯彻下去。但是，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共八大所起到的筚路蓝缕之功，却不会因岁月的流逝而褪去应有的光辉。

《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作者：叶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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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

刘武生

1955年底出现的冒进，1956年开始的反冒进，1958年进行的反反冒进，是围绕对1956年经济工作的估计和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发生在中共中央高层的一场重要争论。这场争论的实质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在经济建设速度问题上两种指导方针的分歧。

一、“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

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在持续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情况下，中国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迅猛发展，势如破竹。

由于三大改造的进度大大加快，加上1955年国民经济的情况也很好，全国呈现一片蓬勃向上、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使人们头脑开始发热，误以为经济建设的速度可以大大加快，甚至“完全有可能迅速建成社会主义”。1955年12月5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传达的毛泽东指示，就反映了毛泽东急于求成的心态。刘少奇说：

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十五年、同时争取十五年以前超额完成。有无可能呢？有可能。”“因此必须加大速度，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都要反对保守主义，要求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大的成绩。”“我们完全有可能迅速建成社会主义。”“这不是急躁冒进，而是实际与可能的要求，是稳步前进。”要以此为中心，“迎接八大，使八大开好。”

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速度，是毛泽东为中共八大确定的主题。当时，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这个主张。他在座谈会上表示：

“最近政府在各方面的工作，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保守。”“反对盲目冒进是对的，但又带来了副作用，必须打破这个副作用。”“我对毛主席指示的体会可以用一副对联来反映，上联：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下联：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新大陆早就存在，而我们发现得太晚了。”

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使农业发展有个长远的奋斗目标，1956年1月，毛泽东在《农业十七条》的基础上，主持起草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农业四十条》。《纲要》规定，粮食和棉花的产量在1967年分别由1955年的预算计数：3652亿斤、3007万担增加到1万亿斤、1亿担，每年分别以8.8％、10.5％的速度递增。这实际上是不可能达到的。到1996年，时隔近40年，我国粮食、棉花的产量才分别达到9800亿斤、8400万担。

《农业四十条》各项高指标的公布，迫使工业、交通、商业、文教等部门纷纷大幅度修改原订的各项计划指标。周恩来和陈云经过周密的了解和核算，发现如果按照各部门提出的高指标安排1956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国家统一分配的8类物资250多种产品中的大部分将是紧张的和短缺的，其中钢铁严重短缺。自此，周恩来和陈云等敏锐地觉察到“盲目冒进”的苗头已经开始露出，并着手设法防止。

二、“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

周恩来主持领导中国经济建设的工作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注意防止和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也注意防止和反对急躁冒进情绪，而且坚持从实际出发，确实存在哪种倾向就反对哪种倾向。早在1953年，他就多次提出“我们既反对保守思想，也反对急躁情绪”。

在这次制订国民经济发展年度计划和远景规划的过程中，周恩来发现有盲目冒进的苗头后，首先想方设法防止冒进。1956年1月20日，他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作结论时，强调指出：在经济建设中，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这一次我们在国务院召集的计划和财政会议，主要解决这个问题。”

1955年12月5日，刘少奇在传达毛泽东的有关指示时，毛泽东曾经提出“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有人提出，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为什么没有提“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问题。2月7日，周恩来在闭幕会上讲话时解答说：讲提早完成工业化应慎重。这就是说，工业化比三大改造困难得多。要实事求是，不要没有根据地提，要区别提，不要混同提。因此，《政治报告》中说加快速度，但不是提前完成工业化。大家要认识工业化是需要时间和知识的。

2月6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上，周恩来又讲了这个问题。他说：对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可以有两种设想：一种是工业化可以提早完成；一种是在规模和速度上能够扩大和加快，但不等于提前完成工业化。我们不要随便提出提前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可能还需要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谨慎一点好，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把握。为了慎重起见，我们过渡时期还是照原来设想的那样长一点没有坏处。周恩来之所以反复强调不要提提早实现工业化，首先是因为这个提法脱离实际，是不可能的；其次是如果这样提，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高指标也就不可能避免。

由于全国计划和财政工作会议没有能够有效地遏制住急躁冒进的苗头，1956年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大声疾呼，“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各部门订计划，“都要实事求是”。他郑重地说：

“不要光看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条件不成熟的等一下不要紧，因为政权在我们手中，这是很大的保证。我们要使条件成熟，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浇浇，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周恩来在提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的同时，相继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一是，削减基本建设投资。1956年2月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决定，1956年度中央各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削减6％(加上各省市削减后的金额)。二是，节约钢材。2月4日和28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会议原则通过，并要求各工业部门、有关的交通运输部门分别节约钢材4％、2.5％。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二月促‘退’会议”。三是，缓解物资供需之间的矛盾。进入4月后，急躁冒进的后果开始显现出来，主要表现是财政紧张，生产物资供应短缺。

4月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五六年基本建设计划安排和要求增加部分投资的补充报告》。会上，突出地反映出基本建设规模同物资供应严重不相适应的矛盾。陈云指出：基本建设规模“首先决定于生产、材料，不决定于财力”。经济建设“应按比例发展，而基建和生产的比例是最重要的”。“订计划首先应该进行物资平衡，再进行财力平衡”。周恩来在会上强调：“搞计划必须注意实事求是。”“一定要为平衡而奋斗。”

会议根据周恩来、陈云等同志的意见，决定从增产、进口、库存、节约、减少出口、调剂等6个方面来缓和物资供需之间的矛盾。为了落实增加钢铁生产，4月中旬到5月上旬，周恩来先后到全国数家钢厂研究增产措施。为了落实节约钢材，他回到北京后，根据陈云在南方视察时了解的情况，5月10日，又在京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果断决定将双轮双铧犁的产量再减到180万部(原计划1956年生产500万部)。

虽然从统一思想认识和采取具体措施两个方面，作了一系列的努力，防止急躁冒进的势头，但是进入1956年4月中旬以后，国民经济还是出现相当严峻的局势。更为严重的是，这时中央领导层的思想认识并不一致。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再追加20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与会大多数同志不赞成，周恩来再三说明增加基建投资会带来一系列困难。但是，毛泽东仍坚持己见。1982年11月4日，胡乔木回忆说：

“一九五六年各条战线、各省市根据毛主席一九五五年冬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精神，加快速度，扩大了预定计划的规模，增加了预算指标。四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一九五六年的基建预算，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可以说，这是两位中央领导人就冒进与反冒进的问题一次面对面的交锋。此后，周恩来由防止急躁冒进进而反对和纠正急躁冒进。

三、“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

根据国民经济已经出现的日益紧张的趋势，周恩来、陈云等认为，经过压缩后的《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仍然是一个冒进的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十五年远景计划纲要(草案)》相应规定的指标也是冒进的。针对这种情况，1956年5月1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反保守、反右倾从去年八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了!”在他指导起草的《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国家预算的报告》稿中提出：“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

为了降低急躁冒进所表现出的高指标，6月4日，周恩来在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提出继续削减财政支出、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和调整计划指标的意见。会议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6月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委会议，研究压缩1956年财政预算和基建投资。周恩来说：“既然认识到不可靠，就应该削减。昨天党中央开会决定了这个精神。今天在会上讨论，把数字减下来。”会议决定，国家财政预算一律按5％削减，预算支出由原来的317亿元削减为307亿元，削减l0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削减7.35亿元，减为140亿元。6月10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6月4日中央会议作出的决定，并且通过了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草案)。12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报告(草案)。周恩来在会上说：

“从去年反保守到现在，注意了发掘群众的积极性，所以各方面都出现了高潮，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高潮，推动了各项工作，迎来了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但也带来了一些不实际的主观主义的要求，带来了急躁冒进。”“去年十二月以后冒进就冒头了，因此，现在的情况和去年不同了，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今年的收入不能打得太冒，要打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应该加强计划性，首先搞生产计划，然后搞人力、物力计划的平衡，最后搞财政预算。反过来，预算又会影响生产和人民群众的生活。”

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刘少奇安排中宣部起草的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社论特别指出：“在反对保守主义和急躁冒进的问题上，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应当根据事实下判断，有什么倾向反对什么倾向，有多大错误就纠正多大错误，万不可一股风，扩大化，把什么都反成保守主义，或者都反成急躁冒进。”刘少奇在审阅修改这篇社论后批示：“主席阅后交乔木办。”毛泽东认为社论的内容是针对他的，只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对于这一阶段周恩来等人反冒进所作的种种努力，及其所取得的成效，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一书中作了这样的评论：

“由于党中央、国务院从年初开始，大力压缩基建指标，从防止冒进到明确提出反对冒进，一股来势很猛的盲目冒进势头总算被遏制住了。一九五六年的经济发展，总的说来还算是健康的。据统计，一九五六年实际完成的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28.1％，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长62％，是‘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最高的一年。”“如果不是党中央、国务院及时采取正确的方针，遏止来势很猛的冒进倾向，而是一个劲地反对‘右倾保守’，只讲多和快，不讲好和省，那么，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那样的大灾难，就可能会提前到来。但是，因为来势很猛，冒进势头还只能说是基本遏止住，并没有完全遏止住。”

这番评论是很中肯的。

四、“只要摸清了情况，就敢于抗大流了”

为进一步遏止住急躁冒进，周恩来等继续作出不懈的努力。从1956年7月起，他用很大精力主持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以便提交将于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审议。在大批右倾保守思想的形势下，国家计委编制的“二五”计划指标大大提高了，经过修改后提出的两个方案，仍然偏高。为讨论国家计委报送的这两个方案，7月3日至5日，周恩来连续三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按五年财政总收支2350亿至2400亿元来安排，相应地削减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指标和基本建设投资，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编制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方案，作为向中共八大提出的“二五”计划建议。

周恩来在主持起草“二五”计划建设稿的过程中，面对经济建设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从中国国情出发，进行了理论思考。他在接待外宾时说过：“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应当高于资本主义国家。确定这样的速度，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也是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需要，是有可能的。但是，正因为中国贫穷落后，要赶上发达国家，又需要做长期的努力，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1956年7月17日，他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国家经委《关于一九五六年钢材、水泥、木材供需上存在的问题和处理意见的报告》时说：

“同意《报告》中提出的关于今年的生产和基建中应该吸取的教训，同时应该指出增产节约仍然是我们今后经常的任务。搞生产必须要根据可能，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计算生产潜力，除人力条件外，还必须考虑到物资等其他条件。根据目前材料的紧张情况，在安排今年下半年生产的时候，应该为明年生产作准备。近几个月来，我们得到一条教训，既不要右，又要敢于抗大流，这就要摸实际情况，每年下去看看。只要摸清了情况，就敢于抗大流了。”

在修改“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的过程中，周恩来为了从理论上总结概括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提出在报告稿第一部分中增加“谈几个大的经验教训”。1956年9月16日，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充分肯定“一五”计划期间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同时剖析发生过的缺点和错误，并从这几年经济建设的实践中总结出四条指导性的经验教训。

“第一，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经验证明，我们在编制长期计划的时候，应该按照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根本要求和国家物力、财力、人力的可能条件，实事求是地规定各项指标，同时，还应该保留一定的后备力量，使计划比较可靠。而在编制年度计划的时候，就应该根据当年和以后年度的可能的发展条件，积极地发挥潜在力量，以保证长期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经验还证明，我们在编制年度计划的时候，在有利的情况下，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进；相反地，在不利的情况下，又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许多有利的因素，不要裹足不前。”

“第二，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我们强调重点发展，并不是说可以孤立地发展重点，而不要全面安排；我们要求全面安排，也不是说可以齐头并进，而不要保证重点建设。我们在制定计划和安排工作的时候，必须把重点和全面很好地结合起来。”

“第三，应该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必须认识，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人口众多的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各种物资的缺乏是经常的现象，而物资的多余是暂时的现象。这就需要我们更加注意增加后备力量，建立物资储备制度，由国家储备必要的物资，特别是比较缺乏的重要物资。”

“第四，应该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多年来的经验是：我们的财政收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的财政支出也必须首先保证经济的发展。因此，应该首先考虑经济，特别是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计划，然后根据它来制定财政计划，用财政计划保证经济计划的圆满执行。”

事实正是这样，在中共八大确定的正确经济建设方针的指导下，在一段时间内，国民经济得到积极而稳妥的发展。在反反冒进时，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二五”计划虽然受到毛泽东批评，但在遭受“大跃进”的严重挫折后，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讲到高指标的教训时说：“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五、“对于高指标应该勇于抵抗，敢于修改”

八大以后，周恩来的工作重点是领导编制1957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当时，各部门和各地区向国家经委提出的基本建设投资额高达243亿元，比1956年的基建投资额增加103亿元。当经委把基建投资额压到150亿元时，各部门、各地区强烈反对。经委根据财政、物资和市场的情况，进行平衡测算，发现即使压到140亿元到150亿元仍然偏高，实难做到。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对他的学习秘书范若愚说：这样搞计划不行，仍然是冒进的。我准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一讲这个问题。他请范若愚查找马克思关于“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这段话的出处，以便学习，统一思想认识。

为了检查1956年计划执行情况和讨论1957年计划控制数字，从1956年10月20日到11月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10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会上，个别同志仍然主张1957年度的计划指标可以定得高一些。针对这种意见，周恩来于24日说：“三大改造高潮一来，头脑发热了，前进得快了。冒、松、紧、分这四个字不能并提，主要是冒了。”“不但年度计划冒了，远景计划也冒了，而且把年度计划带了起来。”因此，现在我们“主要应该批‘左’”。他还表示：“各部提出不能减的理由，就是完不成第二个五年的数字，达不到第三个五年的水平。我们答复他们：可以达不到。”李先念强调：“搞明年计划，首先把党的思想统一了才行。”

为了统一思想认识，周恩来请各部委党组负责人参加11月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会上，周恩来作总结发言。他首先讲了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教训。他说：

“中心就是一条，搞重工业不要失掉人民，否则就没有了基础，就成了沙滩上的建筑物。我们要在人民需要的基础上建立重工业，重工业要为人民服务。同时也注意轻工业和农业，使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结合起来，否则就要吃亏。对于高指标应该勇于抵抗，敢于修改，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指标一经确定就神圣不可侵犯的提法就是迷信。毛主席指出的十大关系主要是经济关系，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摆得是否恰当。摆得不恰当，经济基础即不巩固。但是，要把各方面的关系摆得恰当，是不容易的。从我们国家大、很落后、人口多的实际和要建设、要注意人民生活的原则出发，我们现在根据可能，把原来设想的建设速度放慢，不能算是错误。明年的计划必须采取退的方针，指标可能要回到北戴河会议的方案上，目的是要保持平衡。这不发生‘左’倾、‘右’倾的问题。不像政治方面，‘左’了就是盲动，‘右’了就是投降。”

经过耐心说服，与会者的思想认识基本上取得了一致。会议一结束，周恩来于11月10日参加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并作《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明确提出：

“明年的计划方针应该是，保证重点，适当退却或者适当收缩。”“总的方面是要收缩一下的，不然站不稳，那就会影响我们的货币、物资、劳动、工资等各方面。”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讲话是不满意的。然而，他在11月15日的会上讲话，不但没有提出批评，而且同意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

1957年7月15日，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按照这个计划，工农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稳步增长，基本实现财政、物资、信贷的三大平衡，市场稳定，使1957年经济建设成为建国以来进行得最好的年份之一。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的经济指标大幅度超额完成。可以说，这正是反冒进带来的成效。

六、“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对于反冒进，毛泽东一直耿耿于怀，早就想要批评反冒进。他本来准备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讨论反冒进的问题，但由于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国际问题上，对反冒进问题没有展开。会上，毛泽东同全会的组长一起，议出了7条意见，对压缩1957年预算和计划指标，表示同意。实际上，他对这7条并不满意。后来，1958年1月12日，他在南宁会议上说：“1956年6月至11月反冒进，二中全会搞了七条妥协方案，是个堤坝，挡一下水。”“解决得不彻底。”

1957年上半年，在整风反右派运动中，有人利用中共内部关于反冒进问题，攻击新中国经济工作搞糟了，甚至提出共产党不能领导经济工作。这种情况使毛泽东认定，“反冒进也促进了右派的进攻”。

这年6月26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也讲到这个问题。他说：“有人认为，我国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在一九五六年全面冒进了，在一九五七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显，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报告中有两处肯定“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在这里，周恩来最早提出了“跃进”这个词。

后来，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周恩来这篇《政府工作报告》，是“以无产阶级战士的姿态向资产阶级宣战”。

5月26日晚，周恩来就这件事致信毛泽东：

“这是我最早抛弃反冒进的开始。”“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对一九五六年是‘冒进’的错误估计。但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因而也就没有认识到多快好省的方针和农业纲要四十条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使其成为由量到质的跃进。”

然而，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种认识和态度，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反冒进的问题。他曾经设想，在反右派运动高潮过去后，“用整风来反掉右倾保守思想”，“借整风来统一思想”，以此来解决反冒进的问题。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作总结讲话，第一次公正批评反冒进。他说：

“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多快好省扫掉了，不要多了，也不要快了，至于好省就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反对的，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我看，加一点限制，加一点形容词，就没有弊病了。本来这个好省是限制多快的。省者，就要少用钱；多者，就是多办事；快一点也是多办事，而且要有一个好，要质量好。”“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企图恢复，有没有可能？请大家研究。”

毛泽东的批评没有点名，当时与会的大多数同志不清楚是批评谁，也没有意识到反冒进问题的严重性，因而，会上没有人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

但是，周恩来是心中有数的。他在修改审定提交中共八大的“二五”计划建议稿和“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稿时，最初保留了多、快、好、省这个口号，只在后面加写了“又安全”三个字。他在书面意见中还把这个口号作为需要斟酌的问题提了出来。后来，他考虑到这个口号提出来后，人们往往只追求多、快，而忽视好、省，并以牺牲好、省来追求多、快，使这个口号没有发挥积极作用。对此，周恩来等经过慎重斟酌，把两个原稿中多处写上的“以多、快、好、省的精神”删掉了。此后一年多时间，没有再提这个口号。这就是毛泽东批评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的由来。

11月2日至21日，毛泽东在访问苏联期间，赫鲁晓夫告诉他：“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毛泽东回答说：“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这时，毛泽东满怀必胜的信心提出，“东风压倒西风”。他准备探索一种更高的发展速度来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因而，他对反冒进更加反感。他从莫斯科打回电话，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是不对的，“以后再也不要提反冒进了，搞社会主义就要冒一点”。可以说，这是毛泽东第二次不点名地批评反冒进。

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主持起草的社论，这篇题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第一次公开向全党全国批评反冒进。这是第三次不点名批评反冒进。

1958年1月2日至4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华东地区四省一市中共党委书记会议，周恩来出席会议。会上，毛泽东发了脾气，严厉批评反冒进。

毛泽东在5月29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说：杭州会议，我在那里放火。“我是放恩来的火，有柯老(指柯庆施。——引者注)为证，就在杭州，实在憋不住了。几年之气，就向薄一波发泄。我说：我不听你这一套，你讲什么呀？我几年都不看预算了，横直你是强迫签字。”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地点名批评周恩来等反冒进。在毛泽东看来，杭州会议还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反冒进问题。

为了继续批评反冒进，1958年1月11日，毛泽东接受周恩来的建议，主持召开南宁会议。会议的主题本来是总结“一五”计划的执行情况和讨论“二五”计划和长远规划等问题。但是，在南宁会议第一天，毛泽东却批评反冒进的问题。他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指头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要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好快多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

会议的第二天，毛泽东从工作方法的角度继续批评反冒进。他说：

“我们要注意，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就很不好。群众观点是从六亿人民出发。看问题要分清主流、支流、本质、现象。”“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这一次千里迢迢请同志们来一趟，是总理建议的，本来不想多谈，有点灰心丧志。”“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慌起来了。”

周恩来因为接待也门巴德尔王子，1月13日才飞抵南宁。当晚，毛泽东约周恩来、刘少奇谈话，直到深夜。

在16日的会上，毛泽东继续批评反冒进。他拿着柯庆施在中共上海市党代会上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说：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资本主义首先在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北京不是没有也，是不多也。”

接着，毛泽东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回答说：“我写不出来。”毛泽东还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这些过分的话，明显是太重了。

1月17日，毛泽东在听取各省、市、自治区汇报时又一次批评反冒进。他拿着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又要反对急躁情绪》念一段，批一段。他说：“这篇社论针对谁？是针对我的《高潮》序言提出批评。社论提出的方针是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没有想到造成这样反冒进的空气，挫伤了积极性，这是没有料到的。”他还说：“把我撇开，又要利用我。一不麻烦我，二可利用我打别人。”

毛泽东在会上连续几次严厉批评反冒进，使南宁会议的气氛非常紧张。经过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和杭州会议，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批评是有思想准备的，但他没有想到会把反冒进问题看得这么严重、批评这么尖锐。1月19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单独谈话。当晚，继续开会直至20日凌晨1时多。会上，周恩来本着相忍为党、顾全大局的精神，对毛泽东的错误批评没有申辩，而是检讨自己，并且承担反冒进的责任。他说：

反冒进这个问题，是一段时间(一九五六年夏季到冬季)的方针的动摇和错误。“反冒进是由于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改变后生产力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不看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这是一种右倾保守思想。”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会、农业四十条、多快好省，使一九五七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也减少了一些项目，而最重要的是群众和干部的劲头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到束缚，使我们建设走群众路线这一方针受到某些损害。“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实行这个方针，不管你主观想法如何，事实上总是违背主席方针的，越是不自觉，这是方针性的违背，就越严重、越危险。”“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在1月20日的会上，毛泽东说：冒进是全国人民烈焰冲起来的，是好事，部分是坏事。反冒进把前进放在第二位。

1月21日，毛泽东在会上作总结讲话，关于反冒进问题，对周恩来的检讨发言，他没有表态，仍强调“‘反冒进’的教训：反掉了三个东西，把一些同志抛到(同)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看来，毛泽东对批评反冒进的问题还意犹未尽。

七、“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

南宁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南宁会议精神。毛泽东在2月18日的会上，继续批评反冒进，但口气缓和了。他首先肯定了周恩来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他说：

“我赞成这个冒进，这个冒进好嘛!..冒是有一点，而不应该提什么反冒进的口号。有一点冒是难免的。同志们，今年下半年，你们就会看到，要有一个大冒就是了。我看比哪一年冒进还要厉害。”

“虽然总理有那篇报告，但是这个问题人们还不大了解，所以南宁会议还是要放一炮的。这个炮不过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紧张，何必那么十分紧张，南宁会议我们就讲了的，就是这么一件事，一个时期，一个问题。”

“一九五六年‘反冒进’，这是个什么事情呢？这是大家都在正确的之下，在个别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这么一种性质。”“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冒是有一点冒，而不应该提什么‘反冒进’的口号。”

毛泽东的这番给反冒进定性的话，比他在南宁会议上的批评缓和多了。周恩来因为访问朝鲜，只在2月23日参加了最后一次会，汇报访问朝鲜的情况。对于反冒进的问题，会上已经不能发表不同意见了。为了进一步解决反冒进问题，毛泽东提议再到成都开一次会，讨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问题。

1958年3月9日至26日，在成都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3月9日的会上，毛泽东从建设方针的角度批评反冒进。他说：建设社会主义有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这样提”。他还说：“过去八年的经验，应加以总结，‘反冒进’是个方针问题，南宁会议谈了这个问题，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语言，好做工作。”

在18天会议期间，毛泽东作了6次长篇发言，主要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并且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周恩来在3月19日的会上就外交工作问题发言，在3月25日的会上对反冒进问题再次作检讨。他说：

“在当时就是没有听取多方面的意见，没有接触群众和实际，而只局限在会议室和办公室中，更没有看清在所有制改变后解放了的生产力要求大发展的群众运动正在起来。我们反而只看见死的物不看见生气勃勃的人，务实而不务虚。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就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当时确没有这样认识，等到右派教育了我，主席提醒了我，群众实践更启发了我，才逐渐认识这是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更深一层说，也就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本质的东西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发动群众、发展生产，看不到，自然就抓不起了。”

对于周恩来的检讨，毛泽东在当天的会上评论说：“如果从经验上、从方法问题上作为例子，那倒是可以的。这个问题不是个什么责任问题，也不是老要听自我批评的问题，南宁我们都听过了，北京也听过了的。”他还说：“关于反冒进的问题，我看以后不要谈很多了。在我们这样的范围，就是谈也没有好多人听了。”看来，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检讨还不满意，还将进一步解决反冒进的问题。

为了把成都会议讨论的问题用中央决议的形式确定下来，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八大二次会议。成都会议前后，周恩来一直为治理长江和黄河的问题而奔忙，加上频繁的外事活动，使得他很少有时间来认真思考南宁会议以来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一系列批评。既要承受错误批评的思想压力，还要忍辱负重地承担繁重的国务工作，这是常人难以忍受的事情。据当年一位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说：“那是周总理最痛苦的一段时间。但是，在工作面前，在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面前，他从来没有表现出来，对工作依然是那么认真，那么投入。”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开幕后，5月15日，毛泽东分别同周恩来、陈云长时间谈话。从这时起，周恩来开始准备起草在大会上对反冒进问题再次检讨的发言稿。据周恩来的学习秘书范若愚在回忆文章中说：

“有一天，周恩来同志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做‘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在南宁会议上已经被提出来了。”“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我看到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提的意见，把‘检讨’部分中的一些话删掉了，有些话改得分量轻了。我看了之后，心里的紧张情绪才缓和下来。但是，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

当时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回忆说：

“后来，这个检讨稿打印出来发政治局和书记处征求意见。邓小平看后就说，写这么多干嘛，把‘离右派差50米远’等刺激字眼划去，有些话的分量也改得轻了。可见邓小平对毛泽东的批评，是有不同看法的。”

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再次进行检讨，大会还将这个8千多字的检讨稿作为会议材料印发代表。他检讨说：“‘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我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间。当时我对于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成绩和在跃进中出现的某些缺点和困难，作了错误的估计，把实际上不到一个指头的缺点夸大化，肯定一九五六的年度计划‘冒’了，并且提出一九五七年适当收缩规模的意见。”他还说：对于毛泽东批评的反冒进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在相当时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对于周恩来的这次检讨，没有见到毛泽东表态和评价的有关材料。但是，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两次讲到可能发生的大灾难，一是发生战争，二是党的分裂。历史上有党内分裂，今后会不会有新的分裂，可能有，分裂是新陈代谢。对于毛泽东把问题的严重性讲到这个份上，周恩来自然是心领神会的。

1958年6月9日，周恩来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这时，彭德怀也向中央提出“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常委会讨论他们的请求时，挽留他们继续担任现在的工作职务。会后，邓小平拟定了常委会会议纪要，会议决定：“他们应该继续担任现任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他还将这个会议纪要报送毛泽东。

当时，周恩来处境困难，心情苦闷。但是，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服从中央决定，继续担任总理的工作，忘我地操持繁重的国务。

八、忍辱负重“反冒进的问题，现在也搞清楚了”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的工作报告，对批评反冒进作了结论。1958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指出：“经过整风和批评反冒进，中央也好，地方也好，都很团结。反冒进的问题，现在也搞清楚了，我们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但是，毛泽东在此之后还批评过反冒进。就在八大二次结束后的第三天，毛泽东看到彭真送来的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后，于5月26日给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表扬这篇社论提出“跃进”一词，“其功不在禹下”。信中写道：“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是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来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尖锐地批判彭德怀写给他的那封信时，连带着又批了反冒进。他说：“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由此可见，对反冒进的问题，中共中央虽已作结论，但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并没有就此结束。

回顾和考察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的历史过程，可以得出一点基本认识：冒进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反冒进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反反冒进是错误的。历史已经证明：错误地批评反冒进，违背了集体领导的原则，改变了中共八大确定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错误地批评反冒进，违背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造成强大的政治压力，破坏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错误地批评反冒进，还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助长“左”的指导思想的滋长和蔓延，造成“大跃进”的严重失误，给党和人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历史的教训十分深刻，应当永记不忘。

《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作者：叶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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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陪少奇调研人民内部矛盾

王光美

1998年是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很多人通过各种方式纪念他。我更是难忘和他在一起的时光。这里，我根据1957年陪同少奇到五省调查研究的随行笔记，回顾少奇同志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所作的探索和思考。

1956年，国际上发生了波匈事件，导致这一事件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处理好国内矛盾。或者将矛盾激化，或者被敌人所利用。为此，少奇曾应邀率中共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帮助苏共领导妥为处理。矛盾尖锐复杂，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我国，各种矛盾同样层出不穷，各省不断向中央拍电报，反映群众闹事、工人怠工、学生罢课等诸多问题。为了弄清情况，找出解决的办法，少奇决定对具有普遍代表性的京广沿线各省，进行一次深入的考察。

1957年2月至4月间，少奇到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等省，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先后发表了3篇重要讲话，就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了全新的论述。

记得这次外出，少奇为了不给地方添麻烦，吃、住、办公都在火车上，自带生活用品，每到一站，火车就停在不妨碍运行的叉道上或大工厂的分线上。少奇嘱咐：我们是去工作的，不是给人家找麻烦的，生活上不要向地方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他还就矛盾比较集中的几个部门，针对性地抽调人员，组成调查组，成员有共青团中央的罗毅、张藜群，全国总工会的李修仁，教育部的徐方庭、邢坚，中央办公厅的邓力群、王录、张文健、马尚志和少奇机要秘书刘振德。临行前，少奇同调查组的同志谈话，他说：现在有些地方发生了工人、农民、学生闹事。我们要好好地研究一下他们为什么闹事，如何才能使他们不闹或少闹，对那些闹事群众采取什么政策，如果没有正确的政策，势必发生像波匈事件那样的情况。他讲到：现在地主阶级已经消灭，反革命已基本上肃清，帝国主义也赶走了，因此，和敌人的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突出了，它是主要的了。这一点，我在1951年就强调过。他还说：因为我们是领导党，什么事办不好，群众就怪在我们身上。群众怪我们有两条：一是我们有官僚主义，二是我们的政策有错误。当然，有些情况下可能还有敌我矛盾。少奇要求大家最大限度地深入基层，了解真实情况。

2月18日，我们从北京出发，抵达河北省会保定，在车上，同省委书记林铁和省市的部分领导一起开了会。林铁同志作了全面的汇报，他特别讲了河北省缺粮十分严重。继而省教育厅长汇报了学生升学中出现的问题，升学比例较去年有很大减少。学生和教员的思想极不稳定；工农生产水平差异大，农民有意见等。省工会主席杜存训就工人的情况作了汇报，他提到，一年半的时间里，罢工、请愿的24起，工人中有人说：“共产党怕罢工，一闹就老实。”“匈牙利工人有办法。”“共产党好，就是吃不饱。”等等。针对河北缺粮，少奇要求尽量采取措施保证不出问题，并就林铁同志提出急需粮食的要求，当夜给周恩来同志打了电话，要国务院尽快调拨。为了摸清情况，少奇在清苑县重灾区的东石桥村，和村民座谈，详细了解到全村粮食运输、养鱼、小商贩、养猪户，甚至纳鞋底的收益情况以及救济款的分配。少奇还视察了栾城贾村生产合作社，听取了学校教职员工和学生代表的意见。调查组的同志则分头行动，邓力群同志在满城南马村、东马村了解合作社和乡干部选举情况(6.7％落选)、主要问题和群众的意见。罗毅、徐方庭同志分别去了一中、三中、医学院、教育厅等单位，调查教育系统的情况。

22日，抵达石家庄。少奇在这里主要了解国棉一、二、三、四厂，华兴纺织厂、大兴纱厂、动力厂、机车厂、焦油厂、发电厂、煤矿以及军工所属的修理厂、鞋厂、被服厂、汽车修理厂等企业和师范、中技等一系列学校的情况。石家庄基本建设部的李德仁详细汇报了工人、学生参加的14起闹事，涉及14个单位500多人。铁路专业学校也作了汇报。少奇还听了李修仁、王录、邢坚汇报石家庄老工人的情况、获鹿东营村合作社情况。徐方庭、张黎如汇报师范学院、技工学校以及小学生的情况。

少奇对当地领导同志讲：工人中积累很多问题，学生中的问题也很多，绝大多数是他们的切身利益，也有带政策性的问题，如合作化、工农生活差异、升学等等，国内矛盾集中到人民与领导身上，要让群众提意见，提批评，要放手，对人民闹事阻止、压制是危险的。

26日火车抵达邯郸，地委书记庞均同志作了全面汇报。地区刘专员，邯郸市委书记郝田役，副书记刘琦、刘英，邢台地委书记李吉平等都分别谈了情况，27日，少奇来到峰峰煤矿听取矿领导王丛成、李书斌，矿工会主席王志文、刘俊峰的汇报。然后召开矿区工人座谈会，就工人生活、生产等问题，广泛听取了工人的意见。

28日，我们离开河北到达河南新乡。新乡地委书记耿其昌、市委书记罗毅分别汇报了情况，谈到农村有20～30％的社员怀疑合作社能否办好，有动摇，合作社存在不少问题；干部个人主义思想有发展，特别谈到前不久发生的116厂100多工人闹事，甚至包围前去调解的市委书记，这件事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少奇决定派调查组对此事深入调查。他还找来116厂厂长张一川和工人分别谈话。事情大体是国营工厂按计划招了工人，开工后发现没那么多位置，便要分一部分人去合作社，但未向工人讲清缘由，工人提意见，又采取压服的办法，结果工人就闹起来。少奇指出：“计划大是中央负责，工作还没开始就先召了人，这是没经验，没吃过人多的苦，事情出了又不分清事非，进行压制，这种处理矛盾的办法是错误的，这不是什么反革命事件”。同时，少奇并不认为“我的一句话就能使此案圆满结束”，他和市里的同志们谈话，耐心地讲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复杂性和处理不好的严重后果，开导他们：能勇于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的干部，会赢得人民更大的信任，实事求是作自我批评，不会降低我们的威信，只有认真吸取教训，将来我们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少奇并没有简单地处理这件事，避免了新矛盾的产生，使有关干部解除了顾虑，由他们圆满地为此案平了反，得到了群众的谅解和拥护。

3月1日我们到达郑州，省委书记吴芝圃从北京赶回，他向少奇汇报了毛泽东同志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这篇讲话后经重要补充和修改，于6月2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至7日，少奇和调查组分别听取了河南省委，郑州、洛阳、许昌、信阳等地市领导的汇报，还找来大学校长、工厂厂长谈情况，召开郑州回民中学，郑州五中、三中，郑州师范，许昌一中、二中，许昌师范等院校的师生座谈会，下基层考察，听取意见。

离开河南，我们到达湖北，调查组的同志们走访了许多工厂、农村。3月9日再一次向少奇作了汇报。湖北省、武汉市的同志汇报了湖北的主要问题：工人、学生、农民和干部间的矛盾很突出，各地都有闹事。少奇在3月10日对武汉市的领导宋侃夫、杨清、黎知等同志的谈话中再次讲：对人民内部的问题要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同时亦要教育工人用此办法对付官僚主义。人民如用对抗性办法对付我们，我们亦要先退一步，用非对抗性的办法来处理。自己有错误即承认，以解决矛盾，要是非分明，相信群众，人民是可以了解我们的。

11日，少奇在武昌特别听了省委书记王任重同志汇报的大学教授们提出的意见。省长张平化同志讲工人闹事自1956年以来已经33起，涉及2000余人，并主要集中在武汉市，他们谈得很具体。少奇指出：“群众闹事的原因主要是领导有官僚主义。没有官僚主义，即使群众有过高的要求，一讲就通了..不要把党和人民群众分为两家，对立起来，不能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天下无不是的领导干部，否则群众不服，长此下去，共产党岂不脱离人民，蜕化而被推翻？党、团、工会干部要和工人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他表扬了武汉第5发电厂处理矛盾坚持说服，效果较好。

随后的几天，武汉重型工具机械厂、中南第一基建公司、武汉钢铁厂、武汉冶金建设公司、武昌县、武汉长江大桥建设局等单位的同志先后作了汇报，少奇还参观了武汉大桥和公私合营裕华纱厂。在同厂长、党委书记的谈话中，少奇指出：要真正信任技术人员，发挥他们的特长，使他们有职有权。对他们的工作不要随便干涉，技术上实行总工程师负责制。16日，少奇向省、市委领导作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他着重指出：“人民内部矛盾的非对抗性，具体表现在领导与群众之间，解决的办法是以团结为目的，用小民主的办法及时解决。”特别强调“要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向群众讲真话。国家有困难，要翻底子，事前做好工作群众就不会闹。闹起来后要注意，一要让闹；二不提倡闹；三不可草率处置，不可轻率捕人、开除，关键要分清是非”。他同时还讲了学生升学问题，并指示调查组起草一篇社论。

在与武汉大学、武汉医学院、华中师范学院、华中医学院、华中农学院、湖北教育厅领导和教授以及部分政协民主人士的座谈会上，少奇就教育和党派问题谈了17点意见，如各高校应有独立性和主动性；政协的参议院性质，强调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作用等等。

3月19日，火车到达湖南长沙，至29日止，十几天的时间，少奇夜以继日地工作，听汇报，看材料，找各界人士谈话，亲自到基层走访。记得许多省、市领导都来作过汇报，如省委书记周小舟、谭余保，省长黄克诚、长沙市委书记曹痴、农村工作部长万达、宣传部长唐林、文教部副部长华国锋及徐贵田、文教局黄滨、教育厅长孙景华、财经办主任章柏森、株洲市委书记马壮坤、衡阳地委书记宁生等等。

少奇还于22日与长沙市学生代表、校长及教师代表座谈。24日，少奇在湖南省委扩大会上作重要报告，谈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分配制度，如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上下级关系、基建的赶工怠工、宿舍问题、升学问题、城市建设、手工业的旺季淡季、勤工俭学、干部作风、等级制度等11个问题。

29日我们离开衡阳抵达广东，省委书记陶铸连续两天就全省情况作了汇报，广东省的情况和内陆省略有不同，除普遍存在的教育问题、干部思想问题、工人闹事、农村问题外，工人失业情况严重，还有华侨、港澳和轻重工业矛盾等问题。少奇再次强调“阶级斗争基本消灭以后主要搞经济工作”。在广州，少奇根据调查的情况，修改和审定了《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一文，并致信中办主任杨尚昆，请他将此文报中央审定后发表。信中说：“各地学生和教员以及家长，为了升学问题情绪都十分紧张。在没有听到认真的解释以前，不少学生准备在不能升学时闹起来，在听到这种解释以后，不少的人也觉得下乡种地是有前途的，不丢人的。因此，现在十分需要有这样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在4月8日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并被编入《刘少奇选集》。

4月10日，少奇在广州省、市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专门作了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在报告中他特别讲到这样一件事：“化县的麻风病防治委员会在化县的一个地方盖麻风病院。未盖之前，与群众商量，群众不同意，县政府不管群众是否同意，就硬要在那里盖一所麻风病院。开始盖时，群众就不满意，今年3月下旬，化县县委书记、公安局长同群众谈话，群众还是不同意，他们扣留了群众3个代表，其中有党、团支部书记和一个转业军人，这样群众就更加不满意，有400多人在一个合作社主任的领导下，把麻风病院的房子拆掉，并把干部的衣服也扯烂了。化县公安局的副局长带了8名警察，在现场开枪打死5个人，打伤9个人。这是一种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这种办法好不好？一开头群众不同意在那里盖麻风病院，为什么一定要盖呢？别处就找不到地方？已经进行盖时，群众还是不同意并且派代表来交涉，为什么要把他们的代表扣留起来呢？有什么权力把他们的代表扣留起来呢？公安局长和县委书记是根据哪一条法律？为什么可以把群众的代表党、团支部书记扣留起来？就是我们的干部感到自己有那个权力，你不听我的话，我就可以把你扣押起来。这种态度很不好，是离开我们党的尊重群众、做人民勤务员、为人民服务的作风。因为群众开始就不同意，后来还不同意，你又扣了他们的代表，他们没有办法，为什么不拆房子呢？群众拆房子也不能算什么犯错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才这样做。其实，对于群众要拆房子的问题很容易解决，只要派一个人去，向群众说：你们不愿意在这里盖麻风病院，现在就不在这里做麻风病院了，房子可以做别的用，你们不要拆了，房子留给你们住，他们就会不拆的。群众把干部赶走，扯坏了衣服，可是没有伤人，是没有犯罪的，而我们公安局派去的警察却开枪打死、打伤了群众。所以说，这件事从开头，到中间，到最后的处理，都是错误的，是不妥当的。人民内部的矛盾，本来没有那么紧张，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是可以和平解决的，可以采用小民主的办法解决的。但是，我们却有意把这个矛盾弄成对抗性的，人为地、主观地把非对抗性矛盾转变为对抗性矛盾。”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事例，在基层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少奇很重视，特别作了分析。

在广州，我们遇到的另一件典型事例是内港工人闹事。原因是那里的800多名工人因为工作时间太长，工作班次调得不好，工人太累，加上港内要求工人义务劳动盖集体宿舍，而房子盖好了，却通通分给职员、干部和家属住上了，工人很不满意，于是闹事。对于这件事，少奇讲：“我看这个问题主要也是领导上的问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有些负责人常常把自己看成是管人的，而人家是被我管的，这样的看法就不好，这样处理他们的问题不会去商量，就不会实行民主，是非也就分不清楚，群众就不能服气。因此，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有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连小民主都不允许，就是靠命令行事，人民不准闹，闹了就压。不允许用小民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样的路线是错误的，其结果势必要逼成大民主。另外一种路线，就是跟群众讲道理，把自己看成跟群众一样，群众有问题跟他们讨论，说清楚，群众一时不清楚，要闹事也可以，允许他们开会、写信，允许他们告状、请愿，也允许他们游行，要罢工也可以，不过，我们是不主张罢工的..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分清是非界限，同时，经常有小民主，也就可以避免大民主。”

4月11日，少奇接中央通知返京参与接待伏罗希洛夫，结束了在五省的调研活动，14日抵京。24日，少奇到上海接伏罗希洛夫，看望宋庆龄，并于27日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作《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这篇讲话后来被收入《刘少奇选集》，其内容是少奇长期思考的问题，是五省调研的总结，是少奇在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上的重要贡献。

在近两个月的调研中，少奇不但听取各地干部的汇报，还找来一些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谈话。对于普遍存在的诸如中小学生毕业后的升学问题，工人、农民生活差距问题，工人不满和闹事，副食品供应紧张等问题，深入了解后，逐一进行了分析，提出这些问题形成的原因、性质、危害和解决办法。他反复强调：“现在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当前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地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分配问题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问题上。”他提出了分配制度的改革，在实行按劳分配的同时，不能混淆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分配办法也要有所区别，既反对平均主义，又反对分配不公。同时，少奇还提出改革劳动制度，包括实行劳动合同制、改革干部终身制、改革工资制度，实行计时、计件及奖励工资，对城市住房问题，提出试用职工集资和国家补贴相结合的建房方案。

明确了主要矛盾和它的表现形式，是我们着手解决问题的前提。少奇一路走，一路调查研究，在如何解决矛盾的问题上，少奇进一步讲：“矛盾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抗性的矛盾，另一类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一般来讲人民内部矛盾基本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因此，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能采取处理对抗性矛盾那样的办法，如果采用处理对抗性矛盾那样的办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那是在根本方针上面犯错误。”“我们共产党人不是斗争的嗜好者；我们在主观上没有必要去故意地、人为地使斗争激烈化，使斗争紧张起来。我们采取什么方针和方法来解决矛盾，不是凭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由客观矛盾的性质决定的。只在必要的时候才采取强硬的、压服的办法。凡是可以采用说服、教育、团结的办法解决问题的，我们都是采取说服、教育、团结的办法。我们主张，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用和风细雨的办法，要用小民主的办法。”

少奇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看成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力主用民主的方法解决矛盾，主张扩大民主，从根本上保障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权利。他要干部们在处理矛盾时，不要“利用矛盾的斗争性促进矛盾的冲突与破裂”。他甚至将群众闹事这一矛盾的激化过程，分成几个阶段，逐一指出应该如何处理才不致使矛盾向着消极的方向发展。他反复告诫干部，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一是不要和群众对立起来，要相信群众。二是要分析矛盾双方的是非，不要只看对方不是，看问题全面，人家才会服气。三是不要以力服人，要以理服人，四是千万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少奇还讲到，即使怀疑有敌我矛盾混在其中，也不妨先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去处理，这样不会打击一大片。他讲的既实际又中肯，对各级干部的工作，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指导作用。

回顾少奇的调查过程，学习他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对于今天的经济建设同样具有现实意义。人民内部矛盾将长期存在下去，尽管它的表现形式将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变化，但识别和解决的办法，原则是同样的。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是巩固政权、团结人民、减少内耗、加快经济建设步伐的有力保障，重温少奇的话，更体会其深远的意义，任何时期、任何矛盾的解决都不会是一蹴而就的，不断地学习和探索，将是我们永远的课题。

《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作者：叶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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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大会”上的毛泽东、刘少奇及林彪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曾长期合作亲密共事。然而，在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却被错误地打倒并惨遭迫害，这其中有何历史因缘？我们从毛泽东发动“文革”时，在题为《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文件中，指斥中央有一个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意指该年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因到会者约7000人又称“七千人大会”)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以及江青在“文革”初期所称：“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人们或许能从中寻出刘少奇被错误打倒的缘由之一。

那么，在“七千人大会”上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呢？

一、毛泽东说形势一天天向上了，要继续“跃进”

在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中，国民经济陷入了非常的困境。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由于人们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措施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整个经济状况仍很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七千人大会”来统一思想，克服困难。

当时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过去几年，特别是对“大跃进”以来的成绩和错误的看法，以及对当前经济形势的估计上。由于多年搞“大跃进”和“反右倾”的影响，一部分干部和党员认为，当前把困难看得过重了，他们在等待形势好转后继续大干，再重新“跃进”；一部分干部虽然认为需要调整，但惧怕因此而犯否定“三面红旗”(即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错误，因而犹豫不决；还有一部分干部则在困难面前悲观失望，产生怨气。

毛泽东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呢？

“大跃进”中的错误是严重的，毛泽东对此也有较充分的认识。在1961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曾说，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要受惩罚，要检讨。我现在受处罚，土地瘦了，牲畜瘦了，人瘦了，“三瘦”不是受惩罚是什么!但他仍认为，过去几年，包括“大跃进”三年，总的来说，我们办的好事是基本的，“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所以发生错误，主要原因是缺少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现在把这些缺点错误总结出来，就有可能制定一套合乎实际的正确的具体政策，我们的工作一天天就会走上轨道。1961年9月在庐山开会时，毛泽东在周恩来发言中也曾插话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1961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与邓小平等谈话时又说，去年(1960)、前年(1959)心情不那么愉快，今年(1961)很高兴，因为具体政策都见效了。

对此，刘少奇又是怎样看的呢？

由于刘少奇深入湖南农村进行了44天的调查研究，更多地了解到真实情况，因此对1958年以来的错误另有一番认识。在1961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在分析经济困难时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讲，这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刘少奇在肯定这些缺点错误并不牵涉到“三面红旗”本身后又说：“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即便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时任总书记的邓小平则以他特有的简捷方式明确说，恐怕我们工作上的毛病(包括若干政策)是主要的。

看得出在重大挫折面前，不仅一般干部中有着各种思想认识，中央最高领导层内部也存在不同观点，而类似种种必然要在会议上表现出来。

二、刘少奇主持起草报告，强调缺点讲透

中共中央希望通过召开工作会议，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的思想。由于毛泽东的明确态度，会议报告对经验的总结，就只能在坚持“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

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1961年11月5日，刘少奇宣布由陈伯达牵头，胡绳和吴冷西等参加，担负具体的报告起草工作。第二天，邓小平来到钓鱼台8号楼召集起草报告的会议。他提出报告分为四部分(后改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讲形势和任务，现在农村情况开始好转，工业生产下降已基本控制，因此应该在坚持“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贯彻“八字”方针，争取三年调整好；第二部分是关键，主要讲加强中央的集中领导，克服分散主义，这也是会议的主题；第三部分讲改进党风，贯彻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第四部分讲基本经验教训。

刘少奇审看报告的初稿后，22日专门到钓鱼台找陈伯达、吴冷西等谈话，提出修改意见。刘少奇开门见山地说，报告的起草，还是1959年庐山会议讲的那两句话，一是成绩讲够，二是缺点讲透。他特别强调，过去四年的缺点、错误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开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汗，这才能接受教训；这几年的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要在报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评，否则下面不服。一年来中央逐步改正错误，要求各地、各部门也改正错误，不能自行其是；报告对集中统一还强调不够，没有把分散主义的种种弊端写得触目惊心；关于分散主义要列举表现事实，每个省、每个部都要有例子，一个也不能缺，这种现象太多、太普遍了。

刘少奇还说，对形势的估计不能助长过分乐观的思想，要保留一点，因为目前情况还没有完全摸透，尤其是工业、财贸；“15年超英”的口号是否仍提，要好好考虑..这一点，他讲得很慢，字斟句酌。谈话结束前，刘少奇又嘱咐了一句：“大家不要怕这怕那，要放开手脚写，要敢讲老实话，讲过了头也没有关系，反正是草稿，中央政治局还要讨论，错了政治局负责。”

此后，刘少奇又多次参加报告的修改、讨论，他反复强调要科学分析当前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主要不是天灾，也不是赫鲁晓夫撕毁全部协议和合同，而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这点报告中要讲清楚，使干部群众有信心，只要我们能改正错误，就必定能够克服困难。

经过反复修改，1962年1月初报告写出了第一稿，共三个部分：(一)目前的形势；(二)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三)党的问题。报告在肯定“三面红旗”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正确的前提下，指出这几年我们的“成绩是伟大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而决不是相反。”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具体执行中的问题。缺点错误主要有四条：第一，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第二，人民公社的工作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急于过渡，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第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严重滋长；第四，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引起城镇人口过量增加，造成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前农业生产水平不适应的状况。

为了鼓舞人心，报告还提出了1963年到1972年国民经济发展的设想目标。

按照刘少奇“缺点讲透”的精神，报告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大跃进”几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但也基本体现了毛泽东的意图。

1962年1月7日，刘少奇将报告第一稿呈送毛泽东，准备在毛泽东审阅同意后，再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正式通过，然后向大会报告。

但1月9日晚刘少奇到毛泽东那里开会时，毛泽东却说报告稿很长，还没有看完。但不要等他看完，也不等中央政治局通过，索性现在就发给已经到京参加大会的所有同志，征求意见。理由是“参加会议的有各方面人员，多数接近实际和基层，能够从各个角度提出意见来，能更好地集思广益。”毛泽东的话说得很婉转，实际上表明了他对这个报告并不很满意，最主要的是报告对形势的估计违背了他的基本看法。不过这个意思当时他没有说出来，而是希望通过会议代表说，可是这必然会将两种意见的分歧表面化。

三、代表们议论纷纷，欲言难尽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原来设想为三级(中央、省、地区)干部会。后来毛泽东说，根据最近几年的经验，这种一般规模和开法的工作会议，尚不足以最有效地把中央的精神与要求全面地贯彻到县一级，达到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的目的，他建议扩大为四级(增加县级并包括相当于县级的工矿企业和军队的负责人)干部会，并要求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冠以“扩大的”三个字。于是中央决定这次扩大的会议参加者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省、市(地)、县、重要厂矿的负责干部及解放军的一些负责干部，共7078人，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空前的盛会。

会议从1962年1月11日正式开幕，而后以小组会议的形式分头讨论刘少奇的报告。

讨论最初集中于“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问题。多数代表同意报告的观点，认为分散主义最突出的表现是目前存在许多各自为政的“小天地”。这些“小天地”只顾局部利益，不顾整体利益，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不坚决执行中央的统一政策，不严格执行国家的统一计划。当高指标、“共产风”、瞎指挥等错误被纠正后，这类分散主义就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因此，必须要大力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不少代表还举出分散主义的具体事例。

接下来，代表们对分散主义产生的根源展开了讨论，而分歧也随之表现出来。很多人认为是体制上的原因，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处理不好。他们说，1957年以前，搞一长制，过分强调“条条(中央)”，“块块(地方)”摸也摸不得；1958年，又提倡权力下放，“块块”的领导加强了，但权力下放太多，“条条”失去了作用。但也有人认为，分散主义的根源不在地方，而在中央，是中央这几年工作失误造成的。

湖北省代表在讨论时，对此争论很激烈，他们对过分集中或分散哪个是主要问题，意见不一致。有人说，前几年要办供给制，一下都办，是谁的错？还有人提出疑问，1959年毛主席的六条指示是地方反对，还是庐山会议改掉了？省委的一位负责同志则明确表示，造成分散主义的原因，主要是主观方面也就是党的作风问题。他强调，当前主要矛盾不是分散主义，而是主观主义。几年来发生的问题，是高指标，“左”倾蛮干..计划大，指标高，还能不出分散主义？反对分散主义，不反对主观主义，分散主义也反不了。他的发言在不少小组引起同感，有的代表指出，分散主义源于这几年党内生活不正常，一般党员不敢说真心话，没有人敢于起来向不正确的东西斗争。

很显然，反对分散主义，必须要搞清楚“大跃进”以来缺点错误产生的根源。随着讨论的深入，大家发言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问题提得也越来越尖锐，争论也越来越激烈。有的代表提出，报告对过去几年经验教训的总结不够深刻；而有的代表则针锋相对地说，缺点错误说得太多，将建国以来12年的成绩放在一起，没有专门讲哪些成绩是“大跃进”以来取得的，讲缺点错误却又几乎都是“大跃进”以来的。对于过去几年犯错误的原因，有代表认为是由于没有经验；而有的代表表示“不能把一切缺点错误归结到没有经验”，光强调经验不足“不能服人”。更有代表称，这几年错误的关键在于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斗争，几年来总讲右是主要危险，大家“谈右色变”，总以反右考虑问题，讨论工作，难免脱离实际..

讨论中谈到“三面红旗”问题，大多数代表肯定了报告的提法，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的产物，具有科学的根据。特别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逐步地规定了一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如“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等之后，不仅巩固了人民公社，也促进了总路线无限生命力的发挥。但也有代表提出不同意见，称“三面红旗”抽象地说是正确的，到了具体问题就不好说了。比如这几年“大跃进”了，为什么却出现粮食、市场紧张？现在工业调整，农业恢复，能不能说还在继续跃进？有的代表则说“大跃进”、人民公社虽然有问题，不完全符合国内需要，可是为了反对修正主义，必须争一口气，把“三面红旗”高高举起..这实际上已经触及到思想路线方面的问题。难怪乎有的代表说，这次大会把“三面红旗”讲清楚，就算开好会了。

这些争论，从表面上看是代表们对报告的主旨有不同的意见，实质上是会前人们思想上分歧的充分展现，而这也恰恰从另一个方面实现了毛泽东“集思广益”的“先见”。

四、毛泽东提议成立起草委员会，重新审定报告

代表们如此畅所欲言，确实有些出乎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意料。为此，毛泽东提议成立新的报告起草委员会，对报告作进一步修改。毛泽东说，看来，这个稿子有些不是文字问题，而是原则问题。草稿中不好的都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他强调，委员会内充分讨论，有意见都可以提，贯彻“三不主义”——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但问题决定之后就要遵守。起草委员会实行这个原则，大会也实行这个原则。起草委员会一面在内部对报告进行充分的讨论，一面吸收大会的讨论意见，加以修改。

看得出，毛泽东这次是下决心要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把意见都提出来。但前提还在，修改报告过程并不轻松，既要把大家提出的问题都解释清楚，又不能违背“三面红旗”的宗旨，既要对几年来的经验教训进行认真的总结，又要统一思想。

起草委员会以刘少奇牵头，由21人组成，包括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柯庆施、宋任穷、乌兰夫、陶铸、刘澜涛、李井泉、王任重。他们都是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大员”，对问题的认识有高度、深度，说话也有分量。

起草委员会的讨论是从1月17日开始，刘少奇在介绍了毛泽东对修改报告的意见后说，现在我们首先要讨论的问题就是第一个本子是基本上可以还是不可以？反分散主义是不是主要问题？国内形势要不要重新估计？任

务要不要重新提？也就是基本上推翻不推翻的问题。

参加会议的各位领导，都亲身经历了“大跃进”，对现实的问题认识得也比较清楚，因此绝大多数人觉得文件写得合乎情况，表示赞成，不应该推翻。对于大会集中讨论的“反对分散主义”问题，起草委员会内部虽有争论，但多数同志仍认为这是当前的主要矛盾，报告所阐明的观点是正确的。连一向不轻易表达自己意见的陈云也态度鲜明地说，这个报告对成绩和缺点讲得是适当的，抓分散主义抓在了点子上，符合毛主席定的“要开一个鼓劲的大会”的调子，也符合当前人们的思想状况，是鼓得起劲的。他还说，现在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分散主义，上下都有，如果不反，当前的许多问题无法解决..最后刘少奇在作总结时说，马克思主义讲时间、地点、条件，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主要矛盾。在中央已经提出一系列调整方针、政策之后，关键就在于各级党委贯彻执行，不容许各行其是。目前贯彻全面调整方针的最大障碍是分散主义，必须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

对报告基本精神的几乎一致的肯定，表明了当时人们从上到下的一种共识——统一思想，集中力量搞好调整工作，渡过难关。但接下来的讨论就不那么轻松了。

在谈到指标问题时，起草委员会内部出现了争论。按理说，经过几年的片面追求高指标教训，大家应有较深刻的认识，但华东局及上海市主要负责人柯庆施在讨论时却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要不要？15年赶上英国还要不要？指标还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用什么方法鼓干劲？粮食总产量定为6000亿斤不行，5000亿斤总还是可以的，否则就越看越没有劲。对此刘少奇毫不客气地批评有人以为指标高就有干劲，这种干劲靠不住。现在的许多积极性是通过解散公共食堂、实行农业六十条、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调动起来的，不是高指标调动起来的。陈云也中肯地说，我们要和帝、修、反争气，但争的方法不在数字，而是在按比例、配套，踏踏实实前进，只追求数字靠不住。

经过讨论，对原报告提出的一些指标进行了修改，去掉了15年赶英国的提法及不切实际的粮食亩产指标，粮食、棉花、钢铁、煤炭四大总产指标在原基础上调低了5％左右。

在讨论这几年缺点错误的责任时，起草委员会内也出现了一场小小的风波。

起因是1月18日，彭真在发言时称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这时邓小平插言引用了毛主席的这样一段话，即毛主席所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彭真又接着说，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负面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

而1月19日会议一开始，陈伯达就抢着发言，称彭真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彭真不得不解释自己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很显然，彭真的意见是对的。后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都在这次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充分体现了党的领袖的广阔胸怀。受其影响，在会议的第二阶段，各省委、中央部门和国家机关的领导也都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这对于统一思想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修改后的报告表示，这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当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其次要负责的是省一级领导机关”。在讲到缺点和错误产生的原因时报告指出：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

对于非常敏感的“三面红旗”，起草委员会也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刘少奇一开始就称，比较难说的是“三面红旗”，但难说也要说。陈云指出，有些问题只能原则上肯定，有些人认为不具体，还有怀疑，我说公开讲，过几年再说，如人民公社，有怀疑的人允许他怀疑几年。邓小平表态，人民公社如果经过试点会更好，既然早产了就应当好好地爱护它，对“早产的孩子”有四种态度：一是不要，这是右派；二是对对付付，不认真；三是拔苗助长，多给猪肉吃，多运动。这三种态度都不对。主席的态度是重视爱护它，想办法解决问题。四种态度跟哪一种走？当然是跟主席走，一定有希望。刘少奇基本上也持这种观点，认为人民公社还是有一点儿“一大二公”，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一点儿。问题是已经办起来了，还是应该逐步把它办好了。周恩来则建议报告要多说几句有关人民公社的优越性。

对于“大跃进”，会上人们提出的疑问最多。邓小平认为大家的想法都有道理，可是不提跃进，“三面红旗”就少了一面。刘少奇接着说，“三面红旗”少了一面不好，还是要提跃进。产量下来了，品种齐全了，质量提高了，还是跃进。今后几年内我们要在品种、质量、技术方面来个跃进。

起草委员会经过讨论，并参照了大会代表的部分意见，最后将“书面报告”中“三面红旗”是“站得住的”，改为是“正确的”，基本肯定了“三面红旗”。

此外，起草委员会还对犯错误的原因、庐山会议的影响进行了讨论。

按照计划。起草委员会讨论应在21日结束，但由于涉及的问题很多，一直延续到24日才拿出修改稿来。修改稿保持了原报告的框架，三个部分没有变，但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第一部分“目前形势和任务”修改后，突出地讲了“大跃进”以来的成绩，总结的成绩是十二条，缺点错误四条，并增加了基本经验教训十六条。教训的重点讲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应该注意的问题，同时加写了“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这一关键句子。第二部分，根据大会的反映和30日下午毛泽东关于加强民主集中制的讲话精神，修改报告在反对分散主义前面加写了加强民主集中制的内容，将第二个问题“关于集中统一”，改题为“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报告将发扬民主与反对分散主义统一起来，在各级干部中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

在整个讨论过程中，虽然出现了一些争论，但由于起草委员会领导们的大局观和战略眼光，问题基本得到了较为圆满的解决，在当时“身在庐山中”的情况下，这些认识应该说是达到了相当高的理论水平。另外从一定意义上说，修改后的报告也更符合毛泽东的意图。因此24日毛泽东看过报告后，立即找到刘少奇、邓小平谈话，表示“赞成这个方向”。

25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修改后的报告。

五、刘少奇实事求是，提出两个“三七开”

尽管修改后的报告稿对几年来的经验教训作了深入的分析，但中央认为仍有必要对报告作进一步的说明。所以在1月27日大会全体会议上，刘少奇并没有宣读这个报告，而是把它作为“书面报告”提交大会讨论，他只在全体大会上作了口头报告。

这个口头报告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月26日晚，刘少奇花了一个通宵草拟了提纲，并在大会开始前经过毛泽东和其他常委传阅同意的。讲话长达两个多小时(毛泽东在其中做了若干插话)，刘少奇从实际出发，顺应民意，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和看法。其主要内容有：

一、对当前经济困难进行了更切合实际的估计。讲话指出，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表现在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1959、1960、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减产了，减产数量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少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也难于上升..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前，我们原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我想要实事求是承认事实就是这样..很显然，刘少奇的这种估计，对于大家认清形势是有极大帮助的。

二、指出困难形势产生的原因。刘少奇在讲话中分析：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这里，刘少奇再次肯定了湖南农民的说法，认为造成困难的原因主要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对打消广大干部的思想顾虑，认真总结经验是极为有利的。

三、全面分析近几年来的成绩和缺点。刘少奇在讲话中说，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些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此处，毛泽东插话，这种地区也不少)，在那些地区虽然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只是三个指头..这种分析在当时来说是能够令大多数代表所接受的。因为当时经济形势很严峻，若再套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很难说得过去。无疑，这对于广大干部冷静地思考这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是大有益处的。

四、对“三面红旗”提出总的看法。刘少奇说，“三面红旗”是一次试验，是否正确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经过五年、十年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进一步作出结论..很明显，这一观点比“书面报告”和刘少奇在起草委员会上的讲话都进了一步，在当时的情况下，能作出如此透彻的分析，不仅表现出巨大的勇气，也透射出高超的智慧，给人以震聋发聩的感觉。

与“书面报告”相比，刘少奇的口头报告从实际出发，把许多问题讲得更清楚了，解开了人们思想的很多疙瘩，使大家感到心情舒畅，在绝大多数与会者心中引起共鸣。其中大家印象最深的，是口头报告中关于经济形势及错误产生原因的两个“三七开”。然而正是这些话，正是这个口头报告，使刘少奇和毛泽东之间产生了真正的分歧。

上面这些话，今天看起来是很平常，即使从当时来看，也没有超出刘少奇在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范围，更没有超出按照毛泽东指示起草和修改的“书面报告”的范围。那些最刺耳的“天灾”、“人祸”的话毛泽东也曾说过，只不过毛泽东认为“人祸”更多地是由于没有经验造成的罢了。

对于“三面红旗”的解释，刘少奇更是煞费苦心。在当时的情况下，与会代表对“三面红旗”有疑问，不解释不行，但不能也无法作更清楚的解释，因此刘少奇称对“三面红旗”要不断地进行总结，甚至要总结十年。这充分体现了刘少奇的良苦用心，也反映了他的一种深深的矛盾心情。

我们如回溯一下经济困难时期以来刘少奇的讲话，对他的这种苦心和矛盾心情就体会更深了。

从1959年庐山会议时起，人们对“三面红旗”的正确与否，就怀疑颇多。刘少奇从会前、会中到会后，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的正确进行了解说。

1959年8月24日，刘少奇在第17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正确的领导跟实际都是有出入的。不过那个出入总是离这个线上下不远，有时搞得高一点，有时搞得低一点。这个应该是常事。我们的错误同路线错误不同。方针错了，那是偏，偏，偏..一直偏下去，那就叫路线错误，是不容易纠正的。

1959年9月9日，刘少奇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有右倾思想的人认为，中央领导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表现一“左”一“右”，不“左”即“右”，或者说太偏了，因此他们要求中央不“左”不“右”，绝对正确。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这样的领导呢？是没有的。不发生一点偏差的群众运动，也是没有的。假如马克思、列宁生在中国，我想他们领导中国革命也不过如此。因为没有见过他们，所以就神化了。从毛泽东同志领导以来，我们党中央的领导是不是最正确的领导、最好的领导呢？我想是的。对于这样的领导，应该是满足了，不要再有要求了。有一个时期“左”一下，有一个时期“右”一下，是必要的。毛主席说过，矫枉过正，不偏就纠正不过来。有的时候我们也难免犯一点错误，但是一发现就纠正了，这是正常的，难免的，这与“左”倾路线和“右”倾路线错误完全不同。所以，一个时候的、范围不大的一“左”一“右”的领导，就是正确的领导。

在这次“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更是反复重申“不是路线错误，是执行总路线的具体政策、具体工作中犯了错误”的话。

作为中共中央主持第一线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刘少奇一方面认为必须要正确认识问题，迅速纠正错误。另一方面他又要处处努力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威信，维护毛泽东提出并经过中共中央通过了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十分明显，刘少奇对毛泽东是尊重的，是维护的。

但对刘少奇的这种维护，毛泽东并未有所领会，留在长期记忆中的却是刘少奇讲话中一些他所不满意的话。事隔多年之后的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谈话时就曾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当然，这是后话了。

会议原定在刘少奇作完报告后，于1月30日或31日结束，代表们于31日晚即可离京回各地过春节。可是到29日下午，许多代表反映，话还没有说完，还弊着一肚子气。于是，毛泽东在和政治局常委商量后，决定延长会期，号召大家发扬民主，“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对此，广大与会者都表示热烈欢迎，群情高昂。

毛泽东提议当晚，各中央局即迅速部署如何开好“出气会”。1月30日上午，各省召开动员会，要大家打消顾虑，趁热打铁，把“气”出完，重点是对省委的工作提出批评。晚上，毛泽东又在各中央局书记会上，对如何开好“出气会”作了指示。

为了让大家充分“出气”，30日上午，毛泽东亲临大会作了重要讲话，特别谈到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毛泽东说，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法。在没有认识必然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有盲目性的。中国的民主革命经历了24年后才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现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必须要经过一个很长的过程，要翻过筋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才能比较主动、比较自由。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缺乏经验。毛泽东诚恳地承认，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这些讲话表明，经过“大跃进”和随后三年困难的挫折，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已经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他从认识论角度为“大跃进”中犯错误、缺乏经验所作的一种开脱。

实际上，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是为了论证“三面红旗”的正确性作铺垫的，因为他始终坚持“三面红旗”是正确的。1960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曾说过：“前八年照抄外国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找到了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花费了大量篇幅对“三面红旗”进行论证。他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头八年内，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方法，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做得好。但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因此从1958年起，我们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后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形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对于“三面红旗”，毛泽东并非仅仅从理论上论证其正确性，他也有自己的事实根据。他曾亲自询问过一些地方干部，大家都说在中央的一些具体的政策制定执行后，形势一天比一天好。他还让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下乡作过调查，林克后来在接受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专家张素华采访时曾说：“我们是1961年初下去的，当时到了农村，就像鬼子进村扫荡了一样。仅半年时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农民吃得饱了，又开始打院墙了。我们下去的时候，猪肉五六元一斤，回来时不到一元钱一斤。半年间情况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当然那时整个经济状况还没有彻底恢复，但的确是好转了。我看毛主席的看法是有他的根据、他的估计、他的分析的，是有点来源的，是作了点调查的。”所以，毛泽东对于“三面红旗”的态度是不容置疑的，更不许否定。他曾在一份材料上批示：“将来我拟写文章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而刘少奇在口头讲话中对“三面红旗”产生怀疑，或者说支持得不够坚定，毛泽东是不能容忍的，他认为这是根本的思想路线问题。

毛泽东讲话的第二部分是关于民主集中制。这里，他以其渊博的知识、独有的幽默，着重批评了有些领导干部不讲民主的做法，阐述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毛泽东还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要求大家充分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这对于大家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当然，毛泽东重点是批评某些省委干部作风不民主，而对于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的作风不民主却大而化之，没有作更多的追究。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一部分中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是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按照毛泽东的观点，社会主义经济要通过“三面红旗”来确立，而反对“三面红旗”。社会主义经济如何来建立呢？这实际上是对刘少奇口头讲话的直接反击。再联想到随后八届十中全会开展对“单干风”、“黑暗风”和“翻案风”的批判，是不是可以对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有更深的理解呢？

毛泽东还讲道：“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从原则上讲，这些话无可厚非，但放在这里，似乎就有点儿耐人寻味了，只是当时人们并没有太多地注意。

这些讲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态度，反映了他思想上的“左”的倾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因为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产生分歧的实质并不是个人的恩怨，而是关于中国如何选择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

在我党历史上，从遵义会议开始，毛泽东逐步确立了在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刘少奇成为了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过程中，可以说，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分歧，或者说分歧并没有公开化。而这次在“七千人大会”上，彼此间的分歧是真正产生了，并且对随后双方个人的命运乃至国家的命运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毛泽东和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在历史上所产生的重要作用不能否定，他们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至今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六、林彪独具匠心，认为犯错误是“付学费”

行文至此，似乎应该结束了。但这里不能不交待一下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于1月29日下午在大会上作的一次发言，该发言对于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林彪发言的主题虽是军事工作，但其“精华”是在开始部分以“党的工作”为题所谈的对“三面红旗”的看法。林彪首先肯定：“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的。所谓大跃进，是从比较来说的。我们不能以一种主观的过高的指标来衡量我们是不是大跃进，而是要根据现实的可能，同我国的历史状况来比，同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来比。从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来看，即使目前这几年的指标低一点，但作为整个历史阶段来看，我们还是大跃进，这一条是无疑的。”这一观点真是新颖别致!

在谈到缺点错误时，他又独具匠心地提出了“付学费”的说法：“我们这几年在物质方面有所减少，这种减少，就像学生们上学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孩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大学毕业，十七八年的时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地，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付出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付了学费，学到了本事，本事就能够转化为物质，不是转化为原来所消耗的那个相等的物质，而是几倍、几十倍、几百倍增加了的物质。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又是一番非同一般的高论。

然而，最具特色的则是林彪的这样一段话：“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我感觉到，我们的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当然，‘右’的思想也是有的，党内、党外都是有的。无论‘左’的、‘右’的，都是不符合实际的，都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的东西，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毛主席思想。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这同我们某些同志只有一股猛劲不同，也和我们某些同志处处不振作、没有什么大的打算不同。我看，我们世界观的最主要的一个部分，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唯物主义，就是尊重事实，就是从实际出发，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按条件办事，按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办事，就是不是单凭愿望，而且要估计事情的结果，不仅仅根据需要，而且根据可能。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这样，我们党才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从小的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加好起来，更加强起来。”

把这个“三种思想”说与刘少奇的一“左”一“右”之说相对照，的确是颇令人回味的。不可否认，对于“大跃进”以来的错误，确实不能让毛泽东一人承担。邓小平在1980年4月就曾说过，“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邓小平讲这话是比较客观的。但问题是在如此公开的场合下，在大多数人都在对错误进行反思时，林彪的独具匠心的讲话就不能不说是别有所图

了。林彪故意制造个人崇拜，讨取毛泽东的欢心，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他把造成困难的原因，归咎于是将毛泽东正确的东西拉到了“左”边去，产生了错误，把毛泽东历史上起过的重大作用加以神化，说成一贯正确而且永远是正确的，并结论说凡是出了问题，就是错误思想对毛泽东正确思想干扰的结果，这就不能不说是别有用心了。

毛泽东显然对林彪的讲话是非常满意的。会后，毛泽东对总参谋长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罗瑞卿回答：“我作不出来。”3月20日，毛泽东又就修改林彪的讲话写信给田家英、罗瑞卿称：“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直到1965年11月底，在批判罗瑞卿的上海会议召开前十天，毛泽东还对即将前往苏州看望林彪的罗瑞卿说：“去看看好，要他好好养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作三个钟头的报告。”毛泽东将这话重复了好几遍，可见该讲话留给毛泽东的印象之深。

如果说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就已经准备要“打倒”刘少奇了，这肯定是不确切的。但毫无疑问，自此毛泽东对刘少奇产生了深深的不满，他们之间产生了真正的分歧。而在从“不满”到“打倒”刘少奇的过程中，林彪的那次讲话的作用至为明显。“文化大革命”发动后，江青曾在一篇讲话中称毛泽东对“七千人大会”“心里憋着一肚子气哩”，只是对林彪的讲话“内心是感激的”，也许，这可以为“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作一个注脚。在随后的日子里，林彪的升迁和刘少奇地位的下降乃至被罢黜几乎是同步，也就并非偶然了。

《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作者：叶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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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的一件个案

汪子嵩

1959年庐山会议上，由于彭老总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原定是一次“反左”的会突然变为“反右”，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定为“反党集团”，随即在全国掀起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右倾”运动。据官方统计，在这次运动中被批判和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和干部在全国有三百几十万人，这个数字是1957年所划“右派分子”的六倍。不过在“反右”时许多右派的“反动言行”以及对他们的批判都是在报纸上大张旗鼓地刊登的，这次“反右倾”却有点暗箱操作的味道，不公开发表(大概因为其中都是“反对三面红旗”的言行)，往往只有同单位工作的人才知道某人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至于他们有什么“反对三面红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那就只有当时参加批斗会的人才能知道。

由于这场运动延续时间不长，很快出现饿死千百万人的三年困难时期，在“七千人大会”上承认“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证明原来提出的批评意见是对的，在1962年初便不得不为受到批判的干部甄别平反。因此，在这场运动中无论是挨整的还是整人的，后来对这段经历往往不愿提及。李锐同志发表了《庐山会议实录》和《大跃进亲历记》，使我们看到了当时上层领导的各种表现，给我们提供了对这场运动以至对我们的政治生活的深刻反思。我想：以我当时亲身见闻、亲身遭遇的事情，介绍一点当时基层干部是怎样参加这场运动、怎样表现的，大概也不是毫无意义的。

一、指导调杳工作组的思想

1958年秋，正当“三面红旗”——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轰轰烈烈开展的时候，由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校党委组织的“人民公社调查组”成立，决定到河南、河北两省三个先进县的人民公社进行调查。调查组成员由两校的法律、经济财贸和哲学、政治等系中抽调部分教师和学生组成。当时我在北大哲学系工作，1958年暑期开始，哲学系师生在北京大兴县黄村“开门办学”，我报名参加了调查组。

调查组出发之前，由两校党委召开大会，两校的党委书记胡锡奎、陆平出席，由负责指导调查组工作的人大原副校长、刚调任北大副校长的邹鲁风同志讲话。他主要说明：当前人民公社的建立，给社会科学尤其是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等各方面都提出许多新的问题，需要进行研究。这次调查组下去，就是要在实际工作中探讨这些问题。他提了许多新问题，我现在记得他着重讲的是有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是否可以消灭的问题。我对政治经济学没有研究，对当时经济学界的理论争论也没有很好注意，所以对他的讲话并没有真正理解。现在经过40多年，当年的是非功过，可以说已经清楚了。我引用薄一波同志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书中的论述说明：

——“轻率地发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们党在50年代后期工作中的又一个重大失误。”

——“1958年8月6日毛主席到过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在公社办公室门口，看到公社牌子，点点头说：‘人民公社名字好’..报纸发表消息后，全国迅速掀起了办人民公社的热潮..8月17日在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谈了对有关人民公社问题的看法：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吃饭不要钱..人民公社的建立，标志着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进一步破坏。”

——“9月初，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回到上海后，将毛主席的见解告诉了当时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张立即写了一篇题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文章..文章不承认社会主义阶段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而主张立即加以破除。文章否定建国后改供给制为薪金制的必要性，认为这个改革‘保护了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打击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张文原载上海《解放》第6期。根据毛主席指示，《人民日报》在10月13日全文转载。毛主席代《人民日报》写的编者按语指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

薄一波还分析了毛泽东为什么看中了人民公社模式的原因，认为其中“可能还有毛主席在青少年时代曾经受过的某些政治思想的影响问题。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为了拯救中国，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博览群书，曾接受过多种政治学说的影响，包括日本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新青年》等杂志常有介绍)和康有为的《大同书》的影响。”

当然，这样深入的探讨，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人们连想也不敢想的。张春桥文章的发表，我是在1964年调到《人民日报》理论部工作后，听老同志说，才知道当年张春桥奉命来报社修改文章的情况。他的文章发表后，许多闻风紧跟的文章纷纷表示赞同，但是也有些经济学家却坚决地站出来反对，孙冶方同志是主要的代表。在社会主义阶段，是不是应该和可以取消资产阶级法权是当时那场理论争辩的核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只有经过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阶段，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民觉悟极大提高，才能进入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如果现在就要取消资产阶级法权，取消薪金制，甚至取消商品和货币，那便是要跨越商品生产、按劳分配，直接进入共产主义，这是可能的吗？因此，有关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现在是否还起作用的问题，便成为重要的理论问题。

这大约就是邹鲁风同志当时的思想，也是他用来指导调查组工作的思想。在调查组成员中，也许有些同志已经有比较系统的认识，我们大多数人却只是在以后的实践中逐渐有所体会的。

二、我个人是如何逐渐认识“三面红旗”的

我想比较具体地谈谈我个人是如何逐渐认识“三面红旗”的。

事情得从1957年的“反右”开始讲起。在这次运动中，北京大学可以说是一个重灾区。1957年4月，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一次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号召群众帮助党整风，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党员干部则要耐心听取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当时的党委书记兼第一副校长江隆基同志严格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动员群众向党员干部提意见，要求党员干部必须耐心听取意见。由于江隆基同志认真执行中央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注意尊重教授和爱护学生；各级干部又大多是由北大自身培养出来的，外面调来的不多，校内党群矛盾不十分尖锐；教授们历经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反胡适反胡风等运动，发言比较谨慎，所以在大小各种鸣放会上，群众提出的大多是关于各级干部平时的工作作风问题。江隆基同志又注意“边整边改”，在鸣放进行一个段落后，他便代表党委在全校群众大会上就群众提出的重要意见作了诚恳的检讨。因为有人对他所住的燕南园宿舍提出意见，他在大会上宣布他立即搬出，将该宿舍让给冯友兰教授居住，很快就执行了。

正当我们想拆掉阻隔党群关系的墙，搞好关系的时候，风云突变，一场“反击右派进攻”的狂风暴雨降临了。在划定右派分子的问题上，江隆基同志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分清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反对扩大化。所以当时在北大教授中，被打成右派的不多，有几位也多是在校外参加鸣放被定为右派的。这种情况却引起上级领导的不满，他们认为北大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池深王八多!”)，怎么在教授中只打出这么几个右

派？认定是江隆基同志“右倾”，立即派来一位新的党委书记。他到校后先在党委内部批判，随即召开党员大会宣布撤销江隆基同志的职务。北京大学又重新掀起一场猛烈的反右运动，被打为“右派”的人数和比率迅速扩大。缺乏社会经验的青年学生仅仅因为说错一句话，也被补划为“右派”，全校“右派”竟达七八百人。几十年后重见其中一些学生，他们的大好年华已经在坎坷的生活中消逝掉了。

我自己当时是北大党委委员，行政上是哲学系副主任和辩证唯物主义教研室主任，在大、小鸣放会上是主持人或旁听者，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对有些尖锐的批评，心里还感到有点委曲。但在讨论教研室几位年轻教师是否划为“右派”时，我发表意见，认为他们只是对我们这些干部提出批评，并没有反对党的方针政策，怎么能划为“右派”呢？最后在宣布将他们定为“右派”的支部会上，便要我检讨自己的右倾思想。

1958年底，我被指定参加第一批干部下乡劳动锻炼。在北京门头沟区斋堂清水，虽然是第一次参加农业劳动，学习得比较艰苦，但离开了斗争环境，心情是轻松的。可是刚下去两个多月，又要我回校参加“红专辩论”。“红”就是政治，“专”是指业务；在二者的关系中，政治是“虚”，业务是“实”，但政治是精神，是灵魂，是统帅，必须是以虚带实，红统帅专，政治统帅业务；如果不由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由资产阶级政治挂帅，便是“白专道路”。这次运动的重点便是批判我们这类走白专道路的人，主要是各系多少学了一点业务却被认为是不尊重党委领导的人，说我们是“以党内专家自居，瞧不起党的干部”。平时各系党、政干部在工作中出现的一些意见分歧，多被上纲成为批判内容。

1956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向科学进军，要发挥专家教授作用时，我曾提出过一些设想，比如我认为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单学习抽象原理是不够的，学生应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一门其他科学，如社会科学的经济、历史或自然科学的数学、物理、生物等，学习它的一些基础课程，和哲学结合起来，才有具体内容。这便成为“只专不红”的典型了。当时的北大哲学系是1952年院系调整时将全国各大学原有的哲学系教授集中起来进行学习改造，其中许多是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逻辑学的知名学者，我们长期不知如何发挥他们的专长。在讨论哲学系发展规划时，我提出：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面，我们的力量无论如何总不如中央党校和中国人民大学，是不是可以考虑将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逻辑学定为北大哲学系发展的重点。现在将这条意见揭发出来，便成为“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铁证。揭发批判我的大字报贴满了哲学楼，我几次在全系大会上检讨自己的资产阶级白专道路。

这次红专辩论是发动总路线和大跃进的序幕。从1958年初南宁会议开始批评“反冒进”，很快形成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只要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便没有办不成的事情。“一天等于二十年”，“十五年内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小麦亩产成百上千斤地上升，“粮食多了怎么办？”；哲学系也开了轰轰烈烈的“跃进会”，一位老教授表态，他保证一天写五千字，一年完成几十万字的中国哲学巨著；一批刚学哲学的学生宣称，青年人要赶上老年人，他们要在两年内完成真正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哲学史。

那时候，中宣部在沙滩原北大孑民纪念堂定期开会，给理论界吹风，我也参加了。会上讨论比较自由，对当时小麦亩产几千斤有些议论。记得有一次传达一位著名科学家发表文章论证：按照太阳散发的能量，每亩地亩产万斤粮食是完全可能的。在回学校的车上，党委书记和我们一起议论：如果将一万斤粮食平铺在一亩大的室内地面上，将有多厚？

那年暑假，哲学系奉命全系下放到北京大兴黄庄芦城乡，实行开门办学。当年农村正是一派丰收景象，那里是有名的京西稻米产区，下去时正好参加割稻劳动，虽然很辛苦，但感到丰收的喜悦。大家还热情地参加当时号召的人人做诗比赛。报纸经常介绍大跃进增产经验，说土地要深翻三尺，我们十几个人在地里用铁锨翻了半天，才挖了一道不到两米长的深沟；还到处打狗，说将死狗埋在田里是最好的肥料。不久便听说要建立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农民的土地和地里的收获全部收为公有，对农民生活实行供给，办公共食堂吃大锅饭，并在许多方面实行包干。哲学系师生可以在公共食堂里和农民一起吃大米饭和白面馒头，过中秋节还放开肚子吃炸油饼。我看到刚从地里收到的花生堆在路边，问生产队长为什么不收到仓库去，他说“横竖是大家的，摆在哪里都一样”。晚上经常下地鏖战，干一会儿回来，已经煮好一大锅花生供大家畅吃。

那时，我的思想上有个负担：领导上交代哲学系下乡的任务是开门办学，一面劳动一面教学，现在劳动安排好了，如何进行教学呢？有一天，北京市委一些领导来哲学系视察工作，我向他们汇报时提到这个问题。一位同志狠狠地批评我，她说：“下乡向农民学习劳动，就是最好的学习。”我想：我的“白专思想”大概是改不掉了，感到蹩气。正好听说成立两校人民公社调查组，便积极报名参加。

我是在这样复杂的心情中参加调查组工作的。

三、调查组的工作

负责指导调查组工作的邹鲁风同志和河南、河北两省省委书记商量，确定我们去河南的信阳和鲁山、河北的藁城等三个先进县进行调查。因此将调查组成员分为三个大组，每组设大组长一人，副组长二人，由两校系级干部担任。在这九人中，人民大学六人，北大三人，人大有几位同志的名字现在我已经记不全了。信阳的大组长是人大一位同志，北大的马列主义教研室总支副书记王向立同志和另一位人大的同志任副组长；鲁山的大组长是北大法律系总支书记马振明同志，两位人大的同志任副组长；藁城的大组长是人大法律系总支书记韩铭立同志，人大财政系主任方晓丘同志和我任副组长。每个大组有组员约50人，均是两校各系青年教师和高年级学生。

在调查组全体出发以前，韩铭立同志和我先去藁城联系和安排工作。那里地处京汉路石家庄市西边的河北省中部大平原，滹沱河穿过其中，这片肥沃的土地是河北省主要的小麦和棉花产地。藁城当年小麦亩产据报已高达两三千斤，是河北省著名的先进县。我们先参观了“大跃进成绩展览馆”，里面陈列了各种高产数字、表格和各种产品实物，看了实在令人鼓舞。但是我们看到展览中有一张照片：中间是一个硕大无比的白薯，旁边倚着一张梯子，一个人站在梯子上还不到这个白薯的一半高。我不由得感到惊奇，便问真有这么大的白薯吗？陪同我们的人笑着说：这是照相馆拼起来的。我们在心里打了问号。韩铭立同志是富有实践经验、参加过多次运动的老干部，他以后再三交代调查组员：我们的调查工作必须实事求是，但在对县委干部接触时，说话必须十分谨慎小心。

我们选择了藁城县的两个先进公社——城关公社和滹沱河边的兴安公社作为调查点，将全组成员分为两组，分别对农业产量、农民收人、农民生活、财贸情况以及政法工作等方面进行调查。调查工作开始不久，我们便听到队员们反映的最普遍突出的情况是：当队员问农民亩产多少斤时，农民回答说：“你要我说虚的还是实的？如果说虚的，我说亩产两千斤；如果说实的，我说亩产两百斤。”(农民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具体化为“虚”与“实”的关系了。)随着队员和农民关系日益密切，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也日益深入。拿粮食情况说，这里本来是小麦丰产区，每年小麦收割后，农民总可以吃一段时间的白面馒头，家里还可以储存一些小麦白面，供逢年过节享用。但今年成立公社吃公共食堂，所有收入的小麦全部归公社所有，农民只享有免费在食堂吃饭的权利，却失去了可供自己自由支配的小麦粮食。又因为今年小麦上报的产量高出往年许多倍，往上、往外调出的数量也增加了许多倍，因此小麦收割后不久，食堂里就已经吃不到白面，只能吃用高粱杂粮做的饼子了。

我还记得，早在1953年宣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即“一化、三改”——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中宣部组织大学政治课教师去农村参观学习，我和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徐琳同志一起到江苏扬州，那是我解放后第一次去农村生活，我们参加了村干部的工作会议，可以说是完全出于我们意外的是：村干部根本不是讨论如何向农民宣传合作化的重大意义，而是在对当地农户一家一家地计算：他家当年收获了多少粮食，已经交了多少公粮，被统购了多少，家里应该还存有多少，可以动员他再交售多少余粮。像我这样没有接触过实际的书呆子，不能理解当时干部的困难，只能心存疑惑。现在看到：干部不必再那么斤斤计数了，因为收到的粮食全部为国家所有，要调拨多少便可以调拨多少，农民已经不是这些产品的主人。原来几千年来，农民一直认为是自己“命根子”的土地和粮食产品，已经完全不归他们所有，农民已经变成单纯的雇佣劳动者，成为“无产阶级”了。(当然，当时我是再也不敢这样想的，这是后来逐渐才有的认识。)

与此有关的农民的许多意见也就陆续反映出来，比如农业合作化以来的劳动报酬——工分问题，一直不能做到公平合理，按劳取酬；现在因为干部权力更大了，如果不服从分配，甚至可以停止你的吃饭权。原来每到年终，农民总可以分到一些现金，供家庭消费；现在改为包干，不但“包”的钱数极低，而且连这点数目也不能兑现。在大炼钢铁和大办公共食堂时任意调用各家的锅盘碗碟、树木板材，连生活用具都被无偿取走了。干群关系日益紧张。领导上还在一味推行大跃进。我们看到刚种下的小麦，因为密植，撒的种籽过多，长出的麦苗软弱无力。我还看到一片领导干部的“试验田”，上面搭着架子装电灯电线，每晚用强烈的灯光照射，为的是可以促使作物茁壮成长。

我们听到了大量这类情况，却不能向县委、公社各级领导反映。调查组下来时，邹鲁风同志曾和省委商定：我们三个大组长在县委挂名兼职，韩铭立同志是县委副书记，参加县委常委会议；方晓丘同志在财贸办公室，我在县委宣传部，只是偶尔去参加部门的会议。老韩同志参加常委会回来，告诉我们：有人在会上提了一些问题或意见，往往遭到县委书记的批评，说他右倾保守。当时藁城正是全省大跃进的标兵，是学习的模范，省委决定将附近的栾城、无极两县，并入藁城，使它升为大县。

当时还有中央某工业部的一位部长也下放到藁城挂职，参加县委常委会。他是一位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五六十岁了，身体不大好，还是经常骑自行车往下面跑，和我们调查组员常有接触，组员将了解到的情况告诉他，互相交换讨论。他也和我们一样住在县委大院里，我们很快就相互熟识了，出于对当前局势的担心，我们有许多共同的语言。这位老同志敢于在常委会上发表自己的意见，经常受到县委书记的批评，被认为是“老右倾保守”。

1958年底前，邹鲁风同志召集我们三个大组的组长到河南郑州开会，听取汇报和讨论工作。我们到达郑州，首先也是参观河南省的“大跃进成绩展览会”。那年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大批前第一书记潘复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轰轰烈烈地开展三面红旗运动，是全国闻名的。展览馆里展示的各项成就确实令人心动，如近一尺长的麦穗、硕大无比的棉桃等。但在我们这几个已经了解实际情况的人看来，却只是在心里感到无限担忧。

在三组各自汇报的情况中，我们发现河南两组尤其是信阳组同志汇报的情况，比我们在藁城了解的要严重得多。信阳是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亲自视察过的地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许多重要的政策决定，几乎多是从那里制定的，却再也想不到那里会出现那么严重的、令人痛心和担忧的事情。邹鲁风同志要我们回去以后，对这些问题再进行深入调查，从理论上探讨研究。

1959年春节过后，藁城的粮食问题更为严重，我们在县委大院吃饭，也吃不到黄澄澄的玉米面饼子，只能吃褐黑色的高粱杂粮面饼。公社大队食堂情况更惨，我们在兴安公社的组员告诉我们，他们吃的是用棉籽榨油以后的楂子磨成粉做成的饼子，这种粉过去最多只能在喂猪、喂牛马的饲料里渗一点，现在用来喂人，不仅难以下咽，更要命的是吃下肚后大便干结，只有用手指才能将它挖出来，实在苦不堪言。农民们的抱怨是可想而知的。

1959年春天，邹鲁风同志下到三个大组考察工作。他到藁城后，我们和在公社、大队蹲点的同志一起向他详细汇报情况，大家多充满了困惑和担忧的心情。邹鲁风同志要大家将资料整理收集，分门别类，回校后写专题的调查报告。他在县委大院住了两天，和那位下放的部长熟识了，他们俩作通宵谈，都是老同志，心情自然会是相通的。

我们三人送邹鲁风同志到石家庄，当晚住在宾馆里，被忧国忧民的情绪笼罩着，心情十分沉重。邹鲁风同志当时是中共北京市委委员，他告诉我们，在北京时曾将他所了解的情况和看法、意见与市委领导交谈过，他们大多表示同意。这多少给我们带来一点希望。那一晚的情景，40多年后的今天，在我心里还留有深刻的印象。

那年春夏之交，调查组回到学校，北大学生宿舍有空，我们三大组都集中在那里，开始写调查报告。学生在写报告时提出不少理论问题，我们请示邹鲁风同志怎么办？他要我们将问题收集起来，整理一下，梳梳辫子，大家讨论。我花了一天时间，将藁城组学生提的二十几个问题，整理成一份《问题汇编》，印发给大家。其中最主要的集中在：“当生产力还停留在原来的落后状态下，迅速改变为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是否适当？”这本来是这些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生必然会提出来的问题。河南两组的同志也编了这样的汇编，内容大同小异。

邹鲁风同志邀请两校党委负责同志听取调查组汇报，在北大临湖轩连续开了两天会，两校的党委书记、副书记和部分常委参加。因为是党内高层的会，而且当时的政治形势已经开始松动，在中央几次召开重要会议后，有些高指标降下来了。大组长汇报时毫无顾忌，敢于畅谈自己的看法；领导们也参加议论，夹叙夹议。我们的党委书记说得比我们激烈得多，后来常有人提起。北京市委有一位干部旁听会议，并且带走了在会上散发的《问题汇编》。

各个专题的调查报告完成以后，我们大组长在审定时做的主要工作，便是将其中那些带点偏激的句子删掉(听说这些调查报告还保存在人大和北大的档案室，有志研究“三面红旗”时期经济、社会状况的同志，可以从中找到翔实的资料)。韩铭立同志觉得让学生带着这些理论上的疑问回去不好，我们大组还特别召开了两天理论讨论会，尽量引导同学从积极意义上去认识当时的情况。

七八月间，两校人民公社调查组工作全部结束，我们这些共同工作了将近十个月的同志，依依不舍地告别。

四、“大祸临头了”

就在我们整理调查报告的时候，庐山会议正在召开；我们回去不久，揭发批判“彭、黄、张、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会议公报发表。我们还来不及学习领会时，有一天上午，人民大学的六位大组长匆忙赶来北大，找到马振明、王向立和我，说“大祸临头了”。他们告诉我们：北京市委的《内部情况简报》上已经将我们的《问题汇编》全文刊载，并且加上大字标题“人大、北大部分师生恶毒攻击三面红旗”。人大校长吴玉章看后非常紧张，立即赶到学校查询。我们都惊呆了，再也没有想到会遭遇这样的情况，只能等待命运的安排。有运动经验的同志说：我们这些人不能再在一起会面了，不然便会成为“反党小集团”。我们九个人以后确实没有再在一起会过面。

我们忧心忡忡地待了一个多星期，党委书记将马振明、王向立和我三个人找去，宣布说：两校调查组是一次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邹鲁风在党委批判后已经自杀叛党，开除党籍，现在是你们应该接受批判的时候了。没有想到正是这位同志，刚在几个星期前听取我们汇报时，那么慷慨激昂地议论，说得比我们更加激烈的，现在却完全换了一副面孔，以同样激烈的语言，批判我们是“反对三面红旗”，“反党反社会主义”。(正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北大哲学系一位教授，当时是哲学系四年级学生，参加调查组在藁城和我一道工作的，在电话中告诉我：当年他还是青年团员，党委书记将所有参加调查组的团员召集到一起开会，宣布邹鲁风自杀叛党，要他们出来揭发，参加批判；并且强调说那次调查组是“背着两校党委搞的反党活动”。这位教授说：那次调查组大队出发前，两校党委还开会欢送，这位书记亲自讲了话的，怎么能说是“背着两校党委”干的？他从此认识了这位书记。)

后来才知道，庐山会议后，有些省、市委领导为了表示自己是一贯拥护三面红旗的，纷纷赶快从下面抓出“反对三面红旗”的典型，以达到“舍车马，保将帅”的目的。我们两校人民公社调查组是北京市委抛出来的第一个重大案件。

从此开始了对两校调查组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进行揭发、批判和处理的工作。但是我却没有资格参加，因为我已经被北大党委内定为“漏网右派”，反右倾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反右派则是敌我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分别以不同方式处理，我归为另案处理。所以我对北大两校调查组的反右倾运动是如何进行的，哪些人受到批判，哪些人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一直到现在毫无所知。

直到两年多以后，1962年春，人民大学的韩铭立、方晓丘同志得到甄别平反以后，到北大我家里来看我，我才知道七千人大会的召开以及反右倾运动的彻底平反等消息。原来我在1959年底被划为“漏网右派、阶级异己分子”后，下乡监督劳动改造11个月，不久前才被允许回家监督改造，要定期上交自己的思想改造汇报，只能关在家里作些翻译工作，没有亲朋敢来看我，怎么能知晓国家大事？

老韩和晓丘告诉我：在运动中，人大党委规定：三个大组的调查组成员都各自回到原来的县和公社，一面劳动一面进行运动，大组长和领导干部是揭发批判的重点对象，他们受尽了折磨。他们还告诉我：那位下放到藁城的中央部长，在运动中因病住在医院里，藁城那位县委书记还专门组织人到他的病床前开大批判会，批判他的右倾。

他们说的情况启发了我，我想：既然调查组的活动不算错误，那么，根据什么理由将我定为“漏网右派”呢？原来开始批斗我时，哲学系总支组织了一些群众对我开“帮助会”，要我交代自己的罪行。我以为：既然犯了这么严重的政治错误，总有思想根源，于是拼命挖掘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从我的家庭出身、抗战时期参加学生运动、脱党、在昆明参加“一二·一”运动时又觉得领导“不民主”，一直到解放后参加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错误思想，和盘托出。群众总是不满意，不断追究，往来反复多次。组织上还将我所有的讲课讲稿和所写文章底稿拿去，组织人搜寻其中的反动言论。最后在办公楼上大礼堂开党员大会对我进行批判。我走进会场看到上面挂的横幅“批判汪子嵩的修正主义思想”，真是惊呆了，“修正主义”是当时刚开始批判苏共所用的词，怎么和我挂上了钩？我准备的检讨稿是自己的反动资产阶级思想，显然大大不够了，只能临时给自己加上“修正主义”帽子。

批判会开了两天，上台批判我的，都是我的老同事、老同学和学生。他们按照我各个时期的罪行分别进行专题批判，揭发批判的材料大多是我自己所交代的，不过无限上纲上线；有些是我没有想到的，可能是从我的讲稿中摘引出来的。最后是哲学系总支书记作了全面总结，给我算了总账，她说我出身“食利者阶级”，是“不折不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会后给我作了处分决定：“漏网右派、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党籍”。我只能签字承认。

这时我向总支提出要求甄别我的案件，她们答复说我属于右派，不在这次甄别之列。我要求看我的处分决定，发现其中所列我的“罪行”，没有一条是符合划分右派的六条标准的，便逐条提出证据申辩，总支加以驳斥；我再申辩，再遭驳斥。这样一条一条地争论，直到最后，我还记得说我在反右时说过“右派和我们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向敌我矛盾转化”。我再也想不起：我怎么敢这样大胆，竟作出这样全局性的判断？后来翻遍报纸，原来这是反右初期，周恩来同志在一次会议上警告右派所讲的话，我不知在哪一处引用了。这样，找到根据，我的申诉才全部成立，党委最后作出“撤销处分，恢复党籍”的决定。从1962年到1963年，甄别经历了一年多时间。宣布我撤销处分的党员大会，正是正式传达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际，如果再拖一下，我这个结论大概就不可能得到。

甄别平反以后，我知道自己不能在北大再呆下去，便打报告给中宣部周扬同志，要求调动工作。1964年终于有机会离开北大，离开那是非之地。

事情已经过去了40多年，当时我所有的笔记本、讲稿以及文件资料，在离开北大时都付之一炬。但是有些关键印象却深深地留在我脑子里，虽然没有和人说起，却有时会突然涌起，挥之不去。现在我已经80多岁，我想是应当写下来的时候了。

《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作者：叶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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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罗瑞卿挨整内情

黄瑶

罗瑞卿被整开始于1965年12月8日的上海会议。这正是“文革”风暴的酝酿期。

一、整罗瑞卿不是毛泽东的本意

如果把文革的一些事件按时间顺序排列一下，罗瑞卿被整可以说是“首当其冲”。与他被整的同时，杨尚昆被免职。如果把“文革”比做攻城，整罗、杨似乎有点儿像是清扫外围。但整罗瑞卿并不是毛泽东的本意。

从处于二线的毛泽东和一线的一些领导干部之间的关系角度看，当时，由于毛泽东晚年“左”的指导思想引起实际工作中一系列的失误，处于第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等虽然对毛泽东非常尊重，不会对他的“左”理论公开提出异议，但是为了使国民经济能够正常运转，在实际工作中企图默默地纠正这些失误，从而导致毛泽东和第一线的领导人产生分歧。毛泽东将这些分歧看成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分歧，并进而把企图改正他的“左”的理论的领导人看成是走资派。罗瑞卿虽然也处于一线，但却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情况不同。他是分工管军队的，不负责国民经济方面的工作，对国民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没有直接的感受，既没有搞包产到户，也没有搞成本核算、物质刺激，也没有直接管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的事。因此，同毛泽东当时指责的右倾没有多少关系。相反，毛泽东当时经常表扬军队，这当然首先是表扬林彪，但罗也是有份的。

从毛泽东和罗瑞卿的关系角度看，罗瑞卿可以说是毛泽东一手培养起来的干部。他们1929年相识。1930年初，罗瑞卿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期间，毛泽东曾手把手地教罗瑞卿如何调查研究。罗瑞卿和毛泽东经常接触有两段，第一段是抗战初期在延安。毛曾经授意他写了一本《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让他住在自己住处旁边的一个窑洞里，每天让炊事员给他送饭，直到写完才让他出来。当时，罗是抗大的教育长，毛泽东经常到抗大讲话，对抗大工作作出许多重要指示，罗瑞卿是忠实的执行者。第二段是建国以后直到罗挨整。从1949年到1959年，罗是公安部长，被称为是毛泽东的大警卫员。毛泽东对他的工作基本是满意的。他曾经说过：“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

但是，毛泽东对他又有许多严格甚至是严厉的批评。对于毛泽东指出的在工作中的失误和疏忽，罗都铭记在心。

1950年八九月间，毛泽东曾向李克农表示，对公安部不向他写报告很不满意。李向罗作了转达。罗立即去见毛泽东。毛泽东问他：“为什么不给我写报告？”罗答：“写了报告了。”毛泽东严厉地说：“既然写了，拿我的收条来。”罗立即说明：已经报总理转呈主席了。周恩来知道后，立即向毛泽东报告：“公安部的一些报告压在我那里，没有及时向主席报告。”为罗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又对罗说：“报告今后要直接送给我。你那里有些什么文件，可以送给我看看。”罗立即将当时将召开的经济保卫工作会议文件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在这一文件上批示：“保卫工作必须特别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并在实际上受党委直接领导，否则是危险的。”罗在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明确指出：公安部既是国家政权的一个部门，又是党的锄奸保卫政策的执行者，是党领导的一个工作机关，相当于过去的社会部。公安部在党中央领导之下，各大区、省、市、地、县公安部门在各级党委领导之下。

1953年，毛泽东提出中央分一线和二线的问题。12月20日，毛接见罗和谭政，问他们：“中央要分一线和二线，我如果退到二线，怎么办？第一线由谁主持？”罗瑞卿听后感到十分突然，对毛泽东要退到二线没有思想准备，便吞吞吐吐地说：“主席如退居二线，那当然是少奇同志主持一线了。但我觉得..”这时，正是高岗在财经会议上“明批薄，暗攻刘”的时候，罗当时在东北检查工作，财经会议只参加了一个尾巴，对高的阴谋并不清楚。这时毛泽东打断了他的话说：“刘少奇有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啊!”然后便批评罗说：“你鼻子不通，嗅觉不灵!世界上人睡觉，有些睡在床上，有些睡在鼓里，我看你就睡在鼓里。”随后，毛泽东接着说：“你们知道有人搞阴谋，在北京组织地下司令部吗？你们说拥护我这个旗帜，为什么听到一些话，不问问旗帜这些话是真是假呢？搞阴谋的，组织地下司令部的就是高岗。他要在我退居二线时，当党的副主席。他对陈云说：党的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他不是拥护林彪吗？这时林彪没有了。他不只是要打倒刘少奇，是要打倒我，也会打倒林彪。”毛泽东打完招呼后不久，高岗打电话给罗，说要到罗家里来。罗说“还是我到你那里去”，随即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嘱咐罗“去听听他说什么”。罗到高处后，高要罗关心主席的健康，主席检查身体时要不离左右。高还说如果成立部长会议，同意由林彪任主席。罗答道：我会注意主席的健康。至于成立部长会议，主席可能不同意。罗回来后，向毛泽东做了报告。

1956年，毛泽东住广州，在散步时突然对李银桥说，他到武汉后要到长江游泳。李向罗报告。罗瑞卿、汪东兴、王任重都反对。他们认为，虽然毛泽东可以在北戴河游泳，但在长江不行。海虽然比江大，但江比海险，还可能有血吸虫。主席去游泳，万一出点事，无法向党和人民交代。于是，罗便去劝毛泽东：“主席，长江不能游。”“为什么？”“因为太危险，万一出点事，我负不起责任。”“出什么事？无非你们就是怕我死在这个地方么!你怎么知道我就会淹死？”罗吓了一跳，连忙解释：“主席，我不是这个意思。保护您的安全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不能让您冒风险，哪怕是一点风险也不行。”毛泽东吩咐先派人试试，结果证明能游。5月3l日，毛泽东便第一次游了长江。后来他又要到三峡去游泳。警卫人员试验的结果是不行。毛泽东也没有坚持一定在三峡游泳。

1961年底，罗奉命负责组织一个班子为林彪起草准备在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的发言稿。在讨论第四稿时，叶群提出，稿中“毛泽东思想是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形成的”这句话意思不完备，应加上“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天才”这几个字。罗用商量的口吻说：“现在已经不再提个人天才了呀!”叶群坚持要提。双方相持不下，到第五稿，罗仍然坚持不加“个人天才”字样。发言稿送到林彪处，林决定撇开这个稿子，另起炉灶。后来，林彪在会上就做了与会议精神完全不同的讲话，说产生经济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进而推论：“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的时候，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林讲完后，毛泽东带头鼓掌。随后毛泽东于4月29日、30日在武汉同罗谈了两次话。他问罗：“林彪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你能不能讲出这样一篇来？”罗答：“我水平差得远，恐怕永远也讲不出来。”毛泽东说：“讲不出来，可以学嘛!这次你们给他准备的稿子不能用，还不是他自己写出提纲去讲的。我也是这个方法，在会上边听边想边写提纲，最后就按提纲去讲一遍。”毛泽东还要求他认真读一些马列的书。由此才有了选学30本书的事。

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罗的批评有时比较随便，有时又循循善诱，口气很像家长对自己的子弟或者老师对自己最亲近的学生。对于批评罗瑞卿，毛泽东自己有一段话，是1960年12月25日，他在过生日前夕，对他的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说的：“今天在座的，受过我批评最厉害的是汪东兴同志，除他之外，还有罗瑞卿同志。我骂过他们，要他们从房子里滚出去。”“我狠狠地批评了他们。但是他们从来不恨我。听罗瑞卿说，这些批评对他来说是有好处的，这样能使他谨慎小心一些。罗瑞卿说，就是因为受过我的严厉批评，他就谨慎些嘛。他和汪东兴都是部长、副部长一级的干部，批评后没有什么嘛。而有的同志，我还没有那么批评他，只是稍微批评他一下，他就怀恨在心，大概要恨我几十年、一辈子吧!”

从这些材料还可以看出，罗瑞卿把毛泽东看成是老师和长辈，对他一直是忠心耿耿，心悦诚服，恭恭敬敬。而毛泽东也把罗看成是学生和子弟，对他十分信任。由此可以说明，整罗瑞卿不是毛泽东的本意。当林彪向毛泽东汇报罗的事情时，他就对林说：“他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嘛。反对我(到长江)游泳，那也是好意。”到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毛泽东这样说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二、林彪、罗瑞卿之间的初步冲突

林彪和罗瑞卿的关系曾经是非常密切的。他们相识于红军时期，从1930年2月开始共事。罗虽然比林大一岁，但一直是林的下级。林彪当红四军军长时，罗瑞卿是十一师的政委。林当一军团军团长时，罗是军团的保卫局长。到陕北后，林当红军大学的校长，罗瑞卿是教育长。抗战时期，两人分开了，除参加七大前后这段时间外，不在一起。打太原后，罗要求调到四野，林彪、罗荣桓同意，但由于中央决定调罗当公安部长，才未去。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罗当总长也是林彪建议的。但是，仅仅经过一年，他们的关系就出了裂痕。1965年秋天，当林彪已经决心整罗瑞卿以后，曾经对陶铸说：“1960年，罗瑞卿对我的合作是好的。但是从1961年起，就开始疏远我、封锁我，到1965年便正式反对我了。”在上海会议期间，陶向罗转达了林彪这一段话。

罗瑞卿不同意林彪的指责，但是他也反思了林彪何以有这样的指责。“九一三”事件后，他在被监护的情况下对林彪和他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并写了材料。他写道：“那么，在什么一些事情上，我触怒了他呢？因为他总是有什么病，经常不在北京，有些事我就请示主席办了，或者主席有什么指示，我就布置执行了。有些重大一点的事，事后报告了他。有些事当时因为照顾他的病，也没有告诉他，我想，这样办，我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没有错误，因为主席不仅是党的主席，而且是党的军委的主席。他对我不经过他就直接向主席请示决定问题，表示不满，但又说不出口，我是感到了的。”

林彪对于罗瑞卿有时不经过他向毛泽东直接请示和决定问题不满，同时还对罗瑞卿有时支持别的元帅而不支持他不满。

1961年春天，罗荣桓和林彪对如何学习毛著产生分歧，并在4月30日的军委常委会议上发生争论。林彪恨罗瑞卿没有支持他，并在一次接见罗瑞卿时冲他发了一通火。1965年2月，林托刘亚楼转话给罗瑞卿，说那次冲他发火是针对其他人的，是“迁怒”。

1962年秋，叶群向中央反映，林彪指挥部队入闽，累病了，需要休息。毛泽东决定，在林生病期间，由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毛泽东还多次向罗瑞卿提出，要他多向贺龙请示工作。罗瑞卿因此同贺龙交往多了起来。这也引起林的不满。有一次，他在同罗谈话时，突然说：“我们的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罗瑞卿不太明白林彪的意思。萧华对他说：“林总是不是觉得你和贺老总接触太多，而和别的元帅接近得太少啊？”这一期间，叶群也几次打电话给罗瑞卿，进行旁敲侧击：“总长啊，我们这里是个病人，又不会陪你钓鱼、打牌，你还是多来些吧。”

可以为这些材料作注脚的是林彪写的一条仅供自己阅读的备忘录：“大捧别人，大跟别人，回京后根本不来见面。..让他做绝”，“当作又一彭黄也”。如果说1961年林彪对罗瑞卿是“迁怒”的话，到1962年，他不满的主要对象已经是罗瑞卿了。

促成林彪下决心整罗瑞卿的是1964年的比武和毛泽东在十三陵关于战略问题的讲话。

1962年，南京军区开展了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活动，并于10月间在镇江组织了战术技术现场会来普及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总参的《军训简报》作了报道，引起了分管军事训练的叶剑英的注意。12月23目，他到南京听取了军区的汇报，又到镇江出席了由总参召开的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现场会。27日，他致电军委和毛泽东，介绍了郭兴福教学法，建议在全军推广，掀起军事训练高潮。

毛泽东批阅叶的电报，当看到“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而且身强力壮，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时，他在下面划了一道杠，说：“这一条我最感兴趣。”他还说：郭兴福教学法对传统的练兵方法不仅是继承，而且有发展。鉴于上一次现场会，未通知各军区第一把手参加。毛泽东还说到会的都是后排议员，难以推广。再开这样的会，要让前排议员到会，第一把手亲自抓。

三、林彪的险恶用心和罗瑞卿的悲剧命运

1964年1月3日，中央军委发出号召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指示。1月下旬，罗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现场会。此时，全国正在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提出了比、学、赶、帮、超的口号。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罗瑞卿提出了在学习郭兴福教学法过程中要开展比武，后来在批判时又称之为大比武。

比武的高潮是参加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成员在毛泽东带领下到十三陵观看军事表演。此时，林彪像局外人一样，正在昆明休息。在参观军事表演以后，毛在十三陵对参加会议的人员讲话，提出了“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的问题，提出各大区的书记要抓军队，还否定了林彪提出的战略方针。7月间，杨成武按照周恩来、罗瑞卿的嘱托，在昆明向林彪汇报了十三陵军事表演的情况和毛泽东关于战略问题的指示。林表示：“主席关于战略方针的指示，是根据最新的情况，经过最周密、最深刻的考虑的，看得最高、最远，因此，应当作为最后的决定意见，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共六个“最”,关键是“最新的情况”,言下之意，他的设想根据的是过去的情况，也没有错。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林彪下决心要整罗瑞卿,突破口是“比武”。10月间，为了检查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执行情况，总政组成三个工作组分别到南京、成都、武汉三个军区检查工作，然后集中到武汉，由刘志坚副主任主持研究起草调查报告。由于材料还不够充实，罗瑞卿建议他们到广州再作一些调查。于是他们又来到驻在英德的一个团。此团二连是林彪在南昌起义当连长时的连队。

调查快要结束时，叶群带了三个秘书要参加进来。刘志坚以生活条件差等理由进行劝阻无效。叶群率几个秘书到达部队后就集中精力挑比武的毛病。调查了三天，感到材料不够，就号召揭盖子，专找在训练中怕苦怕累的，挨过干部批评的，让他们大胆揭发，然后召开民主会，煽动战士斗干部。在这一基础上起草了《关于二连单纯军事观点的调查报告》、《关于四连资产阶级思想泛滥的调查报告》和《关于七连锦标主义、弄虚作假的调查报告》及《团党委把四个第一变成四个第二的调查报告》。

材料凑够了，12月24日，叶群离开部队到广州，向先期到达广州的林彪汇报。28日晚，林彪接见刘志坚和军报副总编唐平铸，说：“今年的比武把政治工作冲垮了。明年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单纯技术观点，反对单纯生产观点。比武挤掉了政治工作，第一步恢复比武以前的政治工作地位，第二步提高政治工作。”

随后，林彪提出了“突出政治”的口号，说：“时间上谁让谁的问题，基本上要确定一个原则：让给政治。军事训练、生产等可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

1965年1月初，军委连续召开三次办公会议，参加人员随后又扩大到各军区和各军兵种负责人，讨论林彪的指示，听取总政工作组汇报在二七九团蹲点的情况。汇报虽然是由刘志坚作的，但内容则是叶群带人搞的。随后展开讨论，中心内容就是如何评价1964年军训成绩，如何看待比武。与会的绝大多数将领发言虽然一开始都要表示“拥护林总的指示”，但不赞成否定1964年军训和比武的成绩。

林彪看到仅凭这一条还整不倒罗瑞卿，往后退了一步，让罗瑞卿主持修改他的指示。后来在批判罗瑞卿时，说罗修改了78处，主要修改是三处，一是在“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后面加了一句：“当然，这里是指的必要的，也不能乱冲击一气。”二是在提出1965年任务时，罗瑞卿加了“气可鼓，不可泄”。三是在军训时间上把林彪提出的“要切实控制军事训练的时间”改为“一定要给军事训练必要的时间，但是，又要切实加以控制。”这些修改到整罗时都成了罪状。

4月23日，林彪写信给贺龙、聂荣臻、罗瑞卿并报中央、军委：“由于战争威胁的加重，主持军委经常工作的力量应当加强。军委原来有三个副秘书长，其中萧华同志患病短期不能痊愈，决定增加杨成武同志为军委副秘书长之一，同时担任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这样就能使瑞卿同志有时不在京时、病时和太忙时，能代理主持办公会议。且由于担任副秘书长的工作，还可以加强直接向中央报告、请示；联系军政两方面的工作；和与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直接联系，以加强上、中、下的通气和商量问题的便利。”在信中，林彪说，这是他4月22日见到毛主席，向主席请示后决定的。

此次，林彪究竟同毛泽东怎么谈的，不清楚。但他建议增加副秘书长，并让杨实际担任了第一副总长的职务，可能要说明理由，也不能排除他向毛泽东汇报关于比武问题的争论及突出政治问题。按照当时防修反修的思路，毛泽东很可能同意林的意见，认为罗确有单纯军事观点。

林彪接着做的是在军队一些单位设立联络员，即选择一些人，让它们可以越过各单位党和行政组织的正常渠道，直接同林彪、叶群联系。林彪、叶群通过交底，动员他们写揭发罗瑞卿的材料。到下半年，李作鹏等4名高级干部和林彪的秘书等共写了9份揭发罗瑞卿的材料，这些材料从10月起陆续到了林彪手中。林彪、叶群还曾动员萧向荣、梁必业揭发罗，遭拒绝。萧、粱后来在“文革”中也挨了整。

11月18日，林彪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同时给毛泽东送去兰州军区《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情况的报告》。11月30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同日，叶群带着这些材料乘飞机秘密到达杭州，向毛泽东作了六七个小时的汇报。

12月2日，毛泽东对林11月18日的信和所附兰州军区的报告作了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这说明林彪、叶群的状告准了。

接着就是12月8日的上海会议。叶群在会上作了三次、共约10小时发言，指责罗瑞卿是野心家，逼林彪退位。又编造了据说是罗瑞卿让刘亚楼转达的四条：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看林彪同志要上政治舞台的；你的任务很重，应保护林的健康；再不要干涉军队工作了；放手要罗总长工作，信任他，一切交给罗负责。

叶编造的这一些，刘少奇表示“难以置信”，邓小平说是“死无对证”。罗瑞卿则坚决否认。最后，毛泽东提出：“如果没有这三条(指反林、伸手、反对突出政治)，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讨什么。”

从这些事实看，决心整罗的是林彪。但是毛泽东听信了他的诬蔑不实之词。毛泽东为什么会同意召开上海会议？这恐怕同他即将发动“文革”有关。他当时已经对处于一线的刘少奇等不信任，因此准备依靠林彪等来发动“文革”。就在这时，林彪提出了对罗瑞卿的严重指责，这使毛泽东处于必须同意林彪的地位。

为了将罗的罪名坐实，1966年3月又开了京西宾馆会议，并通过吴法宪逼迫刘亚楼的遗孀在吴一手炮制的伪证上签字，此次会议导致罗3月18日跳楼。随后，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便大讲政变，列举了从春秋战国到民国，历代宫廷政变的血腥材料，耸人听闻地说彭、罗、陆、杨“要杀人，要篡夺政权”，把彭、罗、陆、杨硬捏在一起，尽管这四位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

直到此时，毛泽东仍然不愿意把罗瑞卿打倒。他曾设想要调罗瑞卿到江西工作。

附带说一句，罗当时由于兼职多，是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军衔虽然是大将，但见报时他的位置有时排在几位老帅之前。他是军委秘书长，中央和军委开了什么会，要他去向各位老帅报告，实际上是传达。这种状况当然不是他个人造成的。而他工作起来从不推诿，因此，一些干部认为他太突出，太露锋芒。但是，这些都不能成为被打倒的理由。

《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作者：叶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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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的叶剑英

范硕

1966年，在中国大地上，卷起了“史无前例”的滔天恶浪，将人们一下子打入万丈深渊。叶剑英身处中国历史巨大逆流中，不只岿然不动，更能搏浪进击，其作用有甚于三门峡东岛之“砥柱”。这位无产阶级的政治家，以非凡的革命胆略和高超的斗争艺术，砥柱中流，力挽狂澜，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一、天下大乱，军队不能乱。想尽一切办法稳定军队，稳住局势

这场空前“浩劫”始发于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相继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自此以后，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一部分权力。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全国陷入了混乱局面。

当时叶剑英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军委副主席兼任军委秘书长，负责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身处逆境，重任在肩，心情一直处于紧张和矛盾之中。虽然从一开始就感到运动来得迅猛，处于“不理解”的状态，但他出于对毛泽东的长期信赖和浓厚情感，还是力图跟上毛泽东对运动的部署。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曾一度负责保卫北京市的安全。然而随着运动的深人，越来越乱，问题暴露得越来越多，他觉察到运动的矛头所向不对，开始为国家与军队的命运和前途担忧，对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错误逐步进行抵制和斗争。

林彪、江青一伙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制造天下大乱，同时搞乱军队。他们指使军内外“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和围攻军队领导干部，从乱中夺权，改变人民军队的性质，使之成为他们随心所欲地篡党夺权的工具。

叶剑英和军委几位领导人始终坚定地认为：“天下不能乱，长城不能毁”。人民解放军这支几十年来在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无论天下怎样乱，一定要稳住阵脚。只要军队不乱，天下就保得住。因此，叶剑英要求军队必须保持高度戒备，听从统一指挥，并同徐向前、聂荣臻、陈毅、贺龙等几位元帅和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副主任刘志坚等多次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稳定军队的规定和措施。5月25日，向全军发出《关于执行中央5月16日通知的通知》。通知明确规定，全军各级党委对运动要“加强领导”，“在连队和一般机关干部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并且规定要“点名批判”的人，由各大单位常委批准。5月14日，向全国县团级以上单位发出《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明确规定在连队和师以下战斗部队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军队一律不准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而且把军内“文化大革命”限制在宣传、文化等少数部门。决定在总政设立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和文化革命办公室。同一天，叶剑英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关于建立军委常务会议的请示》。经批准后，凡涉及军队的重大问题，由军委召开常务会议讨论决定，以加强军委的集体领导。6月21日，叶剑英批准下发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六条指示。指示要求对各院校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游行并决定“整风”的院校不开展“四大”，即不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7月8日，叶剑英在《部队文化革命动态》上以总政治部名义加上一个批语：军队“文化大革命”只限制在23所高等技术学校中进行。

但是，运动的发展是不以叶剑英的意志为转移的。8月7日，中共十一中全会印发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第二天，全会通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文化大革命”横流一发不可阻挡。

面对这种严重形势，叶剑英于8月16日、23日主持军委常委会，继续强调军队与地方不同，军队运动一定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能乱，不能随便揪斗、处分干部。“罢官”总是要等运动后期处理。不能不经过批准查阅军委和总部相关档案，要严格控制。

这时，全国各地连续发生红卫兵和“造反派”冲击领导机关和军事机关、揪斗领导干部的事件。求救电函纷至沓来。为了稳定局势，叶剑英于9月3日批准总政治部及时发出不准军队院校师生来京串连的三条指示。9月4日，叶剑英参加周恩来召集的中央碰头会，商拟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并告西北局的两个特急电，强调伊犁、塔城、阿尔泰等边境地区的“文化大革命”，由区党委负责，通过自上而下领导，不要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做法。特别要劝阻外地学生进入这些地区串连，已去的外地学生应劝他们离开。新疆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加强维吾尔民族的团结。叶剑英根据民族政策，对赛福鼎、王恩茂等非常关心，尽力要部队加以保护。9月23日，叶剑英主持军委常委会讨论通过《关于干部战士亲属被斗被抄情况及处理意见》，在会上提出，各大军区目前工作重点应转向抓好部队工作，保证部队正常秩序，在此期间，叶剑英还派出联络小组出席海、空军常委扩大会议，交代联络员“只带耳朵，不带嘴巴”，进行大量调查。当发现林彪暗中指使李作鹏等人搞派性，制造混乱，妄图夺取海军领导权时，叶剑英即报告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常务联席会议上，对海军总部作了专题研究。他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亲自到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明确指出：萧劲光等是好同志，有错误可以批评；军队不能罢官夺权，会议本身作决议撤换领导是错误的；要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办事，不准搞地下活动，强调分清是非，搞好团结，并批评了某些人“抢班夺权”的错误。对空军也是如此，他亲自打电话给空军司令部参谋长何廷一，告他“不要卷进去”，要站稳立场。从而有效地抵制了林彪一伙夺取海、空军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由于及时采取了这些措施，在“文革”初期，军队开展“四大”仍由各级党委领导，在党委领导下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具体掌管，并限定“四大”只在宣传、文化、院校、科研等少数部门和单位开展，从而使军队基本上保持了稳定的局面。

二、面对林彪一伙的指责和反扑，正气凛然，针锋相对予以反击

林彪、江青一伙出于乱军夺权的卑鄙目的，对叶剑英等抵制“文革”、稳定军队的做法怀恨在心，多次密谋要搞乱军队，惟恐天下不乱。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次碰头会上，陈伯达叫嚷：军队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江青质问列席会议的总政治部负责人：你们军队为什么按兵不动？对军队那些“走资派”为什么不揪？我看就是有人压着。她说的“有人”，首先指的就是叶剑英。叶剑英大义凛然，毫无惧色。他们经过精心策划，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由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队”的一个头头向毛泽东、林彪告状，说军队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太多等。于是林彪下令要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做法搞，于10月5日发布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紧急指示》。这个“指示”写道：“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束缚群众运动的条条框框取消”。明令取消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以及不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外的地方院校串连等其他许多规定，要求军队院校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开展“四大”。同一天，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了这一文件，指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要求全国大中学校坚决贯彻执行。10月6日，中央文革小组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全国在校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会上。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宣读了这个紧急指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说“紧急指示”适用一切单位。由此，军队院校和某

些机关中的“造反派”得到了“令箭”，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到处乱冲乱闯。各级党委基本上陷于瘫痪状态。

叶剑英目睹“造反派”自毁长城的破坏活动，又无力制止，十分焦虑。他在西山住所同军委、总政的领导同志个别接触，商量对策。随后，即以总政治部名义，起草了《关于各总部、国防科委、军种、兵种机关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的通知》，要求“我军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种的主要领导同志，在完成上述任务中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必须保证他们对部队实施经常的指挥，不能中断。未经军委许可，他们不能离开指挥岗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院校的革命师生，向他们反映情况，要求他们解答问题，对他们提批评意见等，应该和接待机关商量，根据领导同志的工作情况，安排接待时间、地点，每次谈话或开会的时间不要太长；对于机关的办公室、通信设施、保密设备要妥为保护，以免影响他们对部队的指挥和日常工作的进行。”这个通知，林彪看后转送给“中央文革”，被陈迫达以“借战备压革命”的罪名加以扣压。为了控制由于林彪下令炮制的“紧急指示”所造成的日益混乱的局面，刘志坚根据叶剑英的指示精神，曾先后起草过5份电报，但都被陈伯达扣压了。

10月9日至28日，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作了题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报告，点名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大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亲自讲话，抛出了所谓“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谬论，说：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反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的对立。“并把斗争矛头对准刘少奇、邓小平，说刘、邓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对抗毛主席的路线。”

反调越唱越高，会议气焰十分嚣张，但是并未压倒叶剑英。他得到毛泽东同意，在会议期间连续作了7次发言，针对林彪、陈伯达的谬论，提出一系列质疑：军队怎么搞？农村搞不搞？小学如何搞？哪些可办，哪些一时不好办？..他在发言中极力坚持军队师以下单位不搞“四大”，进行正面教育；要抓组织纪律抓思想，抓政策，主张对干部的缺点错误，要靠后期自己整风纠正，总结经验教训。他坚决反对“造反派”随便揪人和抄家。他强调指出，不论是社会上抄家，还是对机关干部抄家，都要提到政策上考虑。他的发言得到周恩来等的赞同。

三、利用两个十万人大会的讲坛公开对抗，实行“反冲击”，争取教育广大师生

林彪、陈伯达无视周恩来、叶剑英等的正确意见，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工具，向全国印发他们的“报告”和“讲话”，流毒甚广。自从他们提出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林彪、江青一伙的追随者们到处煽风点火，迅速在全国各地掀起批判所谓“资反路线”的浪潮。军队的形势急转直下，院校师生和部分机关“造反派”纷纷外出串连，参与造反夺权活动。总部和各军区机关不断被冲击，许多负责干部被揪斗。到11月，进入北京的军队院校师生达10万人。林彪、江青一伙唆使并纠合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带头冲击国防部，冲击中南海。

全国混乱局面如何收场，如何稳定得住？叶剑英感到，事态的发展越来越严重，如果听任年轻学生盲目的行动，可能酿成更大祸害，使军事首脑机关完全陷入瘫痪状态。因此，当务之急，必须迅速采取措施，扭转这种局面。他同军委、总政的领导同志紧急磋商，决定动员军队院校师生员工离京回校复课闹革命。经报毛泽东批准，11月13日，以总政治部名义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即“第一次10万人大会”)，周恩来、陶铸、贺龙、徐向前、陈毅、叶剑英、萧华、杨成武以及各总部负责人同时出席。大会由总政主任萧华主持。周恩来和陶铸提前退场。几位军委副主席作了重要讲话，强调稳定军队，军队不能乱，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错误做法提出了严肃批评，动员大家离京返校。

叶剑英在讲话中，向大家反复说明军队院校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任务和方针、政策。他说，同志们要掌握党的政策，使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你们顶得住，坚决斗争，我们不仅同情，还支持。但是真理是有限度的。列宁说过，真理跨过一步就成了谬误。越过了一定的量就发生了质变。叶剑英指出一些单位揪斗领导干部，外出串连，搞打砸抢，败坏军队的名声等错误行为以后，继续说，我们睁着一个眼睛，闭着一个眼睛。闭着一个眼睛放手，睁着一个眼睛看情况。

他引证毛主席的话说，鲁迅的《阿Q正传》中有个人，是不准别人改正错误的，不准人家革命。毛主席讲过，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允许人家革命。毛主席说，过去旧戏是《三娘教子》，文化大革命是“子教三娘”。我们要向青年学习。但是我们奉劝青年同志们，不要把毛主席著作当圣经念，不要再犯教条主义错误。

叶剑英劝大家要有阶级感情。他对有些“造反派”不顾老干部心脏病发作，不管人家死活，硬把人家抓去批斗的做法，表示十分愤慨!他批评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的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要大家警惕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不要受坏分子利用..

正当叶剑英讲话时，解放军某大学“红色造反团”的一名“战士”(学员)递条子给会议主持人萧华，责问这个大会“林副主席批准没有？”、“你们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不是林副主席批准的？”叶剑英在主席台上当众宣读了这张条子，气愤地问大家：“同志们，他怀疑我们大会是偷偷开的，同学们相信不相信我们？”台下回答：“相信军委。”叶剑英接着说：“我代表军委的全体同志感谢同志们信任我们，请同志们信任我们。”他告诉大家，四个人的讲话是军委集体讨论过的。他重复说，现在“文化大革命”是“子教三娘，儿子教育老子、教爷爷”。他希望递条子的那个学员也要接受教育帮助。

这次大会在全国范围内，尤其在北京引起巨大反响，陈、叶等元帅的讲话迅速传播四方。受迫害的老同志和一切正直的人们，无不表示赞同，而林彪、江青一伙及其追随者们，则认为陈、叶的讲话违背了“十六条和紧急指示”，是“镇压群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攻”。有几个院校成立“批资筹备处”，准备批斗几个元帅。“陈毅、叶剑英讲话必须批判”的大标语出现在街头。

事情没有完结。11月29日，在工人体育场再次召开了军队院校师生大会(即“第二次10万人大会”)。这次大会比上次大会气氛更为紧张。“造反派”在林彪、江青一伙指使下，决定利用这次大会，进行“反击”。他们在会场贴满了大字标语，声言陈、叶上次讲话有“严重错误”，必须“彻底批判”。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对大会非常关心，亲自到会场看望大家，绕场一周。陈毅第一个讲话。他在讲话中说，满腔热忱地鼓励和教育青年军人，要他们学会正确对待路线斗争，“应该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共同对敌”。

在陈毅讲话之后，叶剑英挺身而出，再次作长篇发言。他首先念了几张台下递来的条子，回答了所提的问题。对有人提出要为上次递条子的学生恢复名誉问题，叶剑英耐心地讲明道理，明确表示了否定的态度。

接着，叶剑英着重阐述了毛泽东对青年一代的亲切关怀和殷切希望，以及军队院校培养学生的重要意义。他肯定绝大多数师生是革命的，是好的，同时对少数人不守纪律，“住大房子”、“坐小汽车”，讲排场、摆阔气等破坏解放军优良传统等不良倾向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有一些人煽动一部分群众到毛主席办公的地方猛冲、猛打，这行吗？这些人如果不改，就是废品，将来不能用的。有人说我又挑动群众斗群众，不是!我不敢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样的人不是群众，是废品，要洗涮!有人冲我们的国防部是个大错误，严格讲是反革命!最后，他苦口婆心地劝说同学们返校闹革命，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就在这次大会的同一天，叶剑英针对一些“造反派”提出怀疑中共中央某些领导同志的问题，明确指示军事博物馆要保留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照片。

叶剑英和军委其他几位领导同志两次出席“十万人大会”并发表讲话，是对“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的第一次公开抵制，也是对解放军院校师生进行的一次深刻教育。叶剑英和其他几位元帅理直气壮的讲话，使党内外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受到了鼓舞，也促使一些发狂的青年学生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开始重新思考问题。有相当一部分院校师生接受了叶剑英等的劝说，离京返校，甚至宣布退出“造反”队伍。这对林彪、江青一伙是一次“反冲击”，正因为这样，他们掀起了疯狂的反扑浪潮，诬蔑叶剑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是“军内资反路线的代表”，为刘少奇、邓小平“树碑立传”等等，挑拨不明真相的学生和群众对叶剑英进行“火烧”、“油炸”、“炮轰”。江青和康生等秘密策划，煽动“造反派”再开一个“10万人大会”批斗叶剑英和陈毅。

四、稳坐西山，攻读马列，“全心全意一为公”

叶剑英顷刻之间陷入了更大更深的逆境。眼前看到的是满地满墙的“大字报”，耳旁听到的是“造反派”指责“老机”、“老右”的一片叫嚣声。但他稳坐西山住所，保持着冷静的头脑，继续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他公开说：“大字报尽管贴，该讲的我还是要讲。”不是说，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吗？好，这位著名“儒将”，排除一切纠缠和干扰，埋头攻读马列经典著作，希望从“老祖宗”那里得到新的启示。面对当时社会上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他特意从书架上取下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重新研读，并要秘书帮助摘编有关论述，温故知新。他联想俄国当年革命的情形，越来越感到当前这场运动确像列宁说的那样：“否认党性、否认党的纪律”，“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需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才能抵制这种恶劣影响..”他从马列著作中吸取了力量，增加了斗争的智慧和勇气。陈毅元帅来到西山叶剑英住处，看到他和办公室同志认真研讨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情景，连声叫好，表示了极大兴趣和钦佩。

但是，叶剑英并不是“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人在西山，心在山外。

1966年12月8日，他冒着挨批斗的风险，照常出席军委召开的13所军队院校师生代表座谈会。他针对有人攻击他和陈毅在“10万人大会”的讲话，严正地提出“反批评”说：“有人不是要搞大民主吗？他们有讲话的自由，我也有讲话的自由!”他驳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攻击军事首脑机关的流言蜚语，斩钉截铁地说：“军委、

总政没有反动路线问题”，“军队自上而下不存在一条黑线，不但没有反动路线，而且经常是同错误路线作斗争的。”

迎着漫天风雪，叶剑英和聂荣臻在西山常和陈毅、徐向前、刘志坚等会晤，谈论形势，商议稳定军队的大计。陈毅气愤地说，把老干部都打倒了，军队和国家能保住吗？叶剑英深有同感，说：“这样搞，把我们的老传统都搞乱了，军队和国家能保住吗？”，“军队无论如何不能乱”，并谈了继续稳定军队的办法。陈毅听了，举起了双手说：“我到阴曹地府也举双手赞成你!”有一次，几位元帅在西山聚会，年高体弱、双目失明的刘伯承元帅也来了。他激动地问大家：“我的眼睛看不见，现在是什么样了？”他边说边走到其他的元帅身边，伸出双手，一个一个地从上到下抚摸着老战友。大家握着他的手，热泪盈眶，舍不得放开。陈毅沉痛地说：“现在看不见最幸福，看见了更是揪心!”

糟心的事果然是接踵而来。叶剑英和几位元帅以及军委各总部的负责人遭到越来越猛烈的围攻。陈毅元帅首当其冲。周恩来出面保驾、“陪斗”也无济于事。眼看着老战友遭此厄运，叶剑英无力制止，心焦如焚。在陈毅遭到“造反派”连日批斗，处境最困难的时刻，叶剑英特书《虞美人》词一首相赠：

串连炮打何时了？

官罢知多少!

赫赫沙场旧威风，

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

严关过尽艰难在，

思想幡然改。

全心全意一为公，共产宏图大道正朝东。

这首响彻京都、脍炙人口的小词深刻表达了处在逆境中的两位老战友肝胆相照、热情相助的真挚友谊。它是老革命家发自内心的正义之声，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篇檄文。正当“炮轰”风暴席卷全国之时，它却不胫而走，流传各地。陈毅读后，提笔写道：“绝妙好词!陈毅拜读。”从中得到了最大的慰藉。

斗争未有穷期。林彪、江青一伙指使“造反派”无尽无休地纠缠陈、叶在两次“十万人大会”上的讲话，硬逼他们继续检查。后来周恩来把此事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有意开脱两位元帅，说：“检讨一下，了此一案。”12月31日，年末岁尾，叶剑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被迫到军队院校所谓“师生代表”会议上违心地进行“检讨”，算是“送旧迎新”。但是此事并未了结。

五、在“夺权”与反夺权斗争中，竭尽全力保护老干部和知识分子

1967年是中国走向深重灾难的一年。新年伊始，从上海开始向全国各地卷起的“一月风暴”猛烈地冲击着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和部队。为了配合“造反派”的夺权斗争，林彪等人抛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军内造反派在“中央文革”一些野心家的策动下，成立“批资反筹备处”，确定1967年1月5日联合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指名要陈毅、叶剑英到会检讨。开会的“通知”有两种颜色、两种写法，发给陈毅、叶剑英的是“到会接受再教育”，给其他人写的是“到会指导”。叶剑英接到通知后，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周恩来听后，当即质问：是谁同意他们开这个大会的？为什么不报告？他果断地说，不能叫他们开这个批判大会，即使开，老帅也不能参加。然后，他亲自出面在人民大会堂连续三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强调指出：“把批判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矛头指向叶剑英、陈毅两位副主席是指错了方向”，是“不符合实际的”，并明确表示不赞成开这个会，经过耐心说服，制止了这次批判大会的召开，又一次保护了陈、叶两位老帅。

但是保了元帅，保不住将军。1月4日，总政治部副主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打倒。紧接着林彪在中央军委常委会议上宣布关锋任总政治部主任。1月10日，江青授意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王力等人起草了一个《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进一步抛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具体纲领和措施。经过林彪批准“完全同意”。于是林彪、江青一伙明目张胆地抛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把斗争锋芒直接指向叶剑英等几位元帅和军队各级领导干部。1月11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改组为全军“文革小组”，由徐向前任组长，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等任副组长(后又增补谢富治)，江青任小组顾问，组员有叶群、王宏坤等10人。新的全军“文革小组”由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领导，不再隶属于解放军总政治部。林彪、江青、叶群等攫取了直接干预军队“文革”的权力，全国刮起了一股更猛烈的反军乱军的妖风，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北京、沈阳、昆明、福州、广州、南京、兰州、成都、新疆等军区和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许多负责同志遭到揪斗，被逼得东躲西藏，奔赴异地。告急的电报、电话纷至沓来，要求叶老帅给以保护。有些无路可走的，如刘志坚、刘震、成钧、苏振华、赵永大、王恩茂、赵尔陆、许世友、李达、杜义德、王诤等同志，直接找到叶剑英住地求救。

为了抢救这些革命将领，主管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经过请示周恩来，竭尽最大努力，采取紧急措施加以保护。来者不拒，既来之则安之。叶剑英在军事科学院内的二号楼和西山住地，一时成了老干部的“庇护所”。这里住不下就送到京西宾馆。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叶剑英还特意关照要做好他们的医疗保健工作，护理好每个老同志。当时，躲进大别山的许世友打电话呼救，叶剑英设法把他接来住进京西宾馆，保护起来。后来，许世友在南京摆家宴，请叶剑英和西哈努克，以报答“救命”之恩。叶剑英还与地方有关部门打招呼，尽最大努力保护钟惠澜、薛愚、谢铁骊、华君武、袁世海、谢芳、马玉涛、李维康等知名人士，这些同志念念不忘叶帅的亲切关怀和爱护。

为了抵制造反派反军乱军，迫害老干部，叶剑英从1月8日开始多次主持开军委碰头会、军委扩大会议，与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同林彪、江青一伙展开激烈的斗争。同时通过会议研究对策，稳定军队。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剑英针对全国、全军混乱不堪的局势，气愤地说：“他们主张越乱越好，什么党、政府、军队，他们一概否定，都要推倒重来，说这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我们的各级干部，他们给扣上走资派、黑帮、反动权威或其他什么罪名，企图一律加以打倒，说这才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怎么行呢？这怎么会是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呢？”叶剑英讲到这里，有人当场高喊：“他们有野心!”“我们要和他们辩论!”会场上对江青等人的愤怒情绪达到了顶点。但是，作为会议的主持者叶剑英还是开导大家冷静下来，要加强团结，加强组织纪律性，搞好战备，只要军队自己不乱，就不怕别人钻空子。

这一期间，叶剑英在参加和主持军委的一系列会议的同时，还经常出席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议上，只要有机会，就同江青等进行面对面的交锋。在一次政冶局会议上，叶剑英针对搞乱军队问题，再次强调指出：“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不然敌人乘虚而入怎么办？”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全国13个军区，有7个区在搞运动，全军157所院校都在搞运动，到处抓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目标就是抓各个军区、军种、兵种的领导人。三个总部，总后瘫痪了，总政几乎瘫痪，总参部分瘫痪，海军瘫痪了，空军瘫痪了。凡瘫痪了的单

位，所有的办事机构、会议室、招待所全部被占领。领导人来一个抓一个。他激动地说：“现在空军指挥部只好转移到战备工事中去。如果全国空中有情况，指挥中断了，事情谁去办!”叶剑英据理力争，手里拿着一张全国军分区以上单位受冲击的统计表指给江青看，严肃地说：内忧必然引起外患，稳定军队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

由于叶剑英等与林彪、江青一伙反军乱军篡军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又得到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中共中央于1月14发出了《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强调军队担负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任务，不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这个“通知”对稳定军队发挥了重大作用。

1月18日，叶剑英又主持制定了《关于各军区开展文化大革命步骤问题的决定》，继续强调一定要保持军队的稳定；各大军区、省军区机关运动必须分期分批进行，不要与地方同时展开；规定济南、南京、福州、武汉、广州、新疆、昆明七个军区推迟或暂停“文化大革命”。叶剑英还经常听取军委总参谋部作战、情报等部门汇报，掌握部队动态，加强战备，保证部队的稳定。他还抽空视察部队，主持军委常委会听取导弹、核武器的试验、军工生产等情况的汇报，并作了大量指示。

六、拍案而起，“大闹京西”，陈伯达检讨说：安眠药吃多了！

乱军与稳军、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在继续进行。1967年1月19日，北京京西宾馆硝烟弥漫，摆开了“战场”。这天下午，军委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军委领导，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负责人，以及中央文革成员共40余人。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以“主角”自居，逐个发言，大叫大嚷：军队一定要支持革命群众开展“四大”，要和地方一样搞“文化大革命”，不能搞特殊。叶剑英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持反对意见，力主军队不搞“四大”，坚持维护军队的稳定。叶剑英旗帜鲜明地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战备任务很重，负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重大责任。军队稳不住，一旦敌人入侵，就无法应付。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建军路线的一个根本原则，纪律是执行路线的根本保证。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如果开展“四大”，必然发生无政府主义，什么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都将变成一句空话。这样搞下去，怎么能执行党的路线？怎么担负起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重任？军队没有铁的纪律，松松垮垮，打起仗来“放羊”，军队就不成其为军队了。

会上，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争论十分激烈。叶群、陈伯达突然向萧华发起攻击。他们捏造种种罪名，强加在萧华头上，要他当晚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接着，陈伯达摆出中央文革组长的架势，指责萧华是“绅士”，不是“战士”，“要把人民解放军变成资产阶级军队”。江青旁敲侧击，竭力帮腔，对萧华进行辱骂攻击。她指着萧华的鼻子问：今晚工人体育馆召开的10万人大会，你敢不敢去？逼迫他到会上说清问题。萧华以沉默表示对抗。江青、陈伯达一伙围攻萧华的险恶用心是妄图从总政打开缺口，搞乱军队，以便他们进而打倒叶剑英等元帅，夺取军权。叶剑英、聂荣臻对此看得非常明白，极为愤慨，未等会议结束，就退出会场，以示抗议。叶剑英回去后，立即将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周恩来，要求制止批斗萧华，周恩来支持叶剑英的态度。

这一天，军委扩大的碰头会散会时，会议主持人徐向前宣布：会议的内容严格保密，不准外传。这是条纪律。但是，会后杨勇在传达会议精神时不慎失密，走漏了消息，总政一位副主任的笔记本也被劫走，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等单位的“造反派”连夜向萧华发起“突然袭击”，到景山东街抓他。萧华听到风声，从后门跑到傅钟家，乘车飞驰到西山叶剑英住所躲藏。

1月20日上午，军委扩大会议在京西宾馆继续进行，江青、陈伯达、叶群、王力等人气势汹汹。叶剑英坐在第一排，江青在他的左侧。会议开始，就追查昨晚泄密走漏消息事件。气氛非常紧张。她明知“造反派”抓萧华的事，看到萧华没有来，故意阴阳怪气地发问：“总政治部主任失踪，到哪里去了？”叶剑英正气凛然，不予理睬。过了一会儿，萧华来了，徐向前问他，昨晚到哪里去了？萧华没有作答。徐向前生气地对萧华说：“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吗？”江青等装腔作势紧追不舍。这时，一直冷静沉默的叶剑英，对江青等人的查问，大声地说：“他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他按捺不住满腔怒火，猛击桌子，伤及右掌。散会回家以后，他端茶杯觉得右手无力，秘书陪他到军事科学院门诊部拍了片子，才发现右手掌骨远端骨折。可见他当时用力之猛!一向和蔼可亲的叶剑英发了这么大的脾气，江青等人一下子被镇住了。但是，他们并不罢休，加紧密谋确定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十万人大会批斗萧华。叶剑英得知后，立即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斗争和江青等密谋揪斗萧华的情况报告周恩来。周总理即电话转叶剑英：“没有我的命令，萧华不能到大会检查!”陈伯达也不再提抓萧华了，他当晚写了一张纸条，通过军委办公厅转告叶剑英：昨天因为安眠药吃多了，讲萧华是“绅士”，不是“战士”，这个话要收回。

《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作者：叶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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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江青插手军队文艺内情

园丁

一、江青要以“文艺革命”的名义，找部队管文艺工作的同志开座谈会，得到了林彪的赞同。江青说：“我要请‘尊神’，请解放军这个‘尊神’支持我”

以批判《海瑞罢官》为突破口，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烈火的江青认为这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机尚未到来”。她决心要进一步扩大战果。

1966年1月21日，江青从上海跑到苏州去找林彪，谈了她的一些想法和意见。她要以“文艺革命”的名义，找部队管文艺工作的同志开座谈会。她说：“我要请‘尊神’，请解放军这个‘尊神’支持我。”得到了林彪的赞同。林彪让叶群打电话给当时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说，江青要找部队几个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参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个人。去几个什么人，你同肖华商量，把名单报“林办”。刘志坚向总政治部主任肖华汇报后，两人研究，决定由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宣传部长李曼村参加，并由刘志坚带队。此外，还带秘书刘景涛、《星火燎原》编辑部编辑黎明，作为随员一同前往。名单经总政治部党委通过后，报给了叶群，叶群又报给了江青，江青同意这几个人去参加座谈。

江青为什么要召开这个座谈会，怎么个开法，与会者当时并不了解江青的意图。

1月底，江青秘书电话通知刘志坚说，会议确定在上海开，要他们2月2日就来上海。在刘志坚等人去上海之前，叶群又给刘志坚打来电话，说林彪有几句话要转达给江青，接着一字一句地念了林彪的话：“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刘志坚一字一句记录后，并逐字逐句与叶群作了核对。之后，叶群又交待刘志坚同江青见面后，首先要当面把林彪的话转达给江青。

二、名为“座谈会”，实际上是江青一人谈。诬称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是“座谈会”的主调

2月2日上午，刘志坚等一行6人乘飞机到达上海，住进延安饭店。据莅会者后来披露：

当天下午，江青派张春桥把刘志坚接到丁香花园住处谈话。刘志坚向她报到后，原原本本地转达了林彪的那几句话。江青听后微微笑了笑说：“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这次见面是报到性的，江青没多说什么就结束了。下午5点钟，江青召集刘志坚、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等人到锦江饭店小礼堂见面并谈话，张春桥也在座。一开始，江青就宣布了几个不准：“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不准让北京知道”。“座谈会”尚未正式开场，就透着一股神秘的氛围。

接着，江青向与会者介绍她的经历，说她是山东诸城人，十几岁从济南到青岛，以后到上海。同主席结婚后，在延安时当协理员，进了北京怎样给主席当“文艺哨兵”。讲她如何亲自买票下剧场作调查研究，“戴着大口罩到戏院看戏”，“发现牛鬼蛇神、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我们舞台，一塌糊涂”。她就把这些情况报告了主席，于是“才有了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她说，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现在已24年了，就是推不下去，文艺界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着舞台，主席多次批评，他们就是不听，“文艺界基本上不听主席的，听周扬、林默涵、夏衍这些人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了很久，想通了，这是在文艺方面，有一条与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建国17年来他们一直在专我们的政。”这实际上是为“座谈会”和后来的《纪要》定了调子。江青讲话后，晚上同与会者一起看电影《逆风千里》。这样，“座谈会”就算开场了。

所谓“座谈会”，主要是看电影和听江青的“一言堂”谈话。

在十多天的时间里，先后看了30多部电影和3场戏。每天放什么电影、什么时间放，都由江青安排。在看电影、看戏过程中，她想起什么就谈什么，不让别人插话。因为江青规定谈话内容不许记录，只好看完电影之后凭记忆由陈亚丁作些追记，以备回去作汇报用。江青看电影的时候，看一部就否定一部，指责这些电影有的是不写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有的是美化敌人，歌颂叛徒的；有的是丑化劳动人民和人民军队的；有的是颂扬战争苦难，宣扬和平主义；有的专写谈情说爱、低级趣味；有的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有的塑造起一个英雄形象，又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种悲剧的结局；有的则是为活着的人树碑立传，等等。看了几十部电影，江青认为“没有一部满意的”。

除了看电影、听江青谈话，也还进行了几次个别交谈和集体座谈。不论是个别交谈还是集体座谈，也都还是听江青一个人谈。

三、“座谈会”结束后，刘志坚等人为准备回京后向总政党委汇报，起草了一个《座谈会纪要》。想不到江青看了之后说，这个材料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给她闯了大祸

“座谈会”开到2月19日，江青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你们可以回去了。刘志坚当时想，看了十多天电影，江青讲了那么多话，总得理出个头绪来，回去才好向总政党委汇报，于是同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一起，根据江青多次谈话的“追记”，逐段逐句进行了讨论，并由黎明记录，陈亚丁修改，写成《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这个《纪要》写了三个部分，约3000字。第一部分写召开座谈会的经过；第二部分写江青在座谈中谈的“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第三部分写为了使江青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落实”，准备采取的措施。

这个《纪要》写好后，打印了30份。当时刘志坚等四人还研究要不要送给江青看的问题。考虑的结果，还是送给了她一份。

随后，刘志坚一行六人乘飞机路过济南，给住在南郊宾馆的林彪送了一份《纪要》，并简要地汇报了座谈情况。林彪听了汇报后说：“这个材料搞得不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会在江青同志的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第二天上午，刘志坚一行由济南乘飞机回北京。

刘志坚等一行刚到北京机场，就接到了江青秘书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说这个《纪要》“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没有反映她的意思”，“给她闯了大祸”，还说“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并要刘志坚派人来上海，她帮助修改。她还说，她已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要陈伯达、张春桥来参加修改。当天下午，刘志坚立即将座谈会的情况和林彪及江青的意见，向肖华主任作了汇报。两人商定，派陈亚丁回上海参加修改。陈亚丁随即又返回了上海。

四、陈伯达把“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从理论上作了阐述，江青高兴地说：“伯达的意思很好，帮助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这一来有些人就不好过了。”

陈亚丁返回上海后，张春桥把他接到锦江饭店，商量修改《纪要》的事。江青见到陈亚丁就说：“你来了，很好。我把你们搞的那个东西，请伯达、春桥推敲了一下，伯达有些意见很好，我要他写出来，他一会就来，一起商量一下。”陈伯达到后，江青就主持讨论修改问题，陈伯达拿出写好的几张纸，谈了修改意见，主要是两点：第一，陈伯达说：“17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30年代地下党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才能更好地认清解放后17年的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第二，陈伯达又说：“江青同志亲自领导的京剧革命，搞出了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等，这些，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江青听后高兴地说：“伯达的意思很好，帮助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这一来有些人就不好过了!”

陈亚丁根据江青的意见，连夜把陈伯达写的和张春桥改的，还有他根据“追记”补充的，改写在一份稿子上。第二天和第三天，又讨论过两次和多次修改。这次修改稿，题目仍叫《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结构仍分三个部分，但内容作了很大增删、改写，加进了许多座谈时没有谈过的东西。全文由3000字增加到5500字左右。

这次最重大的改动，是按照陈伯达的意见，对“文艺黑线专政”作了理论上的阐述。修改稿在“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的后边，增写了“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这实际上是不公开点名地点了夏衍、秦兆阳、邵荃麟等人的一些论点。接着在下边还加了一段：“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对30年代的文艺，也专门增加了一大段论述：“要破除对所谓30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这里又是不公开点名地点了周扬等人的“问题”。

根据陈伯达的意见，修改稿还增写了江青亲自抓样板戏的内容，全文近900字。

这次修改，还有一个重要的改动，就是将“江青同志极为重要的意见”，改为与会者的“共同认识”或“座谈的成果”；把落实“江青的意见”改成了落实“座谈会的成果”。

江青当时在党内没有担负任何职务，但是她早有政治野心，处心积虑想从文艺战线打开走向政治舞台的通道。尽管她打着毛泽东的旗号，以特殊的身份出现，但还是遭到了党内不少同志的抵制。用她当年的话来说：“我们没有什么权，说话没人听。”召开这次“座谈会”，她是要借“尊神”之口，说出她要说出的话，这才是她的“本意”。

江青为什么说刘志坚等人起草的那个《纪要》，“歪曲了她的本意”、“给她闯了大祸”呢?原因盖出于此。

五、毛泽东三次阅改《纪要》，他不但同意建国以来有一条“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而且发挥说：“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将《纪要》作为中央文件批转全党，预示了“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的来临

《纪要》稿修改结束后，江青把它铅印后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修改了ll处之后，又批示“请陈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在陈伯达参加下，江青、张春桥、陈亚丁又对稿子逐条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全文由5500字增加到10000字左右。这次的修改稿印出后，江青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再次作了修改，在十几处作了内容的增删和文字上的修改之后，又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

当时林彪就住在上海，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批示，立刻让人为他代笔起草一封给军委常委的信，并向刘志坚等人交待，把他的信和《纪要》“分别送给军委各位常委，看常委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意见就送给中央，由中央来批发。”

在这期间，毛泽东对《纪要》又作了第三次修改。这次修改，又改动了四处。

毛泽东三次对《纪要》的修改，都是非常认真、字斟句酌的。在三次审阅和修改中，他不但同意建国以来有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而且增写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同他后来多次说过的“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七八年搞一次的观点是一致的。此外，他还单独加了一段：“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这同他于1963年和1964年《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的精神也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来搞掉这条“黑线”，夺回被“黑线”占领的阵地，就势在必行了。这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

在《纪要》原来的标题上，毛泽东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标题就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林彪当年名声显赫，被称作是“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座谈会”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纪要》又经过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这不仅使江青变成“师出有名”，而且提高了《纪要》的地位和权威性。在那个个人崇拜盛行的年代，当然不会再有人提出异议，《纪要》很快就履行完最后手续，作为中共中央“红头”文件——“中发(66)211号”文件，于1966年4月10日下达全党。

《纪要》作为中央文件下达全党，标志着江青作为领导“文化革命”的“旗手”，在全党正式亮相，预示了“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的来临。《兵临城下》、《抓壮丁》、《红日》、《舞台姐妹》等一大批好的和比较好的影片，按照《纪要》的调子，在全国各大报纸上遭到连篇累牍的错误批判。一篇篇批判文章，无疑是置人于死地的政治判决书。军内外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包括影片的编剧、导演，被打成了“黑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姚文元抛出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长文，挥舞“左”的大捧，诬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的总头目就是周扬；胡风、冯雪峰、丁玲、艾青、秦兆阳、林默涵、田汉、夏衍、阳翰笙、齐燕铭、陈荒煤、邵荃麟等等“都是这条黑线之内的人物”。其调门之高，文风之霸道，令人震惊。《纪要》抛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不仅否定了建国以来文化艺术界的巨大成就，并使“黑线专政”论很快蔓延到教育界和其他各个领域，为整个否定建国后的17年，进行一场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提供了论据。

六、彭真主持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力图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加以约束，由此引发了对彭真的严厉批判，最终导致了以摧毁被称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为目标的十年浩劫

1966年2月3同，与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相隔一天，彭真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开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会议针对姚文元一伙批判《海瑞罢官》引起的思想界混乱而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性的意见，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这个五人小组是1964年7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为了加强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而专门成立的。因为会议是在二月召开的，这个提纲又被简称为《二月提纲》。《二月提纲》明确提出：

在学术讨论中，“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军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

“在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关批准”；

“左派学术工作者”要“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

很明显，这些话是针对姚文元一伙在批《海瑞罢官》时专横武断、以势压人的恶劣作法而发的，力图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加以约束，引向正常的学术讨论轨道。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在京的常委开会，通过了《二月提纲》。随后，又派彭真、陆定一等人专程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的形成过程及其内容。毛泽东问了一些问题，但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于是，彭真就在武汉代中央草拟了关于转发《二月提纲》的批语，在京的政治局常委传阅表示同意后，就以中共中央文件把它批转全党。然而，这个提纲，并不符合毛泽东要通过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战略意图。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对《二月提纲》没有发表不同意见，并不等于同意这个提纲。3月下旬，毛泽东同康生、江青等人多次谈话，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是错误的，指令向全党下达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于是就产生了由陈伯达等人起草、经毛泽东先后八次审阅修改、最后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因为讨论通过的时间是5月16日，这个通知又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通知》除点名批判彭真外，还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也由此而被打到。“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由此在神州大地熊熊燃烧。

《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作者：叶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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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笼后的《解放军报》“文艺黑线专政”论

园丁

一、“文艺黑线专政”论是从“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抛出的，也从部队那里得到最初的反响

以批判《海瑞罢官》为导火索，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之后，江青认为这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机尚未到来”，她决心要进一步扩大战果。

1966年2月，江青凭着她那特有的身份，在林彪的支持下，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参加者有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等四个军队主管文化、宣传工作的负责人。所谓“座谈会”，主要是看各种影片，并听江青一个人讲话，实际上是由她抛售“左”的一套文艺观点的讲坛。诬称建国十多年来，文艺界“被一条与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是座谈会的基调。座谈会后，经陈伯达、张春桥的多次加工修改，形成了一个题为《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毛泽东审阅修改时，在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为了贯彻落实这个《纪要》精神，1966年4月，总政治部在京召开全军创作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大军区、军兵种的文化部长和创作人员，共249人。我和解放军报的几名编辑列席了这个会议。

会议效仿江青在上海开会的做法，“看电影，批黑线”，按照《纪要》的口径开展大批判。会议先后对60多部电影戴上了“大毒草”的帽子进行批判，并通过座谈讨论，使大家认识到“这些毒草的出笼，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文艺黑线在思想文化战线实行专政的恶果”；通过对文艺黑线的揭露和批判，让与会者进一步认识黑线的根子，“就是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把持着思想文化战线的许多领导部门，专给毒草开‘绿灯’，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从而让与会者更加明确地认识到：“我们同他们进行的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增强了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自觉性”。这就是贯穿会议始终的所谓“大破资产阶级黑线”。贯穿会议的另一条线，就是“大立无产阶级红线”，其中包括学习毛泽东的有关著作，学习《纪要》，学习和观摩“革命样板戏”等等。会议在“神圣的光环”照耀下，通过如此这般的大破大立，《纪要》中提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等主要内容，很快被与会者的绝大多数真诚地接受了。

当然，当时与会者的发言，并不全是一个调了。有的在讨论《纪要》时，提了一些与《纪要》不尽相同的看法，后来林彪下达了“反击”的指令，立刻就把一些对《纪要》提过意见，表示过怀疑和不满，乃至稍有微词的文艺工作者，扣上了“反《纪要》”、“反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等大帽子，在会上进行了批斗，会议气氛开始紧张起来。这次会议之后，各军区也都相继召开过类似的会议，错误地批判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造成了“文革”初全军最早的一批冤案、错案。

《解放军报》对这次会议的报道作了突出处理，向全军擂响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战鼓，吹响了誓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进军号。

二、《解放军报》奉命开辟文艺评论专栏，并率先向影片《兵临城下》开刀

《纪要》对《解放军报》有两条“指令性”的意见：一条是为了适应“文化革命”的需要，让军报开辟文艺评论专栏，开展所谓“革命的战斗的群众性的文艺评论”；二是明确指出：《兵临城下》演了很久没人批评，《解放军报》是否写文章批判一下。我当时在军报文化工作宣传处当编辑，在《纪要》的“神圣光环”的迷惑下，我们几个分管文艺评论的编辑“满怀激情”地冲锋陷阵了。经过一段筹划，《文艺评论》版于1966年4月12日公开亮相。在这个版的头条位置，刊登了一篇题为《大家都来参加文艺评论》的发刊词。发刊词开宗明义地向读者宣告：“我们的文艺评论要旗帜鲜明，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大力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要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修正主义文艺思想、以及各式各样的非无产阶级的文艺思想，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要抓方向性的问题，抓方针政策性的问题，抓文艺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发刊词宣称：“文艺评论要贯彻群众路线。打破少数所谓‘文艺评论家’对文艺批评的垄断，把文艺批评的武器交给广大工农兵群众去掌握，使评论工作者的评论和群众的评论结合起来”等等。

熟悉《纪要》的人，对上述文字可能并不陌生。它基本上是将《纪要》中的话稍加改动搬来的。其目的无非是通过这个发刊词要把《纪要》的有关精神宣传出来，同时也表明，新开辟的《文艺评论》专版将努力按照《纪要》的精神来办。

在首次亮相的《文艺评论》专版上，首先拿影片《兵临城下》开刀。为了贯彻《纪要》精神，还特意将《纪要》中的话改写成一条编者按语。按语武断地说：

“建国十几年来，文艺战线一直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在反映军事题材的文艺作品中，有一些是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但是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些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例如：有些作品，歪曲历史真实，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有些作品，写了英雄人物，但都是犯纪律的，或者塑造起一个英雄形象却硬要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个悲剧的结局；有些作品，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实际上是落后人物，丑化工农兵形象；而对敌人的描写，却不是暴露敌人剥削、压迫人民的反动阶级本质，而是加以美化。由白刃、林农改编的影片《兵临城下》就是一部违反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美化阶级敌人，为敌人立传的坏作品，这部影片在部队观众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慨。对这类坏作品，我们必须进行严肃批判。对其他坏影片，我们也要继续批判。”

影片《兵临城下》是根据同名话剧改编的。它是以解放战争辽沈战役为背景，描述被围困在某城的国民党部队在我解放军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其嫡系部队和杂牌军的内部矛盾激化，在我军政治攻势下，最后迫使杂牌军的师长率部起义的故事。本来是一部受观众欢迎的影片，可是按照《纪要》的调子，被无限上纲，戴上了“美化阶级敌人”、“为阶级敌人立传”、“宣扬修正主义思想的大毒草”等政治帽子，被“一棍子打死”。白刃同志是抗日战争初期参加我军的一位老作家，由此也被打成了“黑线人物”而受到了迫害。

1966年4月18日，军报发表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将《纪要》的主要内容全盘端出，捅向全国。它比“红头文件”更迅速更直接更广泛地同广大读者见面，在军内外引起很大的震动。

三、批判升级，“左”灾泛滥

最初批《兵临城下》的时候，还需要编辑出面约稿，或邀请一些作家开会座谈。批判《兵临城下》之后，特别是社论发表之后，在“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煽动下，广大工农兵群众行动起来了。他们在来信中回顾了过去所看过的一些影片，认为还有一系列影片应当批判。这样的来信来稿，每天收到上千件之多，涉及到的影片近百部，可以说批什么有什么。在这样一个被《纪要》煽动起来的狂热的“左”的思潮下，军报在错误地批判《兵临城下》之后，又按照《纪要》的调子，相继推出了《抓壮丁》、《红日》、《舞台姐妹》、《逆风千里》、《五更寒》、《桃花扇》等一大批好的和比较好的影片，进行了荒谬的错误批判，并统统武断地宣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为了突出工农兵群众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每批一部影片，就在头条位置，首先发表来自工农兵群众的来信。记得在批《抓壮丁》时，曾收到了一位工人和一位小学教师的来信，他们分别在1964和1965年给地方报刊写过批《抓壮丁》的文章，都被拒绝刊用，理由是：“我们认为这部影片还是暴露了地主、反动派一些丑恶的嘴脸，并且通过喜剧的形式揭露了反动阶级的腐朽生活。从这点讲，它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这个意见本来是正确的，事隔一两年之后，当他们看到军报批《抓壮丁》了，就给军报写了信并附了当年被拒绝采用的文章，我们当即把这两封来信、原稿和一组战士的来稿一同编发了。我还“满怀激情”地写了一条是非颠倒、调子很高的编者按语。按语说：

通过这些来信、来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广大工农兵对文化战线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从来就是坚决反对的。他们对在这条黑线影响或控制下所拍摄的影片，是坚决不批准的。他们对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嗅觉很高，对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看得最清，分得最明。《抓壮丁》刚刚出笼，他们就看出“这是一株毒害人民，尤其是毒害年轻一代的大毒草”。“是资产阶级向我们无产阶级发动的进攻”，并且立刻写了批判文章，表现了与毒草誓不两立、决不调和、坚决斗争的精神。他们较之一些所谓“文艺评论家”要高明得多。在文艺问题上，他们最有发言权，他们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没有工农兵广大群众这支主力军的积极参加，要取得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是不可能的。

这条按语的基调当然也是来自《纪要》，但它同时也是我读了两封来信后当时心态的真实写照。今天回过头来看，广大工农兵群众当年“满怀激情、理直气壮”地同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作斗争，只不过同我当年所写的那条按语一样，都是那个年代“左”灾泛滥的产物，发表之后，又对“左”的狂潮起了推波助澜、愈演愈烈的作用。

在“左”的狂潮中，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帽子越来越大。批《抓壮丁》时，诬称影片“掩盖了阶级矛盾”，“丑化了劳动人民”，“为地主阶级鸣‘冤’叫‘苦’”，是一部“很坏的影片”。批《红日》的“罪状”是：“它完全站在国民党反动军队的立场上，把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反动军队描绘成一支‘威武雄壮’、‘顽强不屈’、‘精诚团结’的‘英雄’部队”，“而对我军则进行了全面丑化和严重的歪曲”，是一部“竭力为敌人歌功颂德，树碑立传，恶毒地攻击人民战争、人民军队的大毒草”。批《逆风千里》时则进一步说：“它完全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明目张胆地篡改历史，为被消灭了的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大唱赞歌，招魂立碑”，“影片编导者刮起的这股‘逆风’，实际上是为牛鬼蛇神助威打气，为反革命复辟鸣锣开道”。

在这一片“左”的鼓噪声中，军内外的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包括影片的编剧、导演，被打成了“黑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当时任总政文化部副部长的老红军陈其通，在40年代因为曾参加过《抓壮丁》的演出，1962年又曾发表过一篇题为《透骨的解剖》评论文章，宣扬过《抓壮丁》，此文就被作为“反动戏剧纲领”进行了大张旗鼓的重点批判。《红日》的编剧瞿白音1962年在《电影艺术》上，曾发表过一篇题为《关于电影问题的创新独白》，在批判《红日》的同时，也将这篇文章拉出来，作为“现代修正主义的电影纲领”进行了重点批判。在整个大批判中，党的“双百方针”没有了；在文艺评论中，一贯提倡的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批评自我批评的方法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颠倒是非，无限上纲，棍棒飞舞，乱扣帽子，狂妄武断，把艺术问题随意说成为政治问题，把人民内部矛盾说成敌我矛盾，剑拔弩张，杀气腾腾。一篇篇批判文章，无疑是置人于死地的政治判决书，不实之词，耸人听闻，而且完全剥夺了受害者的申辩权力，给文艺界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四、奉命发表署名“高炬”的文章，向“三家村”开火

当代研究“文革”史的一些著作，在记述“文革”初这段史实时，差不多都要提到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署名高炬、题为《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文章。可见其影响之大。这篇文章的攻击目标，是《燕山夜话》的作者邓拓，《三家村札记》的作者邓拓、吴晗、廖沫沙，以及刊登这些作品的《北京晚报》、《前线》杂志，兼及并没有发表这些作品的《北京日报》。邓拓是当时北京市委分管文教的书记，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廖沫沙是北京市委统战部长。有的著作说，高炬的文章虽然不长，但其口气之大，出言之不逊，明言“三家村”，暗指北京市委的调子却很高。

高炬何许人也？多年来传说纷纭。有的说是“江青的写作班子”，有的说是“江青主持写作署名高炬”，还有的说是“江青的化名”。其实署名高炬的文章乃是军报的几名编辑奉命写的。“高炬”者，“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简称“高举”之谐音，是在那个“高举高举再高举”的年代，由军报领导人挂帅撰写重点文章使用的一个笔名。在此之前，批影片《兵临城下》时一个整版的压轴文章：《影片〈兵临城下〉是一棵宣扬修正主义思想的毒草》，使用的就是“高炬”这个笔名。

把“高炬”说成是“江青的写作班子”，乃至是“江青的化名”，也是事出有因。高炬的文章发表后，江青有一次在红卫兵面前自我标榜，说高炬的文章是她写的。同时，高炬的文章，当年也确确实实是江青、康生等人布置军报搞的。

当时的历史背景是：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三次同康生、江青、张春桥谈话，批评了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批评了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在批《海瑞罢官》的问题上，“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说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并说，如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善于看风向、摸气候、千方百计迎合毛泽东的康生，抓住这三次谈话精神，大作文章，导致了中央书记处从4月9日开始对彭真的批判。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4月16日的《北京日报》发表了批判《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文章和有关材料，并发表了《前线》杂志和《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语，就《前线》杂志曾经发表过《三家村札记》、《北京晚报》曾发表过《燕山夜话》作了检讨。这些文字见报的当天，康生、江青却认为是“假批判真包庇”，是“舍车马，保将帅”，并立即通知各报不得转载。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康生、江青等人打着“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旗号，指令军报撰写批“三家村”的文章，重点批邓拓的《燕山夜话》，并将《红旗》杂志林杰等人早已编好的《〈燕山夜话〉摘编》交给军报，指令和军报的文章同时见报，并交代军报批《燕山夜话》的口径应和《〈燕山夜话〉摘编》及其配发的编者按语保持一致。这个指令下达后，谁敢不照办、不紧跟？文章奉命写好后，康生、江青却又交代：“先放一放，等时机最有利时再发表。”直到5月4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就要揭开彭真的盖子了，康生才指令军报于5月8日将署名高炬、题为《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文章发表。同时还用了两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红旗》杂志的林杰等人编的《〈燕山夜话〉摘编》及其所加的编者按语。

在这么一个历史背景下，高炬的文章才敢于断言：“邓拓是他和吴晗、廖沫沙开设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他们把《前线》、《北京日报》以及《北京晚报》作为反党工具，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高炬的文章按照《〈燕山夜话〉摘编》定下的调子，给《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和它的作者，加上种种骇人听闻的“罪名”，说“他们以谈历史、传知识、讲故事、说笑话作幌子，借古讽今，指桑骂槐，含沙射影，旁敲侧击，对我们伟大的党进行了全面的恶毒的攻击。辱骂我们的党‘狂热’‘发高烧’，说‘伟大的空话’，害了‘健忘症’，恶毒地攻击总路线、大跃进是‘吹牛皮’‘想入非非’，‘用空想代替了现实’，‘把一个鸡蛋的家当’，‘全部毁掉了’，在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极力为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叫屈，吹捧他们的反党‘骨相’和‘叛逆性格’，鼓励他们东山再起。诽谤无产阶级专政，极力煽动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宣扬腐朽没落的封建道德和资产阶级思想，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这完全是颠倒是非、无限上纲、置人于死地的政治判决书。

在军报发表高炬文章的同日，《光明日报》刊出了署名“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同时刊载了《〈三家村札记〉摘编》，也配发了编者按语，与军报的高炬文章和《〈燕山夜话〉摘编》及按语相呼应。事隔两天，即同年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刊出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全国各报立刻转载。同月中旬《红旗》杂志又发表了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攻击的矛头直指中共北京市委。从此，报纸上向“三家村”开火的炮弹越来越密，全国各地，炮声隆隆，批判文章铺天盖地，不实之词耸人听闻，只许攻者说有，不许辩者说无，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奇冤大案就此铸成。

这里应当提一笔，当年参加“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军队的几位负责人，以及大力贯彻《纪要》精神的《解放军报》，最终也没能逃脱十年浩劫的厄运。事隔不到一年，即1967年1月4日，参加“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就被林彪、江青一伙，以“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的“罪名”打倒。“文革”初在舆论导向上曾发挥过所谓“先锋作用”的《解放军报》，也被林彪和江青指使的造反者扣上了“在刘志坚反动路线的直接影响下，报纸的宣传和社内的文化革命，背离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走上歧途”的“罪名”，把社一级的领导班子推翻，大批编辑记者和中层领导干部被揪斗，被作为“旧班底”、“旧势力”和“牛鬼蛇神”关进了“牛棚”，成为林彪“砸烂总政阎王殿”的前奏曲和突破口。

《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作者：叶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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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相面造冤案

赵健民

野心家、阴谋家康生滥施淫威、大肆制造冤假错案在“文革”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仅凭相面和主观感觉就将国家省一级的领导干部逮捕入狱，这种形同儿戏的相面定案之举可以说是一大政治奇观。1968年1月，康生当面指斥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叛徒”，指称赵执行了子虚乌有的“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的行动计划，致赵含冤入锨长达8年之久，云南大批干部群众也因此案受到株连，1.4万余人被迫害致死。赵健民同志的这篇回忆详细叙述了此案的来龙去脉。

一、不辞劳苦赶往北京向中央汇报工作的我万万没有想到等待自己的竟是莫须有的罪名和长达8年的监护审查。

1968年1月中旬，全国各地的形势每况愈下，云南也不例外，运动混乱，生产停滞，一切似乎都处于一触即爆的态势。当时，我作为省里工作的干部，和省委、昆明军区等军内外的几位负责人一起飞往北京，向中央汇报省里的工作情况。

1月21日凌晨2时，我们接到临时通知，立刻赶往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参加中央召开的解决云南问题的会议。

会议由康生主持，谢富治讲话，他说，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非常关心云南的问题，云南是国防前线，如果那里的问题解决不好，会影响国家安全，影响人民生活。接着又提到某派(当时云南省的一个群众组织)，特别是某某组织搞武斗，说得神乎其神，然后话锋一转：“赵健民同志，你辜负了中央，出了坏点子，某某组织由昆明往西打了禄丰、平浪、楚雄..到下关杀了100多人，还要往西打，你知道不知道？”

我一听，心里“格登”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刚开会就扯起这些？转念一想，这事我确实不知，于是冷静地回答：“不知道。”

“你支持某派，你现在还在那里指挥。”谢富治凶很地喊了一句，又阴阳怪气地重复了一句：“你们想搞个人的那一套不行了，我看最近有些行动，是有人在那里指挥。”

这扯到哪里去了，我心里暗暗猜想，又有些茫然。

这时，坐在正席上的康生开了腔：“赵健民，你来北京干什么？”

“汇报情况。”

“你一个省委书记，到中央来，不见你一份请示。”

我当时对康生是尊重的，可他的话又让我好生狐疑，明明我向他和陈伯达等人写过两封信，还专门向中央写过两次报告，都通过军委办事组转上去的，他怎么不知道呢!

不待我明白过来，康生又说：“你支持某派，出了许多坏点子，是不是？”

“我没有出坏点子。”

“你敢写条子吗？”康生紧接一句。

我心想，这有什么不敢，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当着康生的面，我写下了“我没有支持某派的错误行动和错误言论。”

康生拿起来看了看，“哼”了一声，阴不阴、阳不阳地说：“你在耍外交辞令啊。”他不顾自己的身份，又咄咄逼人地说：“如果有，怎么办？”

我想了想，在原条子上又加上了一句“如有支持某派的错误行动和言论，愿受党纪国法的处理。”这时，我处在紧张思考的状态，康生他们搞这一套，到底是什么意思？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看来一场风暴就在眼前。果然，康生又说道：

“你不要骗我，刘少奇才骗我们，叛徒特务才骗我们..我问你，你在白区工作是哪一年被捕的？”

“1936年。”当我吐出这句话，感到事情复杂多了，一个解决云南问题的中央会议，怎么却成了我的专案审查会？

只见康生那个深度眼镜后面，闪着两道阴险狡诈的目光：“你在监狱里是怎么自首的？”

“我没有自首。”

“你还骗大家？你是个叛徒!”

面对康生的喝问，我坦然地顶道：“我不是!”

这一下，他咆哮起来，“我再重复一遍，你是个叛徒!”

“事实不是，我保留意见。”我依然冷静地回答。

“好!你保留吧!”康生气急败坏，指着我，“你写个条子!你的行动不是偶然的。一个叛徒，一个叛徒分子混到我们党里来，想乘文化大革命把边疆搞乱。国民党云南特务组，我看了他们的计划，你的行动就是执行他们的计划。”

听到这，我百般不能理解，我的行动怎么和国民党特务的行动联系起来了？再说，什么国民党云南特务组，我还没听说过呀!我想，或是我听错了？抑或是康生讲糊涂了？

只听得康生得意地往下讲：“赵健民，你对我们有刻骨的阶级仇恨，我凭40多年的革命经验，有这个敏感，我看你是个叛徒!你投降了国民党。”

这说到哪里去了，古时候有个“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没想到身居高位的康生也这么信口开河，我忙着分辩

说：“根本没有这个事实，我当时是以生命捍卫了党的利益的。”

康生不听这些，继续说他的：“你想把云南的文化大革命搞垮，你痴心妄想!军队、工人、农民、学生不会跟你走的!”

对此，我严肃地说：“你说话要慎重，不能凭脑子想。”

康生傲慢地“哼”了一声，像是拿出了“杀手锏”，气势汹汹地说：“你去年3月和我的谈话，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你要开党代表大会把刘少奇重新选入中央，要以合法的手段把彭、罗、陆、杨重新选入中央。”这几句话在当时真够得上份量，不仅坐在一旁的几位省里负责人面面相觑，就连我自己也大吃一凉。记得我那次谈话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没想到康生却移花接木，拿出来任意栽赃、无限上纲了。

我坚决顶了回去：“那都是你脑子里想的，我不是那个意思，当时有专人记录嘛，把记录拿出来一看就清楚了。”

康生冷笑两声，“那时你是一句一句想着说的，是带着阶级感情的。”他接着阴森森地说：“你不要用以前的办法骗我们了，现在是文化大革命，是这样的一个时代，你赵健民也不能混水摸鱼了。”他又进逼一步，“你敢说你历史没问题？”

我回答：“没问题!中央可以审查嘛。”

康生一见我仍不让步，气急败坏，在屋里一个劲儿地踱步，“一定要审查!一定要审查!你是比较疯狂地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你还要求中央审查吗!”

我还是回答：“我要求。”

他指着我的鼻子，连说：“你写，你写!”

我又在一张纸上写了保证自己没有问题，要求中央审查的字句。条子刚刚写好，正要递给康生，恰巧见到他用手示意，只听早已凶相横露的谢富治大喝一声：“我宣布对赵健民实行监护审查，执行!”一旁窜出两个早有准备的人。将我用手一推，押出了门外。

就这样，在一次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我被莫名其妙地拘留了，至于真正的罪名是什么，连我自己也不清楚。所以，当全国人民揭露康生这个大野心家的罪行时，把这次诬陷事件称为康生发明的“相面”定案，我认为是有充分道理的。由于康生的“相面”和他的“敏感”，有多少人无辜受到迫害呢？恐怕难以数计，我自己便遭关押入狱长达8年之久!

然而，康生的这次“相面”定案，以及诬陷我是“叛徒”的事实根据到底是什么呢？

二、信口开河，四面出击，以最革命的极“左”面目出现，是康生的一贯做法。“说话速度慢,语气沉”是我带有“阶级感情”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惟一证据。

先从1967年3月的谈话说起。

当年2月下旬，由于当时云南省出现了胡揪乱斗领导干部，有些人冲击机关，破坏机关正常工作的情况。我心想，自己是省里的主要领导，又是党的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有责任及时向中央反映情况，以制止不利事态的发展。于是，我赶往北京要求同当时的中央文革顾问康生谈一谈。

2月28日晚，得到了康生接见我的通知，一位秘书领我到了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不巧，接待的工作人员说康生正在同西安市的造反派代表谈话，于是，我只得在小会议室里坐等，一直干等了好几个小时，由于几天来长途奔波，很疲乏，我不由自主地靠在沙发上朦胧入睡了。

后来有人把我叫醒，匆忙告诉我，康生要来了。我睡眼惺忪，赶忙起身整理一下衣襟。这时时针指到了3月1日1点。

待康生坐定后，我忙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谈了出来，由于是突然被叫醒，脑子还有一点迷糊，所以开始说话的语气显得沉一些、慢一些。

我主要谈3个问题，一是党的干部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我说，毛主席向来就指示干部的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我个人认识也是这样。解放以来，经过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整风反右等等一些大的运动，都证明了干部多数是好的。但我从云南了解的情况看，现在党政机关，甚至公检法机关几乎普遍被夺权，领导干部多数被揪斗，这样做是和毛主席指示不相符合的，是违反中央干部政策的。现在既然在宣传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可实际上又出现这种情况，这是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呢？还是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呢？我说，这个问题中央应该从上面三令五申。第二是省级以下多开党代会，使主要领导干部多接受党的监督。这一点我从自己曾在铁道部和山东省工作的体会说明，作为一个主要的领导干部，需要经常听到别人的意见，接受党的监督，开党代会可以发扬民主，使主要领导干部多接受监督。中央开党代会不容易，省和县应该多开。第三是中央接待站答红卫兵的问题，有的答得很好，但需要贯彻。中央接待站答红卫兵的讲话，我在昆明看到一些，内容是干部有错误，就批判，就反对；但对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就应当维护，等等。我认为这些回答很好，这种观点中央应该反复宣传，才能较好地贯彻。

我讲述以上想法时，康生半眯双眼，一声不吭。最后，他斜着脑袋对着我，先来了句：“你知道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吗？”

如果今天来说，我可能还讲不清，可当时我敏捷地回答：“不是用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改革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吗？”

康生“嗯”了一下，“那只是一方面”他对我的回答显然不够满意，“主要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你知道吗？刘少奇在天津讲话，说中国资本主义是少了不是多了，他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问题。”他煞有其事地接着说：“过去知道安子文、刘有光、王其梅等十几个人从敌人监狱里出来，办了一个简单的手续，现在查出来了，他们是发了反共宣言。这种问题，一般运动是搞不出来的。”说到此，他似乎很得意。

至于开党代会，他说主要问题在内容；对于中央接待站的回答，他认为也不错，可今后怎么做，他没有说。

由于时间过去了一个多小时，近三点钟了，我觉得康生年事已高，不便多打扰，就告辞了。

这次谈话，不过如此，并且中央文革还派有专人记录，可到了1968年1月，康生竟无中生有说我提出要开党代会，为的是把刘、彭、罗、陆、杨重新选入中央，岂非咄咄怪事？更为荒唐的是，他把我初醒后说话慢一点，沉一点，说成是带着阶级感情，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三、闯过了军阀韩复榘的“一言堂”，却没有躲过康生的“历史审查”。如此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是为了达到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

康生诬陷我1936年被捕叛变，是个“叛徒”，这件事他也应该完全清楚。1933年2月及7月间，我山东地下党在城市中的组织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1933年2月末，省团特委书记陈衡舟叛变，勾结敌人于三、四天内逮捕了省委书记任作民、代理团特委书记孙善帅以及省委、团特委大部分同志。经张恩堂同志联系，不久又组织了临时省委，并在北方局领导下，努力恢复组织。7月3日，临时省委的组织部长宋鸣时又投敌叛变，把所知道的党团关系全部出卖，几天内，我党同志被捕30余人，党团省委领导机构绝大部分被敌人摧垮了，更严重的是与中央和北方局失掉了联系。在这种危机局面下，我和姚仲明、徐运北、林浩等同志坚持地下斗争，保证党的联系，于1934年成立了中共济南市委，由我任书记。又于1935年，在济南、鲁西、鲁南党组织都有较大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山东省工作委员会，由刘仲莹任书记，我任组织部长。这年冬天，我通过关系见到了北方局派来的亲人、河北省委代表兼直南特委书记黎玉同志。1936年4月，北方局派黎玉同志来山东重建省委和恢复各地党组织，使失掉上级领导3年之久的山东地下党，终于又恢复了同中央的关系。山东省委恢复以后，对外仍称“工委”，经北方局决定，黎玉同志以北方局代表身份兼省委书记，我仍任组织部长。

1936年9月27日，我到济南检查工作，因叛徒房春荣出卖，被敌逮捕，先后关押在韩复榘省政府特务队、三路军军法处拘留所、高等法院看守所。尽管受到7次大审，有叛徒当堂作证，敌人严刑拷打，但我咬牙坚持，没有供出任何情况，最后由韩复榘亲自审讯。

当时，在我前面已有好几人被韩复榘一言定罪，有的被杀，有的重判，轮到我时，军法官袁道田念道：“此人赵健民，是济南北园乡村师范的学生，共产党的首要分子，济南乡村师范兵工厂的共产党均归他领导，他几次去莱芜县活动。在捕共队抓到他以后，他又拒不吐露共产党的真情。因此，捕共队宋队长(即1933年7月出卖我山东地下省委的大叛徒宋鸣时)呈请主席枪决他。”

即刻有两个执法人员上来，扭住我的手臂，单等韩复榘说一声“毙”了。韩复榘坐立中堂，立愣着眼，连看了我两次，问：“你是个学生不好好学习，为什么参加共产党呢？”

我说：“参加共产党是为了抗日，主席明白，日本人占领了东北、热河并不满足，它还要进一步占领全中国，中国人打内战只有加速自己的灭亡，共产党主张全国团结一致抗日，主张救中国救人民，我们学生同情它的主张，所以参加它。”

“你为什么到莱芜去呢？是不是那里有山，又要闹什么暴动？闹暴动我可不答应!”韩复榘又问。

我感到可笑，嘴里答说：“莱芜有我的同学，我们是对老百姓做些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主要是唤起民众，准备抗日，对国内的各军各界是主张团结起来，一起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

韩复榘一听，紧绷的脸一下松开了，吐出一句：“嘿，你对我做起宣传来了。”这使一屋子的紧张空气缓和多了，站在韩复榘右边的军法处长史景洲赶忙插嘴说：“这个人坚决得很，捕共队抓他时，他把共产党的宣传品吃掉了!”

不知韩复榘出于什么考虑，又立愣着眼看了我一下，终于发出一句断言：“我看把他送法院，送法院!”

至此，我的案子算断完了。一个执法队士兵引导我下来时说：“兄弟，你真是危险呀!”他说：“你在这个地方还敢讲两句，你们共产党真是好样的，我见过几次了。”回到狱中，许多人惊奇地看着我，有的说：“这个穿蓝大褂的(当时我穿阴丹士林大褂)命真大!别人被韩复榘一立愣眼就完了，韩对他立愣了三四次，还不要紧哩，命真大!”

送山东高等法院后，我虽被判刑5年，但情况究竟不同于特务队了，我和其他同志又串联起来，团结难友一块儿同敌人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占领禹城进逼济南，韩复榘逃亡宁阳。我党派代表张经武和韩谈判联合抗日，提出释放政治犯，我和其他同志被提前取保出狱。从此，我又和黎玉、林浩等同志战斗在一起。

康生借我入过狱诬陷我，而实际上他出身山东，又曾在山东工作多年，并主持过干部审查，对这一段历史情况是清清楚楚的，何况经过党的多次审干，包括1957年对我的结论：“赵健民同志在与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期间，独立坚持工作数年之久，对保存山东济南等地党的组织是有贡献的；在被捕期间表现坚决、勇敢，政治上是坚定的。”

康生对此心里有数，他诬陷我是“叛徒”，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想借这件事大做文章，以打倒山东地下党的一批老同志。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大多数山东地下党同志遭到了诬陷和程度不同的迫害。

四、最为严重的是，康生、谢富治从我开刀，无中生有，制造了“赵健民云南特务组计划”。林彪、江青一伙在云南的死党据此“以人划线，层层站队”，残酷镇压不同观点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给云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这一故弄玄虚的案件又是怎么假戏真演的呢？追根溯源，盖出于康生诬陷我的那段话：“国民党云南特务组，我看了他们的计划，你的行动就是执行他们的计划..”在那个年代，这位身居高位的“顾问”所云，还能是假话？一时间，这个讲话不但是全省正式印发，还在报纸上登载，一些群众组织更是大量印成传单，广为散布。从而，在60年代云南大地上，演出了一场闹剧，进而变成了一场充满血腥味的镇压运动。

1968年1月，云南大理地区连续发生大规模的武斗事件。到了2月13日，中央领导接见云南代表，康生竟然跳出来宣布某群众组织是“反革命匪帮的典型”，江青更是信口雌黄：“事物走到对立面，那没有办法了，要剿匪了。”就在他们的话下，某群众组织被打成“反革命匪帮”，被编造强加一个“滇西挺进纵队”之名而剿了。

“滇挺”事件，后来被进一步说成为“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扩大了打击面，不断在“划线站队”中抓“滇挺”分子。在省级机关各系统和13个专、州市、54个县(区)的“划线站队”中，掀起了抓“滇挺分子”的高潮，后来荒唐到把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同志打成“滇挺”的总司令员。

在江青、康生、谢富治一伙的滥施淫威下，云南省以“忠实执行赵健民国民党特务组计划”的罪名，先后使14000多名干部群众遭迫害致死，打伤致残的有38500多人，并株连了无以数计的家属子女、亲友。

五、后记

1978年2月，经党中央正式批准，我的定案终于得到昭雪!云南省委向全省军民公开申明：“赵健民同志对林

彪、‘四人帮’的迫害，始终坚持原则，坚持斗争，英勇卓绝，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德。”

当时的条件下，康生这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两面派没有被公开点名，人们只能对他咬牙切齿。但是，历史是无情的，“相面”定案已成了他制造冤案的铁证!

尤其令人欣慰的是，长期压在云南人民头上的“赵健民云南特务组计划”和“滇西挺进纵队”等假案也得到了公开平反。

《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作者：叶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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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的最后十年

程中原

一、风暴袭来

从1965年11月批判《海瑞罢官》到1966年5月挞伐“三家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紧锣密鼓地发动起来。自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用张闻天自己的话来说，他“过的是脱离群众、脱离党的直接领导并听候党的长期考察的孤独生活”。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从未罢免过，但是，他看不到中央的文件，无从知道围绕着对《海瑞罢官》的评论有怎样复杂的斗争；更不用说，对于从《二月提纲》到《五一六通知》党中央高层领导的尖锐分歧，他也是一无所知。但是，借评海瑞的“退田”、“平冤狱”来批判“单干风”、“翻案风”的文字，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张闻天感受到政治气压越来越低，一场政治风暴将要来临。在生活待遇上，张闻天也渐渐等同于一个一般干部了。1965年11月，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调出北京。不久，张闻天被吊销了“供应卡”，接着就撤掉了“红机子”，后来又搬走了一日三餐不可缺少的煤气罐，这一切预示着什么呢？

1966年6月1日晚8时，按毛泽东的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一下子就点燃起来了。张闻天竭力使自己的思想跟上“革命”的形势。6月11日，他给毛泽东并党中央写了一封短信，表示自己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继续深入学习毛泽东思想，使自己进一步革命化。8月初，他开始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问题》的总题目下面写“学习笔记”，力求从哲学高度来理解发动这场“大革命”的目的、任务和必要性。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会是一场给党和人民、给共和国带来巨大灾难的内乱。他这时也完全没有想到，厄运临头竟会这么快。他不知道，他已经被放到“横扫”之列。1966年7月12日，审查他的专案委员会已经向党中央、毛泽东建议：撤销张闻天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开除党籍，在报刊上公开点名。

8月9日，张闻天按通知到三里河国家经委礼堂开会。踏进会场一看，方才知道是所谓“声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冶方大会”。原来在前一天(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经济研究所的造反派跟得很紧，在公布“十六条”的这一天，就召开这个“斗垮”走资派、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大会。

早在1964年秋，康生等人就诬指庐山会议“罢官”后到经济研究所当“特约研究员”的张闻天同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结成“反党联盟”。所以，这天的大会开始不久，张闻天就被揪上台，挂上一块大牌子，戴上一顶高帽子，站在孙冶方的旁边。随后，又有不少人被揪上台来，时值盛夏．挤在一起，酷热难当。挤轧之下，张闻天的高帽子扣到了额下，更加闷热。张闻天血压高，又有心脏病，他竭力支撑着，弯腰低头站了一个多小时，终至昏厥，一头栽倒了。他被拖到后台，造反派中一个女的，还恶声恶气骂他：你别装死，你死不了!张闻天慢慢苏醒过来以后，造反派又不让他休息，仍旧拖到台上，罚站挨斗。这次斗争会持续5个小时，他回到家里向夫人刘英叙述经过，感伤地说：今天差点儿回不来了。

当张闻天从第一次冲击中缓过气来的时候，他想到应该给毛泽东写信。8月22日，他写信给毛主席并中央，报告8月9日被斗情况，说明“自己觉得我还是一个要革命到底的共产党员，我还是想改正错误，改造自己，并继续为党做点工作的人”，并表示“我对革命前途永远是乐观的，我没有任何悲观失望的理由”。9月5日又写一信，都毫无结果。

9月8日，中央办公厅将张闻天的工资关系转出，放到了经济研究所。这样一来，经济研究所的“革命造反派”就更加放手大胆地对他进行批判斗争了。

12月7日，经济所的几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了批判斗争张闻天大会，“勒令”他会后写出“检讨书”。接着，经济所的造反派头头又闯进景山后街甲1号，抄了张闻天的家。他们逼着张闻天打开保险柜，将他1960年底到经济所后写的文稿合订本和十几本“读书笔记”一齐抄走。1967年1月25日，张闻天又被经济所造反派揪去，戴帽、挂牌、游斗。

没完没了的批判、斗争，无休无止地持续着。张闻天已经年近七十，高度近视加白内障，血压高达200／120，心绞痛不时发作。但是，他不能休息，也得不到治疗。无论风沙扑面还是烈日当头，他都得怀揣月票，手提书包，在如潮的人海中，倒换两次公共汽车，赶到经济所去接受审问、批斗。

批判、斗争在1967年夏季中央文革发动包围中南海揪斗刘少奇的日子里达到了高潮。

1967年7月26日，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联合召开群众大会，斗争彭德怀、张闻天等人。会前，周恩来派人向红卫兵头头传达几条规定：不许坐喷气式，不许搞逼供信，不许游街，不要武斗。红卫兵头头根本不听。他们是受林彪、江青操纵的，是听命于中央文革的。他们传达和执行中央文革的指示：对群众不要限制过多。在大会上搞了喷气式，狠狠斗了一场不算，还在会场出口处组织一批打手，对面而立，形成甬道，每人向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猛击一下。张闻天被打得满头满脸青包紫块，当场昏厥。幸亏两个解放军战士眼疾手快，把他拽上了卡车。卡车开动，风吹起来，张闻天才苏醒过来。

还有一次是突然袭击。这是配合着8月16日《人民日报》公布1959年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而进行的。8月21日半夜，忽有一批人逾墙进宅，直闯张闻天、刘英卧室，把他们揪走。直到在一个房间坐定，才知道到了外交部大院。天亮后造反派带张、刘二人到食堂吃早饭。刘英对着稀粥一动不动，张闻天悄悄说：“快喝点，不然顶不住。”喝过稀粥，造反派就押着张、刘二人在外交部大院内游斗，他们被揪扯着，跑步上下楼，把外交部大小办公室、宿舍楼几乎游斗遍了。下午再开大会斗争，张闻天受尽摧残。刘英陪斗，同时受罪。大会开到5点结束，又将张闻天等人押在一间房里。造反派提审，硬逼张承认陈毅是他庐山发言的后台。张闻天坚决否认，说他的发言完全是自己的思想，与别人无关。搞到天傍黑，张闻天和刘英才回到家里。张闻天抚摸着刘英的手，关切地问她：“顶得住吗？”刘英宽慰张闻天说：“你看，这不是顶住了吗？”张闻天端详了一会，看刘英神色确还可以，就说：“你顶住了，太好啦。批斗的时候我老是想着你，又不能看你，真怕你身体吃不消啊。”刘英听他这么说．不由得眼圈都红了。这一对在长征的艰苦岁月中相爱的老革命家，想不到竟被造反派当成了侮辱和体罚的对象。此时此刻，他们真如涸辙之鲋，只能相濡以沫了。

在那失落了人性的所谓“革命大批判”浪潮中，张闻天的人身安全毫无保障。他成了造反派随意摆弄、争相显示“革命”的工具。当时“造反”已经同“夺权”联系在一起，有野心的造反派头头和幕后人物，要捞取政治资本，制造权势，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狠狠斗争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毛泽东这时虽再三呼吁“联合”，要求制止“武斗”，一时也难以控制局面。在这样的形势下，张闻天之受尽折磨，真可以说是在劫难逃。

这时的张闻天，老而病，侮辱加上拳脚，其痛楚非常人所能忍受。然而他默默地忍受着，坚强地挺住，没有流露出一点消极悲观。他不厌其烦地写那些所谓“交代”、“检讨”。一方面，他不能不按当时的流行文体给自己上纲上线，扣上一顶又一顶帽子，另一方面，又写明事实真相，说明原委，对一些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决不轻易放弃自己的独立见解。如果抛开那些空洞的“帽子”、夸张的言词，那么，这些“交代”、“检讨”涉及的史实和思想仍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例如，在1967年8月28日交出的一份所谓“认罪书”中，张闻天概括庐山会议前后自己的基本思想是：“认为我国农业、手工业合作化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因而以后的任务，就不再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只是社会主义建设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矛盾，就是生产和需要的矛盾，因此，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任务，就是解决这个矛盾，即发展生产，满足需要。”他分析自己在这种基本思想的指导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有以下6条主张：

1．强调发展生产力，即把“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把建立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这是把经济放在第一位。

2．强调改善人民生活福利，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在物质生活水平上，进行“和平竞赛”。

3．强调利用物质刺激，即利用工资等级、奖金制等，来刺激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生产积极性。

4．强调价值规律及其他经济规律的作用，强调一切生产计划都应服从于经济规律，而不是使经济规律服从于生产计划；强调用经济方法去领导经济；以及强调经济核算、利润指标等等。

5．在生产管理上，强调厂长、工程师、专家等的集中管理，反对在生产中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不断破坏“旧制度、旧规章”；从此也强调了要向资产阶级管理生产的经验学习，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

6．主张“平衡论”、“按比例论”、“生产渐进论”，反对“冒进”，反对大跃进。

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文化大革命”中，张闻天这些探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基本规律的思想、观点，被说成是同党的总路线针锋相对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其目的是要反对和修改总路线，把高速度、大跃进的总路线引导到稳步渐进的路线上去，结果是不要群众运动，取消大跃进云云。

二、219起“接待”

张闻天在被反复进行大会批斗的同时，还几乎天天接受中央机关和全国各地许多单位造反派的提审、质问、调查。据张闻天1967年11月27日递交的一份“接待总结”统计，自1967年1月24日至11月17日不到10个月时间里，他接受审讯、回答问题，或写出材料，或在记录上修改、签字，累计为219起。调查材料大致是以下七个方面：个别干部的历史情况，留学莫斯科期间的情况，刘少奇与白区工作，东北情况，庐山会议情况，外交战线及国内政策。

不论造反派怎样辱骂、恫吓，不论怎样诱、套、哄、逼，他总是认真回忆，据实回答。涉及党内历史情况，干部的是非功过，他不管外界的舆论和压力，也不论这个干部同自己的亲疏远近，总是负责地说明情况，谈自己的看法，决不乱说，从不诿过于人。有时还同调查、审讯者争论起来。常常有造反派对他的交代不满而厉声呵斥，张闻天总是不紧不慢地说：“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你们要我说的那些情况，我不知道。”即使因此而遭到拽扯、推搡以致殴打，他也毫不动摇。材料都用复写，一份交出，一份自存。保存下来的这些材料，显示了张闻天坚定、正直的人格。这里顺着时间次序摘录几条：

3月13日，中央财经学院“批判陈云联络站”向张闻天调查陈云的历史情况。3月20日他把写的《对陈云的看法和回忆》交出。材料中说：“我觉得陈云工作比较踏实，有办法；作风谨慎稳当，比较能团结和使用干部”，“对陈云的印象是好的”。他同陈云的经济思想，“在其基本点上，是相同的”，主要是：为了满足群众的物质要求，就必须发展经济，增加生产，要重视物质刺激的作用，强调对生产的自上而下的集中管理，注重技术措施，强调平衡，坚持稳步前进。

陆定一在“文革”前就被打击，“文革”开始中宣部被诬蔑为“阎王殿”，部长陆定一被说成“大阎王”，还怀疑他的党籍。张闻天于6月13日向中央办公厅来人交了答复陆定一党籍问题的材料。他毫不含糊地证明，30年代初陆定一被开除党籍是一桩冤案，当时就已纠正。材料中谈到：1932年团中央被破坏事曾怀疑同陆定一有关，因此陆曾受开除党籍处分；后经审查，证明此事与陆无关，是一错案，即撤销了处分，恢复了党籍。负责审查的是当时中央组织局(局长李维汉)。

6月20日，张闻天把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要他写的关于陈毅的材料交出。他明确地写道：“我知道陈毅对毛主席关于外交政策的指示是执行了的。他对毛主席是表示尊重的。”“我觉得陈毅对总理是尊重的，同总理的工作关系，也是很密切的。”

江青、康生等妄图利用1932年2月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反周恩来。辽宁大学的造反派就此于11月20日质问张闻天。张闻天斩钉截铁地回答，所谓伍豪(周恩来)在1932年发表反共启事一事，“纯系捏造。我同康生、陈云等看到后，一笑置之，因为一则伍已去江西；二，伍绝不会做这样的事。”

张闻天写的材料还涉及杨尚昆、彭真、李先念、李维汉、王稼祥、彭德怀、乌兰夫、宋任穷、李立三、伍修权、吴亮平、孔原、王鹤寿、徐冰、宋一平、曾涌泉、姚依林、程子华、吕正操、刘澜波、王观澜、孙冶方、姬鹏飞、张琴秋、李伯钊、李培芝等许多同志。张闻天在自己不断挨斗蒙受不白之冤的时候、以确凿的事实，证明许多同志的清白，是令人敬仰的。

三、“六十一人案”

在张闻天1967年接待的200多起调查中，最为重要、也是最为棘手的问题，要数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了。

2月16日，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抓叛徒”战斗队来经济研究所，当面勒令张闻天交代1936年北平军人反省分院(草岚子监狱)61人“假自首”出狱的始末。1967年初，江青、康生一伙正有组织、有计划地将“文化大革命”的火力再一次集中指向刘少奇。在这时提出这个问题，用意很明显，是要诬指刘少奇当年擅自决定一批干部履行手续出狱，组织所谓“叛徒集团”，为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罗织一条重要的罪名。

30年前，张闻天是党中央的总负责人，对于这件往事，虽然具体时间和若干细节印象已经模糊，但总的经过，他是记得清楚的。这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特殊的紧急措施，并非刘少奇擅自决定，而是请示中央，经研究批准的。2月16日当天，张闻天写了一份材料，说明此事经过。1936年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去北方局主持工作，“当时他初去白区工作，干部非常缺乏”，而北平监狱中有一些干部，自1931年8月底判刑入狱后，坚持斗争，不屈不挠，表现好，经过内部线索说，只要履行普通手续，即可出狱。“所以他想以中央名义同意他们履行那样的手续”。张闻天明确承担责任，说这事是得到他同意的：“我当时认为，既然工作有此需要，既然履行的又是一般手续，而且只是作为一个临时措施，同时他又是中央代表，所以我当时也表示了同意。”张闻天说明，此事党中央领导集体是了解的：“我的印象是，中央内部关于此事的处理，是知道的，也没有听到过有不同意见”；在“七大”前代表资格的审查中和中央整风审干运动中，“对此事的处理也没有听到过不同意见”。

鉴于在“文革”当时重提此事关系重大，刘少奇的名节和61位出狱同志的政治生命系于此事，还涉及党中央和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领导同志，且年代久远，记忆难免有不清、不确之处。为慎重起见，张闻天立即将写的材料送交当时任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要康生查档核实，并就内容是否妥当请示中央。

张闻天知道康生是此事的知情人。在1937年十二月会议上，刘少奇于12月14日报告华北工作时曾专门谈及此事是“得中央允许的”。康生参加了十二月会议，讨论时还就此事发了言，说“经中央允许的某些人，是特别的，不是原则”。康生并被张闻天指定起草有关文件。而且康生长期管内部保卫工作，对干部情况一清二楚。康生是一个奸诈小人，这点，张闻天心里明白。可是他料不到康生会阴险到歪曲事实、构陷人罪的地步。张闻天不知道，在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不久，康生就在“六十一人案”问题上做文章了。9月16日，康生给毛泽东写信，诬指这些经中央批准出狱的人“并不是例行出狱手续，而是‘坚决反共’的叛党行为”。11月，61人中的刘澜涛(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赵林(时任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就被揪斗，以后很快又以出狱问题将薄一波、安子文等揪了出来。虽然周恩来一再申明“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但中央文革小组仍然揪住不放。为了配合夺权斗争，1967年1、2月间，他们不断在公开场合，滥扣“叛徒”帽子，挑动红卫兵任意追查，在全国刮起“抓叛徒”的恶风。与此同时，所谓61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已经准备印发，借评电影《清宫秘史》批刘少奇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正在炮制。就是这篇文章，提出“八个‘为什么’”，定了刘少奇八大罪状，其中“指使别人自首变节”就是一条。这时，康生希望从张闻天那里得到的是咬定刘少奇“擅自决定”、“指使别人”的材料，而张闻天写出的这个材料恰恰相反，可以将他们罗织的刘少奇的这条罪名从根本上予以否定。康生怎么会去查档核实呢？

康生不给回复，南开大学的红卫兵2月18日又来批判。他们还提供了若干线索，纠正张闻天关于具体时间和细节回忆的出入，要他立即写一份交代材料。在这样的情况下，张闻天乃重写一份材料交出，肯定61人出狱事是得到他同意的，独自承担了责任。材料写道：“刘少奇初去北方局不久，就给我写了一封如何解决白区工作干部问题的信。信的全部内容，我现在记不清楚了。约略记得的是，北方白区工作干部极缺，抗日形势迅速开展，急需解决干部问题。他说，现在北平监狱中有一批干部，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管理监狱的人自知日子不久，准备逃走，也想及早处理这批犯人，所以只要履行一个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他信中提议即办此事。他信中特别表示急迫，因为他说如不早办此事，日本占领平津后，就不能办了。他要我赶快答复并要交通员等着把复信带回去。此外，他还附带寄来了狱中干部提出有三个条件的请求书，要我签字，好使狱中干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样办的。我当时很相信刘少奇的意见，觉得不要什么代价一下就可以解决当时确实缺乏的干部问题，岂不很好，所以我就复信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并也在请求书上签了字，退回去了。至于监狱中的干部到底是谁，有多少人，表现到底如何，‘简单手续’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一直是不知道的。”为避免涉及党中央，张闻天将2月16日所写材料中关于中央知道此事的情节略去，说：“我现在记得，当时我没有把此事报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别讨论。以后中央什么会议上或同中央谈过什么没有，现在也记不起来了。”将责任全部放在自己一个人身上。从此，张闻天头上又多了一顶“大叛徒”的帽子，不知多吃了多少苦头。然而嗣后凡涉及此案，他从不改口推诿。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如此!

张闻天始终肯定61人出狱事是经他同意的。康生对此恼怒之极。1967年4月28日，张闻天又就3月6日、4月26日两起涉及1936年出狱案的调查致函康生，告知自己回忆所及，要他帮助回忆核实。康生竟在来信上批曰：“张闻天又要玩弄骗人的把戏”，“这个人继续玩弄手段应予以坚决回击”。

6月27日，康生派“中办”专案组6人来到经济所审讯张闻天。有两个穿军服的干部打着康生派来的牌子，对张闻天说：“1936年薄一波等履行手续出狱的案件被你在当中把水搅浑了。”并说：“这案件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你张闻天为什么要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你如再瞎说，后果由你负责!你应该替你的子孙后代留条后路!”他们向张提出两点要求：一、由张本人澄清事实真相，给他们写交代材料；二、以后不准再对外发表关于这方面的其他材料，造成新的混乱。明目张胆地对张闻天威胁利诱，要他“翻供”并作“伪证”。张闻天当即表示：“要整就整我吧，我不能说假话，陷害人。”当天回到家里，张闻天即向刘英谈了审讯经过，并估计自己可能会被捕。

张闻天明知前途凶险，但是没有屈服于压力。他于7月3日致函康生，回答6月27日“中办”专案组的两点要求，表示他已经提供的材料是“我今天仍然认为我所能提供的惟一材料”，“我还没有别的材料证明我的交代是完全不可靠的，从而根本否定我自己交代的材料”，“我现在不知道我对此事还能澄清什么”。“时穷节乃见”，张闻天的回答，表现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至大至刚的一身浩然正气!

专案组的负责人读到此信，暴跳如雷，在信上写下长篇批语，说“张闻天说谎成性，使人气愤”，“对于这样的人没有别的，方针只有一条，那就是斗争!”七八九三个月，批斗张闻天的大会开了十六七场，但结果终是枉然。“逼供信”这一套，在张闻天这里是没有用处的。

四、523天“监护”

汉语以词汇的纷繁著称于世。汉语构词的灵活性，使得新词语层出不穷，尤其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简直天天都有同前所未见的事相应的前所未有的词出现，这“监护”就是其中的一个。说是“监禁”吧，并不进监狱，说是“保护”吧，又完全没有自由。1968年5月17日下午，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派了一个班武装，进驻景山后街甲1号张闻天寓所，宣布对张闻天、刘英实行“监护”，用“监护”是按上面的批示执行的，批示为：“请即告卫戍区司令部，按照主席指示，在张闻天夫妇住处派兵监护，不许自由出入，也不许外人随便调访。”具体的办法，内部有五项规定：1．万人以上的斗争大会不开。2．不搞喷气式，不打，不挂牌子，不游斗，不抓走，不跑掉。3．可以看病、理发、洗澡。4．每天可以放20到30分钟风。5．哨兵放在门外。实际执行严厉得多。

宣布“监护”之后，当即将张闻天和刘英隔离开来，分别关在北面两间小屋子里。窗户用旧报纸糊得严严实实，透不进一丝阳光。室内亮着日光灯，24小时不灭。门上开一个小方孔，站在房门口的士兵日夜窥探监视。屋里只有一张板床，一张长凳。不许听广播，不许看报，不许同任何人来往。原来的书房变成审讯室，墙上贴满对敌斗争的“最高指示”。专案人员对张、刘轮流审讯，反复追逼交代。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无休无止。惟一可以接触一点新鲜空气的是每天20分钟的放风。看门的士兵打开紧闭的门，领着张闻天通过走道，到屋子西头廊下站住。这时，张闻天才可以吹到风，见到天空，晒到太阳。他可以朝南走，左边贴墙是低矮的女贞树的绿篱，右边是一个煤堆。他可以脚踏在地上，一步，两步..走十一步，抬头，迎面是一个持枪的哨兵。他只能折回头，用十一步来回丈量这条黑色与绿色之间的小路。张闻天牙齿不好，有一次乘放风机会拣了两根可以用来剔牙的细枝子，小心地夹在书里。第二天早晨起来读书时，发现细枝子已经被没收了。监视之细致，叫人只能苦笑。

刘英后来忆述了他俩被隔离拘禁的那一段可诅咒的单人囚室生活。她写道：

我和闻天住的房子只隔一堵壁，但咫尺天涯。每天只放风一次，时间错开，不让我们碰面。但盥洗室还是合用一个，我们仅能利用这里通一点信息。那时每天早晨天还不亮，我们就要被吆喝起来，拖地擦桌子。大拖把浸了水，拿起来很重，我个子小拿不动，常常不在水里洗干净就拖，因而挨骂。大约是闻天从骂声中听出了原因，以后待我去拿拖把时，发现总是洗净后晾在那里，半干不干，不太重又好拖。闻天泡在盆里的衣服，我也总是悄悄给放上洗衣粉(肥皂限制不够用)，抽空子给他搓一下。我们就是这样人不见面心相见!

最难熬的是夜深人静时，我只能从他的咳嗽声判断他的存在，从审讯人的吆喝得知他的坚定。安静下来，不闻声息，我就感到惶惶不安。有一次，几天没有动静了，我上卫生间时细细察看，发现有一痰盂血，已经上了冻了。后来才听闻天告诉我，他那次是折磨得受不了，心脏病发，鼻子淌血不止，监管的人不得不将他送医院抢救治疗。一个多月出院后，闻天怕再出事时救不过来，提出同我见一面的要求，而那班监管人员却不同意，说“时候没有到，不行”。真是毫无人性。

我们被这样分隔拘禁，长达五百二十三天，阴谋家终于没有从闻天嘴里挖出他需要的那句话来。

是的，监禁摧残了张闻天的健康，可是无法消磨他的意志。关于“六十一人案”，他始终独自承担，毫不推诿。对于党的事业和个人前途，始终满怀信心。1969年4月，张闻天重病初愈，专案组“审问”他时，他表示：最近我在和疾病作斗争，还想出去做些工作。谈到自己问题性质，张闻天说：我总觉得还是人民内部问题，是认识问题，是“延安”不是“西安”。5月又一次“审问”，要他谈学习“九大”文件后的认识，张闻天希望继续为党工作，想到群众斗争中去接受教育，他说，学习党的历史，一个人关在房子里是学不好的。在6月底交出的一份《我的思想检讨》中，他又表示：自己虽已年届七十，老而病，但要发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不断革命化。

然而在当时，正频频“审讯”，暂停批斗已属宽大，更遑论工作？要不是党中央、毛泽东认为当时国际形势有可能发生突发事件，作出实行战备疏散的决策，对张闻天的“监护”真不知要到何年何月呢!

五、理论丰碑

1969年10月20日，在被隔离拘禁523天以后，张闻天和刘英被分别领出北屋小房间。中办的一个副主任向他们宣布：经批准解除监护，当前战备紧张，需紧急疏散，“遣送”广东中小城市，限三天内动身。就这样，张闻天和夫人刘英在10月底被监送到了离广州100多公里的肇庆，安置在军分区宿舍大院半山坡上的一座平房里。

张闻天被剥夺得一无所有，不要说没有研究资料，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他的名字也改成“张普”，人们叫他老张头。但最可宝贵的是，他始终没有丢失“自己的脑袋”。这时他已经七十初度了，校正后的视力只有

0.2，手也已微微颤抖。但是，他的心没有衰老。他依然不停地阅读、思考。没有卡片，他把旧台历反过来

使，把小学生的练习本裁开来用。思想的波涛在他脑海里奔腾，可是他无法握笔成文，只能作一点观点和材料的摘录。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折戟沉沙。张闻天以政治家特有的敏锐，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宣告失败。从10月起，他决心继续对社会主义基本理论进行系统研究，把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形诸笔墨。他要探究：在社会主义的机体上怎么会长出林彪这样的毒瘤？个人崇拜怎么得以在二十世纪60年代的中国重演？在中国，社会主义建没应该怎样进行？

从1971年10月12日起，张闻天以衰病之躯，在受到监管的条件下，不顾个人安危，潜心著述，写下了近十万字论述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文稿。在被后人称为“肇庆文稿”的这些篇章中，张闻天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深刻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二十年历史曲折的经验教训，较为系统地批驳了“左”倾错误，着重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党和国家的关系、领袖和群众的关系、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的关系、公和私的关系，探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阶段、任务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肇庆文稿”具有尖锐的批判锋芒。针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突出政治”，张闻天斥责“那除了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越来越多的灾难之外，还能带来什么呢？”指出：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正确的程度如何，最后都要由经济建设的成就和成就的大小来衡量。针对对所谓“物质刺激”的批判，张闻天指出：争取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荒唐到把为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而斗争的原则，也当作修正主义来咒骂，那是不可容许的糊涂或欺骗!针对对所谓“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张闻天重申：社会主义的一切工作，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肇庆文稿”是张闻天身处逆境、不倦追求真理的记录，是用革命勇气和科学精神构筑起来的一座理论丰碑。它不单是张闻天个人忠贞和才智的体现，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结晶。在当时，张闻天写下这些文稿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在地方军区的监管下，他只能偷偷写出，秘密藏好。但他一点也不怀疑自己掌握着真理。他要从上海来看他的外甥帮他把文稿抄写一式三份，收藏起来。他满怀信心地说：“也许有一天我能在会上谈谈。”

1976年7月，张闻天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逝去，他没有亲眼看到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但是，他的文稿，终

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得到出版，成为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作者：叶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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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离开西花厅之后

杨明伟

在中南海的西北角，有一座名叫西花厅的院落，自搬进北京城以来，周恩来就一直住在这里。它也是总理办公室的所在地。

在周恩来的办公室里，曾经有这么一套特殊的台历，台历上记载了周恩来26年总理生涯的许许多多重大事情和日常工作、生活、起居..

这套台历每年一本。在它开篇的第一个星期中，每天的日程是由周恩来自己亲手记的，以后，由于“日理万机”的原因，都由秘书详细记载。在它上面最后的一次记载，是1976年1月5日，这天，周恩来做了最后一次大的手术..

从这套特殊的台历中，我们抽取了一个时段——1974年1月至5月，将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档案记载进行对照，发现了一组惊人的数字和这些数字后面的一个可怕的事实：

在这5个月中，周恩来接见外宾达80多人次；仅5月份就接见外宾20多人次。

在这5个月共计151个日日夜夜中，周恩来的工作情况是：有9天每日工作12至14小时，有74天每日工作14至18小时，有38天每日工作19至23小时，更有甚者，有5天竟连续工作24小时..

伴随着这些数字的，是周恩来体质的急速下降。按照周恩来体内癌细胞发展的速度，医生无法想象，周恩来是如何硬撑下来的。然而，陪同周恩来接见外宾的人发现：总理的精神状态，已经不像原先那么抖擞、焕发，眼神也不如原先那么烁烁有神了。周恩来是在强打精神，勉强支撑着。

这年的4月22日，周恩来在日本朋友再次邀请他访日时，透露了自己由于身体原因带来的无奈：

我欠的账太多了。所以我跟人家说我出不去了。我东边不能超过日本、朝鲜，西边不能超过巴基斯坦、阿富汗，南边不能超过越南、缅甸，北边不去了。再往西、往南、往东走还有很多国家我都欠账..

细心的人发现，自1974年5月29日周恩来与来访的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就两国建交等问题举行会谈后，就再也没有与外国首脑举行公开的正式会谈。

5月31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在中马建交公报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后，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再也没有在公众场合露过面。

而代替周恩来接见外宾，频频露面的，是邓小平和李先念。

共和国总理到哪里去了？

一、1974年6月1日中午，周恩来离开曾经工作过25个春秋的中南海西花厅，住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此后再也没能回家住。幸灾乐祸的江青一伙，趁周恩来病重和住院，试图利用这一时机整垮周恩来并阻止邓小平出头露面。察觉江青等人阴谋的毛泽东在党内高层点明了“四人帮”的问题，并表示自己与江青的泾渭分明。在场的周恩来和邓小平又一次深深感受了毛泽东的政冶敏感性。

1974年6月1日中午，周恩来最后环视了一眼自己的办公室后，离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他曾经工作过25个春秋的中南海西花厅，搬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留在西花厅的一些工作人员希望总理能够早日康复，早些回来，然而，谁也没想到，周恩来再也没能回来住..

行前，周恩来嘱咐秘书，带上他要看的书籍和待批的文件，并向秘书口授了“6月1日后对送批文件的处理意见”。

进医院的当天，周恩来便接受了第一次大的手术治疗。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在医院里开始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零6个月历程.. 周恩来病重和住院，江青一伙幸灾乐祸。整垮周恩来，这是他们最好的时机。

在周恩来入院之前，江青就已经步步进逼。

从这年的1月1日开始，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元旦献词》中，就确定“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号召“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

“批孔”、“批儒”，是江青最感兴趣的事。她“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目的，是要把周恩来作为“现代的大儒”揪出来。

1月12日，江青和王洪文联名致信毛泽东，建议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称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这一做法，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

为进一步掀起全国性的“批林批孔”运动，仅在1、2月间，江青就连续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国家机关、军队领导机关和连队、科研部门以及下乡知识青年等写了许多封信，送材料，还向迟群等散布了许多攻击周恩来的言论，并说“你们都是我的‘炮队’”。她是想借“批林批孔”运动的阵地，“炮轰”周恩来。

毛泽东对江青的做法有的表示赞同，有的又奈何她不得。但江青凭借她的特殊地位为所欲为，引起了毛泽东的反感。

为避免与江青接触，毛泽东从2月份起采取了避而不见的态度。对江青送上的一大批反映批林批孔问题的材料，毛泽东采取了冷处理的办法。2月9日，他批告江青：“除少数外大都未看”。他还就江青要求见面一事批道：“一切人不见，现(身体)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

江青等人的阴谋诡计搞多了，愤然的毛泽东怒斥一句：“形而上学猖獗”。

3月20日，毛泽东对江青来信求见一事再次告知：“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

江青被毛泽东疏远后并不甘心，而是迁怒于周恩来、邓小平等人。

1974年3月下旬，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由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一事。为削弱邓小平的政治影响，江青在会上以“安全问题”、“国内工作忙”等理由，坚决反对邓小平前去。周恩来对江青的做法极为反感。

3月24日，外交部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意见提出了由邓小平率团前往的报告。周恩来果断地批示：同意这一方案，并送毛主席及在京的政治局成员传阅。江青阅后再次反对，并要求外交部撤回报告。

3月25日，周恩来在陪同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后，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本来由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一事，是毛泽东提议的，但事情如此之难通过，毛泽东发了火。他让秘书转达周恩来说：让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果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周恩来当即表示：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

周恩来立即将毛泽东的意见告知政治局其他成员，他还特意要王洪文转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3月26日，周恩来再次主持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由邓小平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迫于毛泽东的意见，不敢再反对。惟独江青仍不知趣，她为此大闹政治局。

周恩来请王海容和唐闻生将会议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再次愤怒了，第二天他给江青写了一封短信：

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

事已至此，江青不得不收敛。这才最后解决了邓小平出国的问题。

为给邓小平壮行，4月6日和19日，周恩来抱病亲自到首都机场为邓小平和代表团送往迎来。

邓小平参加联合国大会的特别会议，在国内和国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仅就这一点来说，周恩来是带着欣慰

的心情离开办公桌住进医院的。

周恩来住院治疗，江青认为她找到了一个进攻的薄弱环节。为此她加大了1月份以来部署的“评法批儒”的宣传力度。

6月中旬，江青等人召集“梁效”(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等写作班子成员开会，再次强调要批“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的“现在的儒”。江青还说：“现在还有人要复辟，不能说没有。要复辟必然要抬出儒家。”

在北京煽动还不算，江青又跑到天津一些工厂、农村、部队，继续散布“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言论，煽动“揪现代大儒”、“批党内大儒”。她还有意借外国电讯上的说法，暗示周恩来即是“现代的大儒”。

第一次大手术后，周恩来是在江青一伙热热闹闹的“揪现代大儒”、“批党内大儒”声中恢复工作的。

他第一次露面，是在7月5日，选择了一个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及其夫人的时机。

上午10点多钟，亨利·杰克逊夫妇一走进病房，顿时感觉到周恩来身体的虚弱。但能在这个时候见到周恩来，他感到很荣幸。

周恩来坦率地对他们说：

我这段时间确实有病，毛主席要我疗养、休息，因此我6月整个月都没有见客人了，外国客人、中国同志都没有见。5月份接待了不少客人，也是比较勉强。所以这次你来，没有计划我出面。

为什么见他，周恩来说明了原由：

你和乔冠华副部长谈话的要点我看到了，了解到你还是要求见我。昨天晚上正在想这件事，正巧因为别的事

情和王海容部长助理通了电话，她又告诉我你这个要求。后来请示了毛主席，毛主席同意我见你，也报告了党中央..

中美关系的解冻，是周恩来晚年在外交舞台上导演的一幕划时代的活剧。对前来访问的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他自然重视并破例接见。

谈话中，他们涉及到国际问题，周恩来说：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个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各自保卫自己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在这个基础上再联合起来反对扩张主义。他话题一转，又说：至于中美之间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了。

杰克逊表示：时间会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支持上海公报。

中美上海公报得到像杰克逊这样的美国民主党参议员的支持，周恩来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所做的工作没有白费。

病情稍有好转以后，周恩来于7月17日从医院出来，到毛泽东住处，出席毛泽东召集的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

在毛泽东的书房兼会议室，毛泽东亲切地问候了日渐消瘦的周恩来，两位老战友寒喧了一阵。周恩来明显地感觉到，毛泽东心中有话要说。

会议开始后，毛泽东态度严肃，对“批林批孔”以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所进行的一系列帮派活动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严词批评道：

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四人小宗派呢!

对江青，毛泽东更不客气地警告说：

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

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

你也是难改呢。

毛泽东还两次指着江青当众宣布：

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党内高层点明了“四人帮”的问题，并表示了自己与江青的泾渭分明。在场的周恩来和邓小平又一次深深感受了毛泽东的政治敏感性。

二、江青等人对周恩来和邓小平更加怀恨在心。四届人大由谁来“组阁”？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决定铤而走险，不择一切手段抓住“组阁”大权。要想“组阁”，他们必须首先扳倒“对手”。江青抓住“风庆轮”事件攻击交通部，进而向邓小平和周恩来发难。王洪文私自到长沙搞小动作，毛泽东反感地批评他：“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

7月17日政治局会议以后，毛泽东离开北京赴南方。北京的工作，则交给了政治局的其他人。周恩来虽然抱病，但他与邓小平、叶剑英等一线工作的人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305医院的病房，成了周恩来生命历程最后一年多的办公室。

江青等人对周恩来和邓小平更加怀恨在心。

一场围绕权力归属的斗争，又一次悄然展开。

不幸的是，刚刚好转半个月的周恩来，病情出现了反复。8月上旬，他尿血增加，经医生诊断为癌症转移，不得不接受第二次大手术。手术前，他于8月9日致信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病情及治疗方案，并在信中表示：“在上次手术后，体力虽较弱，但自信尚能经受这次治疗”。第二天，医生对周恩来体内癌细胞转移部分施行了局部切除手术。手术后，病情较见平稳。

就在周恩来接受手术期间，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也日趋恶化，他在武汉被确诊患了老年性白内障。周恩来得知后非常着急，他特意托人将自己使用了多年的一副老花镜带给毛泽东，并附信嘱毛泽东秘书：“这副眼镜是我戴了多年，较为合适的一副；送给主席试戴，如果不合适，告诉我，给主席重配。”礼物虽小，但情义深重。两位伟人一方面要相互鼓励与病魔作坚决的斗争，另一方面还要以不堪重负的病体支撑起党和国家的千万钧重任。

10月4日，毛泽东提议，在周恩来病重住院期间，由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一个星期后的10月11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在近期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通知》转述了毛泽东的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为全国的稳定，全党全军的团结，病中的周恩来再次挑起了筹备四届人大的繁重任务。《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则由邓小平代替周恩来主持。为照顾周恩来的病体，毛泽东要求邓小平：报告稿要短而精，要管用，3000字左右即可，最多不得超过5000字。

江青等人并不想放弃对权力的追求。四届人大的筹备，让他们又一次有了篡权的机会。

四届人大的核心问题之一是“组阁”。由谁来“组阁”？这成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朝思暮想的事情。他们决定铤而走险，不择一切手段抓住“组阁”大权。要想“组阁”，他们必须首先扳倒“对手”——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

江青等人首选的目标是周恩来。

这时的周恩来，身体状况虽有好转，但仍有力不从心之感。10月份，医疗组就周恩来施行第二次手术后的身体恢复情况，写了一份报告给中央政治局内负责周恩来医疗工作的成员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和汪东兴，其中有这么几句话：

恩来同志第二次手术后，于9月6日开始会客，10月6日以后会客次数增多，最多时一天会客五次。谈话时间有时也较长，最长一次超过两个半小时。与此同时，批阅的文件也增多。连续会客、谈话及批阅文件后，影响白天休息及夜间睡眠。最近几天显得疲劳，恩来同志自己也感到精力不足。建议最近期间减少送阅文件及会客次数，并缩短谈话时间。

10月6日，周恩来与邓小平商讨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后，又接见了加蓬共和国总统夫妇。当天晚上，本来已经很疲劳的周恩来，没想到江青闯进了病房。在两个钟头的时间里，江青不顾周恩来的身体状况，执意提出并坚持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军委总参谋长人选的“意见”。言下之意，是想累垮周恩来、阻止邓小平。

身体虚弱的周恩来头脑极为清楚，他以极大的克制和耐心与江青周旋，对所有实质性问题未作一字表态。

江青一无所获，她对周恩来的态度极为不满，转而跑去向王洪文嚷道：“我保留我提名的权利!”她与王洪文等人商量以后，决定另寻机会。

直接的机会难找到，江青再次以小见大，她抓住了一个所谓“风庆轮”事件。

周恩来非常清楚江青的矛头所向。几年前，正是经周恩来批准，我国才适当购进了一些外国船只的，且购船的目的，主要在掌握造船的技术，最终发展我国自己的民族造船业。“四人帮”则想在这个问题上借题发挥。

1974年10月17日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张春桥以“风庆轮”问题直接向邓小平挑衅，并影射在医院养病未出席会议的周恩来。邓小平毫不让步，对“四人帮”一伙的做法进行了抵制和斗争。江青进而耍泼，一阵攻击、谩骂。忍无可忍的邓小平愤然起身，离开会场，拂袖而去。

政治局会议不欢而散后，“四人帮”又于当晚在江青处密谋策划，决定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正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告邓小平及周恩来的“状”。

第二天，王洪文秘密飞往长沙。见到毛泽东以后，他按与江青等人商量好了的口径向毛泽东作“汇报”。

毛泽东早就察觉王洪文来者不善，对他诬告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的意图，毛泽东完全明了。

毛泽东并没有听信谗言，对王洪文私自来长沙搞小动作，他更为反感，他严厉地批评了王洪文：“有意见当面淡，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

他交代王洪文：你回去后，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对王洪文的长沙之行，后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四人帮”时有这样一段审判王洪文的记录：

审判员：你到长沙是不是向毛泽东主席说过，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但是还忙着找人谈话，几乎每天都有人到总理那里去，经常到总理那儿去的有小平、剑英、先念，讲过这个话没有？

王洪文：讲过。

审判员：你这些话是从哪儿来的？

王洪文：这些话是这样，是江青在10月17号之前，大约一个礼拜不到一点，政治局开会，开会以后，江青把我留下跟我讲，她去看了总理，她向总理提出来关于四届人大人选的问题，主要是讲总参谋长的人选问题，就是部长、总参谋长人选的问题。总理不表态支持她，总理对四届人大人选，心里是好像有一本账，比较清楚的，但没有和她讲。她并且向我申明，你是主持中央工作的副主席，我向你申明，我保留我的提名的观点。并且还讲，总理经常找人谈话，谈得很晚，经常到总理那里谈话的有剑英、小平、先念等。

审判员：你接受了这个话，向主席讲了？

王洪文：讲了。

审判员：是这个情况？

王洪文：对的。

阴谋家的政治秘密，并没能在历史的烟云中掩藏。

三、毛泽东让人回京后转告王洪文和周恩来：“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周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他还提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病重的周恩来表示：“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江青等人双管齐下，一面将王洪文派往长沙，一面又在北京继续策划着诬告周恩来、邓小平的活动。

10月19日，他们得知外交部的王海容和唐闻生将随邓小平陪外宾去长沙见毛泽东，便迫不及待地两次召见王、唐二人，目的只有一个，要她们向毛泽东反映周恩来和邓小平领导下的国务院“崇洋媚外”的问题。更有甚者，他们要王、唐和毛泽东反映：邓小平“大闹政治局”，是又一次“二月逆流”。

出人意料的是，王海容和唐闻生连夜赶到305医院，向周恩来报告了江青的图谋。

早已得知政治局会议详情的周恩来明确表态：“‘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并要王、唐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转告毛泽东。

江青等人的作法适得其反。

10月20日，王海容、唐闻生二人随邓小平陪外宾到长沙后，向毛泽东汇报了北京的情况。

毛泽东听说江青在背后活动这么猖獗，生气地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件小事，且先念同志已在解决，可江青还这么闹，这么搞很不对头嘛!”

毛泽东要王、唐回京后向周恩来、王洪文转达下列意见：

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周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

开人大的时间除了看准备情况外，还要视总理病情而定。

他还要求告诉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谈话中，毛泽东让王、唐回京后转告他的建议：由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王海容和唐闻生回到北京后，立即向周恩来等人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和建议。

为让毛泽东放心，11月6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的进展等情况，对各种报告，信中说：

代表名单，宪法草案和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均可在11月搞出。

对人事安排，信中表示：

人事名单估计11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人选。

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

对自己的病情，信中汇报道：

我的身体情况比7月17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12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

即使照膀胱镜下烧不成，我还受得起再开刀，务请主席放心。

我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

当日，看过信的毛泽东痛快地批示：“同意”。

江青还想做最后的挣扎。她写信给毛泽东，提出由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会议，作为“接班人”来培养。信中充分暴露了江青的“组阁”野心。

11月12日，毛泽东接到江青的信后，当即批示：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然而，江青还不罢休，又于19日给毛泽东写去一信，赤裸裸地要起官来：

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

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毛泽东最清楚江青耍无赖的做法，20日，他再次狠批道：

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江青仍没有把毛泽东关于“人贵有自知之明”的劝诫听进去，又托人向毛泽东提出要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其位置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

对江青的野心，毛泽东立即予以点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毛泽东让人转告周恩来：

——朱德、董必武之后要安排宋庆龄；

——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为国务院副总理；

——其他人由周恩来主持安排。

为防止江青等人的野心得逞，周恩来在重病中按毛泽东的意见集中精力筹备四届人大的工作。

这期间，周恩来的工作量急剧增加，他多次约在京的政治局成员到病房内谈话，常去他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也有王洪文、江青等人。

进入1974年12月，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周恩来连续审阅、批准了一系列有关文件。12月14日，他在审阅出席四届人大各类代表名额的分配名单后，致信王洪文并中央政治局，提议增加一些老干部、外事和体育等方面的名额，并提交政治局审议批准。12月20日，在多次审改的基础上，他再次审阅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修改的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然后他提笔致信王洪文和邓小平：我基本同意..

最要害的，仍是要坚持做好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毫不让步，他们竭力设法将自己的亲信安排在各个部门。

从三届人大到四届人大，中间间隔了整整10年。无论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还是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他们都非常清楚，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必将关系到党和国家最后的前途、命运，从国家领导人到各部门领导人，由谁来掌权，情况大不一样。

就为这一点，周恩来忍着病痛，连续主持召开了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纪登奎等参加的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反复讨论人事安排。

12月21日、22日，根据讨论结果，形成了关于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名单的三套方案。

在这三套方案中，有交叉，有区别，有的甚至尖锐对立。意见不一，只好请在长沙的毛泽东定夺。 12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周恩来与王洪文在送给毛泽东审阅的三套方案上，联合署了名。

为让毛泽东充分了解情况并亲自与毛泽东作最后的协商，周恩来决定亲赴长沙。

这时的周恩来，身体已处于极度虚弱状态，便中再次发现潜血，按医务人员的要求，必须立即进行检查治疗。医生向周恩来表示了担忧。周恩来回答：“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周恩来能不能去长沙，负责周恩来医疗组工作的叶剑英起着举足轻重的决定作用。在这一历史的关键时刻，经过慎重考虑，叶剑英最终代表几位老同志对医护人员说：“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眼下暂不能提(立即进行检查治疗)这件事。”叶帅反复叮嘱随同周恩来前往的医护人员：必须尽一切努力，控制住病情，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周总理安全回来。

随行的医生张佐良有这样一段回忆：

总理是在1974年的12月23日去长沙的。在此之前，叶帅就询问过多次，说总理的病情最近到底怎么样？也就是在我们12月出去之前，在11月就多次问过。我们就说，情况还是稳定。但是开头他并没有讲要怎么样。最后一次讲的时候，就问总理的身体能不能外出一次。我们一听外出，不知道是外出去哪里，是国内还是国外，时间长短，都不敢问。他跟我打电话，我不好多说，我只能说总理的病情现在还稳定，如果短期外出，时间不长，我想是应该可以的。他听了我这个话，心里好像是有点底了，然后就叫我考虑一个精干的医疗班子，不要人多。他说，这次外出，就是到长沙去见主席。

四、1974年12月下旬，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与毛泽东共同作出了决定未来中国政治走向的“长沙决策”。“四人帮”的“组阁”阴谋最终破产。进入1975年的周恩来，心情仿佛轻松了许多。1月13日，他在自担任总理以来所作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之后，他支持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的工作，并信任地握着邓小平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12月23日，处在一级医护状态下的周恩来：“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飞赴长沙。王洪文乘另一架飞机，也跟着去了长沙。当天，周恩来与到达长沙的王洪文一起来到中共湖南省委九所(宾馆)6号楼见毛泽东。一见面，毛泽东便请周恩来坐到自己身边，关切地询问他的病情。周恩来一一作了回答..

从23日到27日，周恩来和王洪文在长沙共四天半的时间，就党和国家的重大事宜与毛泽东交换了意见。

在四天半中，毛泽东与周恩来、王洪文谈了多次话，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意思：

——再次当着王洪文的面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

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在做江青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内阁)。

我几次劝你，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听不进去!这一次，你既然来了，就多住几天，好好想一想，写个书面检查。

——再次重申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建议，并高度评价了邓小平：

邓小平人才难得。

他政治思想强。(毛泽东边说边用手指指脑袋)Politics（英语“政治”)比他(指王洪文)强。

他(指王洪文)没有邓小平强。

你们留长沙期间，由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工作。

——充分信任周恩来：

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

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之后，你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

——对四届人大及其人事安排问题表态：

在开四届人大会议前先召开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除讨论批准四届人大几个文件和组织人事安排外，还应追认和选举邓小平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和中央副主席职务。

毛泽东还就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的具体人选问题提出一些意见。

——提出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仍要继续强调备战。

当谈到国际形势时，毛泽东问：如果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要来谈，应如何做？周恩来答：如苏联领导人真想来谈，可作考虑，但我方不主动去请他。毛泽东表示赞同。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于25日又起草了一份人事安排的名单，送给毛泽东审阅。

除了这些谈话以外，毛泽东还特邀周恩来进行了一次单独的长谈。这次单独会面安排在毛泽东81岁生日这天。

就在这一天，毛泽东把王洪文派往韶山“参观”去了。

毛泽东与周恩来单独长谈的内容，主要有两项，一是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一是理论问题。

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头一天起草的人事安排名单。经过仔细推敲，两位伟人在人事安排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他们此时终于舒了一口气。

毛泽东还与周恩来谈到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问题，他要求全党全国都要学习，认为：“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

毛泽东还重申了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意见。

后来，人们把周恩来长沙之行的成果和与毛泽东的谈话，称作“长沙决策”。这一决策，决定了未来中国政治的走向..

大局已定，“四人帮”的“组阁”阴谋也已破产，因此进入1975年的周恩来，心情仿佛轻松了许多。

为开好四届人大，周恩来于1月8日至10日在京西宾馆主持召开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政府工作报告》等重要文件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首先在党的中央全会上得到通过，会议决定将它们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会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对邓小平的声望，“四人帮”此时已经无法阻拦。

1975年1月13日，经过艰难筹备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终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1月13日的开幕式，是在晚上8点举行的，熟知内情的人们知道，这么重要的会议放在晚上开幕，主要是为了照顾身体欠佳的周恩来总理。

会场上，2800多名代表倾心静听了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熟知内情的人们清楚，这可能是周恩来担任总理以来最后一次作《政府工作报告》了，从他那略显苍老、疲惫的声音中，人们仍然感到了坚定和希望：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

在主席台上，报告的主持起草人邓小平心中最清楚，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这几句话，是完全按照周恩来的意思起草的。

参加过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工作的顾明后来回忆：

1974年冬，小平同志受毛主席委托代恩来同志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并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考虑照顾恩来同志病体的承受能力，要求我们草拟一个3000字左右的《报告》稿。小平同志与‘四人帮’坚决斗争，排除种种干扰，确定了总纲和方针，最后定稿约5000字，经济部分不到2000字。经过大家反复思考，把恩来同志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一贯思想作为重点来写，与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相衔接。

从周恩来那坚定、清晰的口音中，受到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鼓舞的人们，顿时沸腾起来，全场掌声雷动..

会议期间，周恩来支撑着来到天津代表团参加小组讨论。天津，是周恩来早年生活、求学和参加爱国运动的地方，对天津和天津人民，周恩来历来有着深厚的感情。面对关心自己的天津代表，他坦露了心音：

我已经得了癌症，工作的时间不会太长了，这也是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在，我正在医院里同疾病作斗争，在可能的情况下，我还要继续和大家一起奋斗，共同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按照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人事先商定的人事安排，四届人大选出了新的一届政府成员——总理周恩来、第一副总理邓小平，还有副总理李先念、王震、余秋里、谷牧..

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四届人大后，邓小平开始全面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面对“文革”的飓风横扫得满目疮痍的中国，邓小平当机立断，运用党和人民赋予他的权力，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凭着对灾难深重的国家的前途命运所担负的责任感，义无反顾地开始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面整顿。在全面整顿中，“文化大革命”以来停滞、下降的国民经济各项指标迅速回升，到下半年，国民经济情况继续好转，工农业生产稳步上升..

1975年9月20日，病情恶化的周恩来在即将进入手术室准备做第四次大的手术治疗前，信任地紧紧握住邓小平的双手，高度称赞了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工作：“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尽管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引起了“四人帮”一伙的极大恐慌和刻骨仇恨，他们施展种种伎俩，再次掀起了反邓小平以及支持他的周恩来的恶浪；尽管毛泽东后来也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以至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然而，历史车轮毕竟要滚滚向前，任何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障碍都阻拦不了。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在与癌症病魔作了最后的搏斗后，带着为中华民族子孙后代造福的众多美好设想，离开了人世。

《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作者：叶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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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主持1975年整顿的历史机缘

程中原

在邓小平伟大人生的旅程中，主持1975年整顿是最为光彩夺目的篇章之一。历史上重大事件的发生，伟大人物的涌现，都不是任何个人意志的产物，而是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复出，在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大刀阔斧地领导整顿，也是风云际会，有其历史机缘的。事情已经过去26年了。经历过这些变故的人们，希望历史著作唤醒他们的记忆，新生的一代也怀有追索往事的兴趣。希望本文所探究的个中奥秘能够满足人们的这些愿望。

一、“八月指示"扭转了历史发展的方向

1974年8月，炎炎盛暑。神州大地的政治气候，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展开，同自然季节一样，持续高温。在北京参加各大军区司令、政委会议(又称“军队高干会”)的将军们，更是闷热难熬。这时，从号称三大火炉之一的武汉，风景秀丽的东湖梅岭1号别墅里，忽然吹出一阵清风——毛泽东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这条被历史学家称为“八月指示”的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使得政治寒暑表高处的水银柱一下子降了下来。军队高干会上的将军们如沐春风，会议也很快散场。

毛泽东的“八月指示”，其中心思想是安定团结。它产生的直接结果，一是各大军区司令、政委会议在正常的、团结的气氛中于9月10日结束；一是四届全国人大的召开重新提上了日程。同时，毛泽东8月间的几次谈话，对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及其后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行的军队高层清查工作也作了一个基本总结，从而打碎了江青集团妄图搞乱军队，整掉一批军队领导干部的迷梦，中止了他们继续利用批林批孔运动篡权的部署。

毛泽东的这条最高指示传达到广大干部群众中，是在10月中旬。中共中央1974年10月11日发出《关于准备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通知开头第一句话，就是全中国人民久已企盼的消息：“中央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接着又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安定团结的重要指示，并指出“根据国内外的大好形势”，中央认为最近期间召开四届全国人大“是适宜的”，要求各单位抓紧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此时，毛泽东与“四人帮”的矛盾上升，达到文化大革命以来所没有过的高点，反之，毛泽东和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的关系却走出了低谷。他决心依靠周、叶、邓来结束文化大革命，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这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走向，是从大乱走向大治，是从政治运动恢复到正常秩序。历史提供了1975年整顿得以进行的不可缺少的政治环境。

二、毛泽东看好邓小平

站在中国政治舞台中央主持1975年整顿的历史主角，是邓小平。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初期，邓小平被说成是同刘少奇一起搞修正主义的“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路线”被“批深批透，批倒批臭”。邓小平从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到重新出来工作，并站到政治舞台中央，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随后又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和曲折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历程。是历史的机缘，政治合力的作用，决定了邓小平的命运，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人的因素。如果说，邓小平是一匹千里马，那么赏识并重新让这匹千里马扬蹄驰骋的伯乐，首先要数毛主席，同时还有周总理和叶帅。用对立统一的观点来观察，是林彪的垮台为邓小平的复出提供了条件，是“四人帮”的失势为邓小平主持整顿创造了前提。

其实，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邓小平这位在60年代初就被他看中、选定的接班人并没有否定。文革开始时，毛找邓谈话，要邓同林彪搞好关系。但邓同林搞不到一起，仅同林谈了一次，就谈崩了。邓小平为林彪所不容，林彪与江青勾结起来，把刘、邓绑在一起，攻击、批判不断升级。但就在邓小平被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似乎已成定局的时候，毛泽东也没有把邓的问题看得多么严重。在毛泽东看来，文革中喊喊“打倒”，是批评、帮助的一种方式。他心中有数，多次称邓是内部问题，刘邓应有区别。

1967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同人个别谈话。面对“主席多次说过对刘邓要区别，可现在的口号叫‘打倒刘邓陶’”的提问，毛即说：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还是要小平出来，邓至少是常委。

1967年9月，毛泽东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又一次说，刘、邓是“内部问题”。

196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审阅陈伯达、江青选编的《〈刘少奇言论〉的出版说明》时，把说明中的“他伙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一句改成“伙同其他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删去了另一处同刘少奇并列的邓小平的名字，并写批语指明：“《说明》中，不提邓小平。”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印发了邓小平写的带有检讨性质的自传。毛泽东在全会闭幕会上讲话公开说“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对开除邓小平党籍的意见，毛表示“还有一点保留”，说“我看还是慎重一点”，“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制止了林彪、江青等要把邓小平开除出党的企图。

三、林彪集团的覆灭和邓小平的复出

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麒麟皮下露出了马脚”，对被打下去的邓小平来说，无疑是提供了复出的机遇。

在林彪事件爆发前夜，1971年9月10日下午，毛泽东南巡至杭州同党政军负责人谈话时再度提到：邓小平不同于刘少奇，要有区别。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时有个前委，主要还是邓小平起作用的。这一席倾向性很鲜明的话，不是流露出了毛泽东当此危急时刻的某种考虑吗？

林彪自我爆炸，邓小平以政治家特有的敏感，意识到中国将要有大变化，自己重见天日的机会来了。他立即抓住机遇，给毛泽东写信，表示拥护主席和中央对林彪事件的决定，同时汇报了自己在江西的情况：“我在主席的关怀下，到江西来整整两年了。这两年，我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和晚上，看书、看报、听广播和做些家务劳动，除到工厂外，足不出户，与外界是隔绝的。在这时期，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绝对遵守我向党作的保证，除自己的亲属外，没同任何人有来往。我们的生活，由于组织上的照顾，没有什么困难。”他在信中提出：“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报上每天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动起来，想做点事，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信中还请求主席帮助安排好他的孩子们。毛泽东读后在信封上批示：“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办一下。”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大病一场。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抱病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因是临时决定，匆匆赶去，毛泽东连衣服也来不及更换，只在睡袍外面罩了一件大衣。在同陈毅亲属谈话中，毛把邓小平与刘伯承并提，又一次说邓是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当场示意陈毅的子女把毛对邓的这一评价传出去。1月下旬，周恩来在接见外地一个会议的代表时，又当着江青、姚文元的面指出：在揭批林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利用中央要求揭发批判林彪的机会致信毛泽东，在批林的同时作自我检讨，并向党中央、毛主席提出：愿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8月14日，毛泽东对该信写了以下批语：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这个批语，虽然还有“所犯错误是严重的”这类话，但总的说来，对邓小平作了一个很不错的政治结论。特别是肯定他在中央苏区就是“所谓毛派的头子”——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说，即早就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领导骨干；肯定他“打仗得力”、“有战功”，全国解放后做过好事，突出的是“没有屈服于苏修”。毛泽东的这些评语，为邓小平复出铺平了道路，具体的安排就有赖于周恩来高超的政治艺术了。对此，周恩来审时度势，采取了积极而又稳妥的办法。

毛泽东写下批语的第二天，1972年8月15日，周恩来即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批语，但没有讨论安排邓小平工作的问题，因为毛泽东批语有此意向但毕竟没有说得十分明白。会后，以中共中央名义通知江西省委，邓小平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可以作一些调查活动。此后，邓小平即到江西瑞金、湖南韶山冲等参观访问、调查研究。

然而，三四个月过去了，对解放邓小平的问题却未见下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这时党内高层就批林是批极左还是批极右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周恩来搅在里面受到打击。不过，他仍然关注着邓小平重新出山这件大事，在等待适当的机会。

1972年12月17日晚，毛泽东当面对周恩来说：“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第二天，周恩来利用致函纪登奎、汪东兴的机会，在信中传达了应该让谭震林“回来”的“昨晚主席面示”，吩咐“此事请他们二人商办”以后，又特意提出：“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这就促使中央把安排邓小平工作提上日程。12月27日，纪、汪回信，提出建议：邓仍作副总理，分配适当工作。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邓小平于1973年2月接到中央要他于近期返回北京的通知。几天后邓小平一家回到北京，住到原来的住所。

从2月下旬到3月初，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恢复邓小平工作的问题。3月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讨论情况，提出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发到县、团级党委，向全党及全国人民通报此事。3月10日，毛泽东批示“同意”，这个决定遂于当天发出。

3月28日，周恩来带病与李先念等一起，同多年不见的邓小平会面。29日，约邓小平到毛泽东住处同毛见面。根据毛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邓的工作安排作出决定：“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4月1日，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宣布了上述决定，并指出：如果不是把林彪、陈伯达的问题揭发出来，不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胜利，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接着，安排邓小平公开露面。1973年4月12日晚7时半，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灯火辉煌，周恩来在这里盛宴欢迎视察柬埔寨解放区后来到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席宴会。一位外国记者在报道中评说：这是自1967年邓销声匿迹以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同中外人士会见。虽然他坐的位置并不显眼，却吸引了全场的目光。他没有说一句话，甚至还显得有点孤单，但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感觉到他重新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分量。

四、毛泽东、周恩来把邓小平推到政治舞台的前沿

邓小平复出只是事情的开始，他仅参加国务院业务工作，并没有走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而当时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的状况，正如毛泽东有一次向外国客人所说，“我们现在有领导危机”，总理身体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还有他自己也已年迈，“只有他(邓小平)算一个壮丁”。处在长期内乱中的中国，正需要邓小平这样精力充沛且又成熟老练的政治家，周恩来在1973年秋天向外国客人谈到邓小平时说：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

邓小平复出以后，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因势利导，又一步一步地把邓小平推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

一个十分重要的举措是安排邓小平参加中央军委、进中央政治局。这是1973年12月毛泽东在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亲自作出的一个重大决策。为此，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在同政治局部分成员谈话中多次作了说明。

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时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又说：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报告追认。

12月14日，毛泽东同部分中央政治局同志谈话时又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12月15日，毛泽东在同部分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时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指邓)。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你(指邓)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棉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12月22日，周恩来亲自起草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决定的通知，当天发出，下达到党内外群众。1974年1月18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提议成立中央军委五人小组，由叶剑英牵头，邓小平参加。

决定邓小平率团出席六届联大特别会议，由邓小平担任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国际上树立邓小平作为中国政府代表的形象，提高邓小平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威望，也是毛泽东亲自作出的决策，并且是由他出面制止了江青的无理取闹以后才得以实现的。

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定于1974年4月9日在纽约召开，议题是“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3月20日左右，外交部就我国出席会议的代表团团长人选问题请示毛泽东。毛主动提出由邓小平当团长，乔冠华当邓的参谋，说这件事不要讲是他的意见，还是由外交部写报告提出为好。22日，外交部呈送了团长人选问题的请示报告。3月24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考虑到国内情况，周恩来建议在三周会期中，邓小平可以只出席一周，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与多方要人接触，便可回国。当天，毛泽东圈阅周的批示。显而易见，由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此次联大会议，规格高，影响大，是对第三世界发起的这次重要会议的有力支持，对发展我国的对外关系，特别是同亚、非、拉各国的友好关系有积极作用。可是，江青竭力反对。就在毛泽东圈阅同意的当天晚上，她找到王海容、唐闻生，强令撤回外交部的报告，但王、唐告以毛已经圈阅，外交部无权撤回。

周恩来得知江青有不同意见，3月25日下午，在参加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后，提出与王洪文一起向毛请示。因毛太累未能面谈。毛让秘书传话：关于邓小平出国的事，他是这个意见，如果政治局大家都不同意，那就算了。周表示，将在明天(26日)向政治局传达。王表白：原来不清楚，既然主席这样说了，当照办。周要王向张春桥、姚文元谈一谈。

这天下午，江青四次打电话给王海容、唐闻生，逼她们撤回要邓小平率团出席六届联大特别会议的报告。王、唐担心26日政治局会议发生问题，于是打电话请示毛泽东处：毛主席是否仍主张由邓小平率团出国？可否将是主席提议让小平同志当团长的意见说出去？秘书回话，除重述25日下午的话之外，还说：毛主席说，如果实在不行，也可以说明，让邓小平去是他提议的。

3月26日，政治局会议讨论此事，江青继续无理取闹。当与会政治局委员均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时，江表示保留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得知会议情况后，于27日给江青写信：“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江青这才复信表示拥护毛的提议。但4月3日至5日政治局讨论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主题发言稿和中国代表团的具体工作方针时，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都称病不到。

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发言，第一次向全世界阐述毛泽东前不久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表明了支持第三世界各国在原料和发展问题上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帝反霸的立场。邓小平的发言，当场受到许多国家代表的热烈祝贺。这次活动，在国际国内重新树立了邓小平具有重要地位的公众形象。邓小平已被逐步推到了中国政治舞台的前沿。

这时，周恩来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在坚持把邓小平出席六届联大特别会议这件事办完后，周恩来因病情严重于6月1日住进医院，并在当天就做了大手术。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开始由邓小平代理，加快了邓小平代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的进程。就在这时，毛泽东对江青等人发出了“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的警告，以及“安定团结”的号召，召开四届全国人大被重新提上日程。当时的政治局面和人事状况，需要邓小平出来担当中国政坛的主角，而邓小平置身中国政治舞台中央的准备至此也已经大体就绪。

五、毛泽东赋予邓小平历史的重任

1974年国庆节刚过，毛泽东在武汉提出要筹备四届全国人大、酝酿国家机构人事安排。10月4日，毛泽东让秘书用电话告诉王洪文：毛主席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要王把他的这一重要人事安排告诉周恩来。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传达毛泽东的“八月指示”，宣布：“中央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历史又发展到了一个关节点。正当毛泽东号召实现安定团结的时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结为“四人帮”，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又一次兴风作浪。他们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邓小平，直接的目标是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

事后知道，在1974年10月前后提出准备召开四届全国人大(在此之前召开中共中央十届二中全会)时，为夺取最高权力，江青同张、王、姚进行了密谋策划：企图逐步改组中央政治局，取得政治局的稳定多数，办法是让一些人先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然后伺机正式补为政治局成员；要张春桥当第一副总理，王洪文当人大副委员长，以夺取国务院和人大常委会的领导权；先后在上海、辽宁等地选定帮派骨干分子20多人，企图安插到公安部、教育部、文化部、铁道部、邮电部、六机部和人民日报、全总、团中央、妇联，夺取这些部门全部或部分领导权；在上海物色培养“工人大使”、外事干部110多人，以便夺取外交大权。

毛泽东指定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打碎了他们的如意算盘，他们怎能善罢甘休？于是江青等人以所谓“风庆轮事件”作为借以发难的题目。

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集团一直在远洋运输业中造船还是买船、租船的问题上大做文章。1974年国庆节前远航归来的风庆轮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万吨货轮，早在年初该轮重载试航阶段，他们就曾借批判远洋运输分公司和交通部“崇洋媚外”来影射周恩来等是“70年代的李鸿章”。而国庆节后不久，“四人帮”又收到上海亲信写的万言长信，知道风庆轮副政委李国堂、实习三副顾文广(均为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派往)反对批判所谓的“崇洋媚外”、“卖国主义”，还对王洪文、上海市委和京剧样板戏颇有微词，遂抓住一点，无限上纲。江青10月14日在登载《“风庆”轮的问题》的《国内动态清样》上作了不少批注，并给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写信，说该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可以吗？”说那个副政委“是钻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提出“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当天即表示“完全同意”。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同一天写下批语，张强调这是造船工业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姚则认定这个副政委“代表一条修正主义路线”。

10月17日晚，中央政治局会议快要结束时，“四人帮”突然提出风庆轮问题。江青拿出传阅材料，质问邓小平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意见，要邓立即表态。邓小平说：我已圈阅了。对这个材料还要调查一下呢!

江青进一步逼问：对批评“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邓小平针锋相对回击江青：政治局讨论问题要平等，不能用这样态度待人。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

张春桥、姚文元一起指责邓小平，江青更是对邓小平大肆攻击和谩骂。邓小平忍无可忍，连说“我要调查!”愤然离开会场。张春桥看着邓小平走出去，阴险地说：“我早知道你要跳出来，果然跳出来了。”他们感到这一番争吵正好给了他们一个攻邓小平的口实和把邓小平搞下去的机会。于是王、张、江、姚立即赶到钓鱼台17楼江青住处星夜密谋，认为这一争吵已有庐山会议的气息，诬陷起因是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有气，也与对总参谋长的提名有关。四人商定：抢在邓小平10月20日陪同丹麦首相到长沙会见毛泽东之前，由王洪文先去报告。

第二天上午9时，王洪文乘专机飞往长沙。下午2时左右，毛泽东接见。王洪文借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诬陷邓小平和周恩来，一开头就把形势说得十分严重。他把周恩来、邓小平同1970年庐山会议上的林彪、陈伯达类比，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还说：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是春桥、江青、文元和我开了一夜会，商定让我向主席汇报。我是冒着危险来的。王讲了昨晚争吵的经过后说：邓小平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有关。还别有用心地诬陷：总理现在虽然重病，住在医院，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他们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王洪文对江、张、姚分别吹捧一番，最后请毛指示，说今天还要赶回北京，他们几个人还等着我传达主席的意见呢。

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看得很透，他没有听信王洪文进的谗言，当即对王严肃批评：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叮嘱王：你回去后多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告诫王：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

王洪文在毛泽东面前表示“一定按主席指示办”，可是当天下午回到北京后便把毛的忠告当耳旁风，没有去找周、叶，却于当天晚上到钓鱼台向江、张、姚复命，四人在江青处再次密商对策。18日中午，江青把将于10月20日陪丹麦首相赴长沙会见毛泽东的王海容、唐闻生找来，要她们向毛泽东反映国务院“崇洋媚外”的问题，并攻击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表现是又一次“二月逆流”。江青说，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发生争吵后扬长而去，致使会议无法开下去。还说，国务院的领导经常借谈工作串连，总理在医院也很忙，并不是在养病。小平和总理、叶帅都是一起的，总理是后台。在18日夜间小会上，江青再嘱王、唐二人到长沙诬告邓小平，还托她们带给毛泽东一封她写的信，信中说：“听说主席身体好，非常高兴。”并说：“王洪文同志带回来的桔子，味甚鲜美，使我想起一首唐诗：‘江上阴云锁梦魂，江边深夜舞刘琨。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薜荔村。乡思不堪悲桔柚，旅游谁肯重王孙？渔人相见不相问，长笛一声归岛门。’”“四人帮”这时的用心是要说动毛泽东收回成命，不让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

第二天(10月19日)，周恩来找王海容、唐闻生到医院谈话，告诉她们，事情并不像江青等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四个人事先计划好要整小平。他们已搞过多次，小平同志忍了很久。在此之前，周恩来还同邓小平谈过，嘱他到长沙在主席面前不提此事。

1974年10月20日下午，邓小平在长沙陪同毛泽东会见丹麦首相哈特林，谈话结束送走外宾后，毛问邓有什么事要说，邓说，我没有什么要说的。问主席有什么话没有，毛叫邓坐下，说，我不大懂北京的事，听说要开人大，我看不用那么急，要看总理的身体情况，看准备工作情况。邓说，把主席的话带回去。毛点头。邓小平回到北京以后，于21日上午把同毛泽东谈话经过致信王洪文，让他通报政治局成员周知。

这段谈话非同寻常，不单是把四届人大“组阁”的重任明确地交给周恩来，而且促使毛泽东更加信任邓小平。同王洪文气急败坏的诬告完全相反，邓小平一句不说政治局会议上的争吵，表现得那样的豁达大度。一个卑劣，一个伟岸，对比太强烈了!这无疑会在毛泽东的心中激起对邓小平的好感，更加坚定他重用邓小平的决心。

邓小平离开后，毛泽东同王海容、唐闻生继续关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等问题的谈话，要她们回北京传达自己的意见：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齐给各方面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邓小平做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这是叶剑英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战时有事，平时无事，挂个名。杨成武可以做副总长。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么明确，再明确一下。委员长一、二人再考虑。

毛泽东重申：总的方针要团结、要安定。要王、唐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毛泽东还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等同志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在带去的江青来信上，毛泽东写了批语：“已阅。务望谨慎小心。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请王、唐带回交江青。

王、唐二人在22日把毛泽东的指示向政治局作了传达。毛泽东10月20日关于最高层领导人事安排的决策，使“四人帮”阻挠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的图谋无法得逞，他们想排斥周恩来主持“组阁”的阴谋也成了一枕黄粱。

在这关键的时刻，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决策和委托，不顾自己8月10日做第二次大手术后虚弱的病体，毅然再度挑起处理党和国家全面工作的重担。从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连续十多天在医院分别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商讨，同王洪文、江青谈话，并约中央政治局成员分三批开会，传达毛泽东10月20日长沙指示，解决“风庆轮事件”，研究四届人大筹备工作。11月6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表示“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说明四届人大“代表名单、宪法草案和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均可在11月搞出”；“人事名单估计11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人选”。关于自己的病情，周恩来称膀胱癌虽未治愈，但“我的身体情况比7月17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12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务请主席放心”。

江青这时仍不死心，她不听毛泽东的告诫，还想利用其特殊身份插手“组阁”。毛泽东一方面坚决制止江青插手，一方面坚决支持邓小平的斗争。

1974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外宾后同邓小平谈话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邓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毛主席说：我赞成你!邓小平答道：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毛说：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用手指王、唐)都不高兴。邓说：我主要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毛泽东说：这个好。邓小平又对毛泽东说：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毛主席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

12月间，周恩来在病榻上紧张地展开了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在最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上，统筹全局，反复衡量。针对“四人帮”竭力要将他们的亲信安插在文化、教育、体委等部委的情况，周恩来同邓小平、李先念等多次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关系重大，不能让，还是由周荣鑫当部长为好；文化部、体委从当时情况看来不能不作让步。12月20日前后，周恩来又在医院分批召集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通过了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候选人名单的三个方案。

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当面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行前医务人员发现他的大便有隐血，需要立即进行检查治疗。这时正是决定党和国家的权力掌握在谁手里的关键时刻，与周恩来同去汇报的又是王洪文。叶剑英表示，为了共和国的最高利益，现在不能提及此事，反复叮嘱医务人员要采取一切措施，确保总理安全返回。

12月23日当天毛泽东就听取了周恩来、王洪文的汇报。毛泽东摇着手对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又一次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我对她做了工作。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搞乱了，又不告诉我。”在谈到邓小平时，毛泽东指指脑袋说：他政治思想强。Political比他(用手指王洪文)强，他没有邓小平强。接着，毛泽东讲出了经过深思熟虑的决策，把治党治军治国的重任赋予了他所信赖的邓小平：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还边说边用笔写“人材难——”，毛刚写到“难”字，周恩来把“人材难得”说出来，毛放下了笔。

第二天，毛泽东要周恩来、王洪文“留在这里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毛泽东24日、25日、27日又同周恩来和王洪文谈了三次，谈话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分析和批评“四人帮”。毛泽东说：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摔了跤，能爬起来就好。关于江青，毛说：我在做江青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内阁)。对江青，毛又说，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批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就不对了。又说：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就搞乱了。搞乱了，也不告诉我。毛泽东对批孔是满意的，他说：批林容易批孔难。世界上事，说起来难，做起来并不难。现在孔夫子是文圣打倒了。同时他又指出：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他责成江青等人作自我批评，要王洪文在长沙期间写出书面检查。

谈话的再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人事安排。毛泽东对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具体人选提了一些意见。他同意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关于副总理人选，毛在邓、张(春桥)、李(先念)后加了一个陈(锡联)，并提议张兼任总政治部主任。最重要的，还是邓小平的职务。周恩来建议，在四届人大前的十届二中全会上，增补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副主席，毛泽东提出以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这一重要决策，把邓小平推到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毛泽东了解了周恩来的病情，关切地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之后，你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

12月26日，正是毛泽东81岁生日，王洪文到韶山参观，毛泽东单独同周恩来促膝长谈，毛泽东就理论问题发表了重要淡话，并同周恩来再次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任职安排交换意见，经过分析比较，最终确定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上的人事安排方案。毛泽东还表示，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他已经获悉。

六、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

周恩来返回北京以后，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要点。经过文化大革命多次反复，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又一次批评“四人帮”，为四届全国人大的人事安排作出决断，把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交给邓小平去执行，要邓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五个职务。这一英明决策，得到党内绝大多数的拥护，江青等人也无可奈何。至此，“四人帮”从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到处兴风作浪，处心积虑地排斥以至打倒周恩来、邓小平，由他们来组阁的阴谋归于失败。

1975年元旦，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四届全国人大有关人事安排问题。根据毛泽东要安定团结的指示，会议确定“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原则，讨论通过了邓小平起草的关于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选的报告。会后，即向在长沙休养的毛泽东作了报告。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975年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接着，在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从1970年起就酝酿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大，经过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批陈整风”、“九一三”事件、“批林整风”、“批林批孔”以及风庆轮事件等惊心动魄的斗争，在毛泽东安定团结的方针指导下，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筹划下，终于在1975年1月13日召开了。这次大会是力图结束“文革”动乱局面，恢复正常秩序，实现安定团结的一个标志。1月17日，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任命周恩来连任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为：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周恩来于1月30日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国务院副总理分工问题。2月1日，周恩来请邓小平将各副总理分工列出。当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全体副总理出席、叶剑英和郭沫若(中国科学院院长)列席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定了国务院12位副总理的分工，确定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2月2日，毛泽东圈阅同意。周恩来即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在会上传达、讲解了在四届人大筹备期间毛泽东所作人事问题和理论问题指示的内容，重申了毛泽东对邓小平所作的“政治思想强，人材难得”等评语，并说：“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希望新的国务院成立以后，出现新的气象，争取今年第四个五年计划能够完成而且超额完成。”至此，周恩来完成了由邓小平接替他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安排。

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以后，立即卓有成效地领导了铁路整顿，同时挫败了“四人帮”反“经验主义”的阴谋。王洪文被迫检讨后到浙江、上海。毛泽东接受叶剑英的建议，命邓小平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这样，邓小平完全站到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

在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的支持和安排下，通过正常程序走到了中国政治舞台中央的邓小平，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以周恩来提出的“两步设想”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为目标，领导1975年的整顿，进行了拨乱反正的努力，改革开放的试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酝酿，为1976年清明节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和十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打了基础，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作了准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精彩纷呈的历史画卷。

《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作者：叶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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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捕“四人帮”高层决策纪实

尹韵公

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这一挽狂澜于既倒的重大行动，因用异常方式事实上结束了“文革”十年的历程而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改变了当代中国历史的进程，成为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具有不可估量影响的重大历史性事件之一。但关于这一重大事件的内幕，多年来处于模糊状态，许多谈论大概都依赖于范硕的《叶剑英在1976》和《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两书所提供的内容。近年来，随着一些高层知情者、尤其是高层亲历者的披露，使我们对粉碎“四人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整个过程，有了越来越多、越来越清和越来越细的了解。

一、谁是第一时间的首倡者？

在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谁是首倡者？对于这个重大而关键的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叶剑英，一说是华国锋。那么，哪种说法可靠呢？

依照前面所提的范硕的说法：毛泽东9月9日逝世后，叶剑英有意识地主动接近和靠拢华国锋，逐渐说服了处于犹豫不决、彷徨不定的华国锋，并帮助和促使华国锋下定决心，与叶剑英一道结成联盟，指挥其他参与者，粉碎了“四人帮”。例如，范硕写为毛泽东吊唁期间，叶剑英发现华国锋正为“四人帮”而苦恼，便劝华国锋要敢于起来斗争时，这样记述：

叶剑英恳切地说：“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会支持你的!”并且劝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还告诉他，想找谁先打个招呼。

听了这些话，华国锋情绪高起来，表示只要有老同志撑腰，有军队撑腰，就好办。最后说：“不过，事情很复杂，究竞怎么办？让我再考虑考虑。”

华国锋表明了态度。叶剑英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从以上记述看，叶剑英是主动，华国锋是被动；叶剑英态度坚决而明朗，而华国锋则决心未定。

可是，依照一些亲历者的说法，华国锋才是真正的首倡者。《炎黄春秋》2004年第7期发表了原吉林省省长张根生的《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文中写，1999年3月9日上午，华国锋详细地向他介绍了当时的经过情况。华国锋口述：

我于9月10日下午，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

请看，在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华国锋也是急不可待地开始主动出击了。没有任何人的劝说，他就下定决心要搞掉“四人帮”。

《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l期刊登了程振声的文章，叫《李先念与粉碎“四人帮”》。该文从一个侧面支持了华国锋本人的说法。该文说：9月11日，华国锋以到医院检查身体为由，突然来西皇城根9号李先念临时住处，华向李表示：解决“四人帮”的时候到了。李问：“你下决心了吗？”华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李先念以惊喜的心情接受了华国锋交办的任务。两人谈话不到十分钟。

新近出版的《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也证实了确有此事，时间、事情经过、谈话内容与程振声一文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吴德回忆录说，华国锋去李先念家不是突然造访，而是事前给李先念去过电话约定。

从以上华国锋本人的口述、吴德本人的口述和程振声的文章看，华国锋是粉碎“四人帮”的首倡者，态度是积极而主动、鲜明而坚决的，甚至可以说显得有些迫不及待。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这里面还有两个细节不一致。一是，华国锋本人说是他请李先念来家中密谈，而吴德和李先念却说是华去李家密谈的；二是，华国锋说的时间是10日即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二天，而吴德和李先念说的时间是11日，相差一天。虽然有人曾经在《党的文献》2001年3期撰文认定是11日，但这些细节恐怕还是有必要进一步核准。

《吴忠传》也提到华国锋找李先念之事，写道：“华国锋秘密走访李先念，请李先念找叶剑英谈两个问题：要不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该书证实了有此事，但未提到时间。

华国锋之所以主动出击，是被“四人帮”逼出来的。根据吴德、邬吉成等人的回忆和一些可靠文献的记载：9月10日，即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王洪文不经中央授权，便指示秘书米士奇以中办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重要问题不好解决的，要及时请示；凡报告和请示，均与米士奇直接联系。

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电话通知后，满腹狐疑，立即报告了华国锋。华国锋获悉后，即找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进行商议，继而以中央名义正式向全国通知：立即关闭未经中央同意开设的中办值班室；各地发生重大问题，一律直接向华国锋报告。

这件事给予华国锋触动极大，他万万没想到“四人帮”如此急不可待。华国锋清楚地看出：其一，王洪文这个动作，是企图架空他华国锋本人，进而染指和谋取中央最高权力；其二，“四人帮”没把他华国锋放在眼里，虽然王洪文的图谋遭到挫败，但他们还会继续使招，他华国锋与“四人帮”的较量只是刚刚开了一个头而已!“四人帮”的急不可待，逼使华国锋也急不可待，于是他立即委托李先念联系叶剑英。所以，是王洪文的出击动作之因，结出了华国锋的反击动作之果。

现在的问题在于：是叶剑英首倡说可信，还是华国锋首倡说可信？华国锋首倡说可信。理由是：首先，华国锋本人是亲历者，且有多方证据支持；其次，根据吴德口述：华国锋曾亲口告诉吴，当时叶剑英为了商议解决“四人帮”问题，曾先后两次去华家。据我查证，实际上有三次，一次是在9月21日，另一次是在10月2日，还有一次是在10月5日，这三个时间表明，叶剑英已不具备在最高层首倡的机会和条件了。再者，密商粉碎“四人帮”之事，直接关系到每位参与者的生死存亡。在没有摸清和了解对方政治态度之前，谁也不会、也不敢张口，谁都会小心翼翼，谨慎行事，否则就会搭上身家性命。因此，这种生死攸关的大事，除了华国锋有资格、有本钱首倡之外，还无第二人能做。历史选择了华国锋首倡粉碎“四人帮”。

二、华国锋亲自出面寻找政治局层面的同盟者

华国锋动作迅捷，给李先念布置完任务后，马上又于9月11日亲自出面找汪东兴谈话。汪东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警卫团团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地位显赫，大权在握。华国锋要解决“四人帮”，非得依靠关键人物之一的汪东兴不可。汪东兴与“四人帮”关系紧张，曾多次被他们刁难和伤害，故当华国锋征询意见时，汪东兴态度明确，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9月13日，经过两天的深思熟虑后，李先念借去香山植物园的名义，在未见异常情况下，突然转往西山，到叶剑英处传达华国锋的委托。华国锋后来回忆说：当时叶、李两人由于有一段时间没交谈了，互不摸底，相见时先是寒暄问好，又到院中走走，经过一段交谈之后，才转入正题，正式交换了对当前时局和对“四人帮”的看法。李向叶转达了华的意见和华派他来的意思，两人都表明了态度，但并未深谈。吴德口述历史中也说：当时叶剑英非常谨慎，没有与李先念商量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回来当天，李先念即向华国锋汇报了叶、李谈话内容和叶的态度。摸准叶剑英的态度，对华国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叶剑英是政治局常委、长期主持军委工作的老帅，在军队享有极高威望。有了叶帅的支持，就差不多等于有了整个军队的支持，并且在政治局常委开会和政治局开会时，又有了一个坚定而可靠的支持力量。叶、李的明朗态度，使华国锋心里有了底，帮助和推动了华国锋进一步扩大动作的范围。

9月16日，华国锋召集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等人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其间，华国锋提问：“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话音刚落，纪登奎就说，对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纪这样一表态，别人就不好再说下去了。因为大家互不摸底。本来华国锋是想了解这些政治局委员们的态度，以便寻求更多更大的支持力量，做好粉碎“四人帮”的准备工作。可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在这么大的范围谈论如此敏感的问题，显然是不行的。华国锋决定改变工作方法，搞“个别串连”，同信得过的人士密商。

纪登奎的这一表态，使华国锋和其他积极参与者不得不与他保持一定距离。这样一来，在粉碎“四人帮”这场伟大斗争中，纪登奎没有起到和发挥任何作用。这对于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来说，是非常遗憾的。虽然纪登奎被边缘化，但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没有出卖华国锋等人，也没有向“四人帮”集团透露有关“9·16”会议的任何情况。

“9·16”会议的历史意义在于，以华国锋为首的反对“四人帮”的政治联盟已初步形成，并且这个联盟在第二天即9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就经历了一次严峻考验。9月1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这次会议主要有两个议题：一是关于毛泽东手稿如何处理，二是毛远新要不要回辽宁。江青带头发难，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跟着起哄。华国锋、叶剑英联手迎击，汪东兴配合默契，在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支持下，“四人帮”的阴谋再次受挫。斗争考验着人，也帮助华国锋认识了人，认清了人。

为了争取更多的同盟者，华国锋曾先后4次与政治局委员、代叶帅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上将商谈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还同政治局候补委员苏振华上将商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这两位上将均表示支持华国锋的意见。华国锋亲自出面做工作，收到了很好成效，争取到了政治局的多数同志。所以，华国锋后来回忆说：在政治局委员中，除“四人帮”外，大都是反对他们的。

三、华国锋敲定粉碎“四人帮”的最后方案

华国锋与政治局多数同志沟通思想后，便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着手解决“四人帮”的具体实施方案。

9月21日，叶剑英来到华国锋住处。从9月13日收到华国锋的信息，至亲到华家拜访，中间隔了整整9天。对于叶剑英来说，这是漫长的9天。因为他在这9天中一直苦苦思考要不要回答华国锋？怎样回答华国锋？叶帅一生谨慎，对解决“四人帮”这样的大事，他绝对不敢掉以轻心。稍有不慎，可能就会遭受灭顶之灾!他反复权衡利弊得失，暗中仔细观察华国锋。经过9天的痛苦思考，他认定：华国锋是可以托付大事的人，信得过，靠得住!他应当坚决支持和大力辅佐华国锋粉碎“四人帮”。在这样一种信念的推动下，他与华国锋进行了历史性的晤谈。在商量如何处理“四人帮”的方式问题上，两人初步确定采取隔离审查的方案，并决定把这个方案在可靠的高层同盟者中秘密征询意见。

9月26日晚，国务院小礼堂电影放完后，华国锋留下李先念和吴德，商量解决“四人帮”的最佳实施方案。吴德支持华国锋的决心，说：解决“四人帮”的办法，无非是两种，一是抓起来再说，二是开会投票罢免。开会又分两种方式：一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投票决定，“四人帮”顶多有4张半票，这半票指的是跟“四人帮”跑的吴桂贤，时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没有表决权，而华国锋这一派占有多数；二是召开中央全会投票决定。华国锋与李先念、吴德全面分析和权衡了各种情况，认为：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政治局开会投票，我们有把握；中央全会开会投票，我们无把握。反复掂量，“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

这天晚上，华国锋、李先念、吴德三人还讨论了什么时候解决“四人帮”的时间问题。在这次密会上，华国锋提出了“早比晚好，越早越好”的行动方针，李先念、吴德均表示赞同。考虑到毛泽东主席的治丧活动刚刚结束，全国人民的悲痛情绪还未调整过来，三人初步议定：国庆节后，准备10天，然后再动手。三人讨论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5点才结束。华国锋再次委托李先念将他们三人的密商结果通报叶剑英，叶剑英获悉后，表示完全同意。

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9月26日的小型会议最终确定了粉碎“四人帮”的解决方案和初步确定了粉碎“四人帮”的解决时间。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曾对李先念、吴德二人说：正是由于这次会议，他才下了把“四人帮”抓起来进行隔离审查的最后决心。一旦定了这个决心，华国锋等人就再也没有犹豫过和动摇过。

“9·26”会议还意味着，华国锋实际上已获得政治局多数的支持。这就为华国锋等人在尔后的“9·29”政治局会议上又一次挫败“四人帮”的政治阴谋奠定了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共同基础。

四、华国锋主抓方案的落实及具体措施

此时，“四人帮”也在抓紧活动，抓紧准备。张春桥曾两次到中南海江青住处长谈。9月28日，江青在迟群等人陪同下去了昌平驻军某部，王洪文去了河北保定驻军某部，张春桥去了通县驻军某部。“四人帮”抓“枪杆子”的活动，不能不引起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高度重视和警惕。

9月30日晚，中央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首都各界人士国庆座谈会。会后，华国锋、李先念、吴德等人到国务院小礼堂看了一场电影，看完电影，三人又在小礼堂旁边的小会议室再次商谈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和可能发生的问题。

10月2日下午3时许，叶剑英来到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的办公室。由于9月29日晚“四人帮”大闹政治局，双方斗争激烈，阵线已基本明朗，所以叶帅与汪东兴已经清楚彼此在同一战壕，故谈话直接进入主题。叶剑英指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形势逼人，不能再拖了，要以快打慢。这次叶、汪会面，有可能是他们之间为粉碎“四人帮”而进行的第一次直奔主题的敞开心扉的谈话。接着，叶剑英又马不停蹄地再次造访华国锋商谈，希望华尽快下手解决“四人帮”。

当晚，汪东兴来到华国锋在东交民巷的住地。俩人沟通了相互与叶帅的谈话内容后，华要求汪赶快拿出一个具体执行措施，汪答应第二天拿出后再来向华汇报。

据吴德回忆：也是在l0月2日这天，华国锋来到吴德住处。华国锋、吴德、汪东兴向来过从甚密，且吴德与华国锋同住东交民巷，来往也方便。华国锋要求北京市委积极配合中央解决“四人帮”的行动，吴德提出“四人帮”在北京市的爪牙如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也应隔离，华国锋表示同意。

要彻底粉碎“四人帮”，还必须保证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这两支武装力量掌握在正义一方，因为胜负的砝码在很大程度上就押在这两支武装力量身上。动用这两支武装力量，则直接牵涉到两个关键人物，一是中央警卫团团长汪东兴，二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在华国锋看来，汪东兴绝对可靠，但吴忠还不了解。吴德向华国锋保证：吴忠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于是，华国锋秘密召见了吴忠，并向他进行了政治交底，吴忠当即表示：绝对听从党中央、华总理指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实际上，在华国锋之前，叶剑英已通过吴忠的老上司政治局候补委员、海军政委苏振华这条渠道，做通了吴忠的工作。吴忠请苏振华转告叶帅：只要我吴忠在，除了来自华总理和叶帅这个渠道的命令，任何人都休想调动卫戍区的一兵一卒。

10月4日下午，华国锋要吴德到他住处，俩人再一次全面检查了准备工作以及哪些环节尚未完善需要补救等等。与此同时，叶剑英如约来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办公室，俩人商量了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方案。当日下午5时，吴德离开华国锋家，谁知吴德刚到自家，华国锋来电话又要他再去。吴德急忙赶去，见汪东兴也在华国锋家。汪东兴向华国锋、吴德通报了他和叶剑英商量的行动方案，三人商定：由华国锋、叶剑英坐镇中南海怀仁堂指挥，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问题的名义，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会，届时由汪东兴负责抓捕“四人帮”；同时，由吴德和吴忠负责抓捕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并派卫戍区部队迅即控制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以及中央机关、北大、清华等单位和学校，坚决杜绝一切意外发生。吴德后来说，这是粉碎“四人帮”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了。

也就在10月4日这天，《光明日报》发表了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该文宣称：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这是明目张胆地影射华国锋，说明“四人帮”的狼子野心已是迫不及待，昭然可见。

叶剑英、陈锡联等人注意到“四人帮”的这个信号，他们于10月5日分别找到华国锋，要求提前行动，尽快解决“四人帮”。陈锡联后来回忆说：10月5日下午3时，正在唐山指挥抗震的他突然接到华国锋要他立即回京的电话。当日下午3时45分，陈锡联乘飞机抵达京城。他匆匆回到家里，然后直奔离他家不远的华国锋家。华正在等他，告诉他：“四人帮”已经发出了篡党夺权的信号，因此他们也要赶紧动手。华还说：叶帅也来找过他，他已决定明天晚上行动。说着，他做了一个抓的手势。陈锡联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华国锋与叶剑英商定：改变原定国庆节后准备10天再动手的时间，提前到6日晚8时采取果断措施，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随后，叶剑英又与负责实施具体行动方案的汪东兴进行紧急磋商。

与叶、陈谈完话后，细心的华国锋又在汪东兴的陪同下，于当日下午亲自来到预备关押“四人帮”的地下工程视察，重点检查了几个隔离点的准备情况。看着一切准备就绪，华国锋说：经过5天的准备，如果不出意外，成功是有把握的。

1976年10月6日，这是一个特别值得记忆的日子。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依赖于计划周密，运筹稳妥，谋略得当，手段高超，一切按既定方案如愿进行，不用一个小时，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就干净利落地彻底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据参与抓捕“四人帮”的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的政委武建华回忆说：整个抓捕过程仅用了35分钟。

五、叶剑英既是后盾，又是高参

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叶剑英也是关键人物之一。由于叶剑英在军队德高望重，因而为粉碎“四人帮”提供了一个非常优良的周边环境；又由于叶剑英长期处于权力上层范围，因而他与党内、军内一大批老干部有着广泛而深入的联系。由于以上两个因素的存在，叶剑英对稳定整个大局起着关键的作用，实际上也为粉碎“四人帮”创造了满意的前提和条件。从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一书中可以看出，在发动粉碎“四人帮”斗争的机器运转前后，叶剑英与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王震、谭震林、邓颖超、康克清、乌兰夫等老一辈革命家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经常在一起沟通情况，交换看法；叶剑英还与军队的老同志和实权人物李德生、粟裕、宋时轮、杨成武、肖华、梁必业、张廷发、吴富善、萧劲光、苏振华、傅崇碧、吴忠、吴烈等人经常联络，探讨时局，密商对策。这些党内、军内有影响的人物的存在，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即使是“四人帮”阴谋得逞一时，但最终难逃覆灭下场。

在华国锋未给叶剑英透底之前，叶剑英的动作主要是防御性的，如他要军队实权人物掌握好部队，注意观察动向，加强战备。他们也谈到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但仅仅限于“要解决”的初级阶段认识，至于怎样解决“四人帮”、由谁来组织和领导解决“四人帮”的高级阶段认识，他们当时尚未达到。

叶剑英在党内、军内上层的庞大关系网，是粉碎“四人帮”的关键群体中任何人物都不可能拥有的丰富政治资源。这个资源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存在，就是一种作用发挥，就是一种坚强后盾。虽然叶剑英和华国锋不可能像华国锋与吴德、汪东兴、李先念那样经常见面或几乎天天碰头，商议方案细节，但叶剑英肯定出过一些好主意，甚至是质量很高的主意。例如，在准备工作的最后阶段，经李先念转达，叶剑英突然给华国锋提出：张春桥之弟张秋桥经常去昌平坦克六师活动，如果这个部队的某些人支持“四人帮”，在关键时刻把坦克开进京城怎么办？华国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马上找来吴德、吴忠商量对策，分析各种可能发生的意外，并做好了应付最坏情况的充分准备。

叶剑英对汪东兴的影响，恐怕仅次于或不低于华国锋给汪东兴的影响。正如华国锋后来回忆说的：为了稳妥执行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我还亲自和叶帅直接取得联系，交换看法，做准备工作，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并找了汪东兴谈话，思想也完全一致，而且还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要挑选可靠人员。吴德口述亦证实：“华国锋、叶剑英找汪东兴谈过几次，具体研究了解决‘四人帮’的办法。”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汪东兴是出过大力的最关键人物之一。这个大力中，既有华国锋的坚定支持，也有叶剑英的坚定支持。

也许会有人说：即使没有华国锋，叶剑英也能粉碎“四人帮”。实事求是讲，凭借叶剑英当时联络、团结和掌控的力量来说，要拿下“四人帮”可能不成问题。但是，没有华国锋的首倡，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不会来得这么快；没有华国锋的参与，既会增加解决的难度，还会使这个行动缺乏权力秩序的合法性。因为按照中国数千年的政治传统，以及中华民族的心理习惯，“上压下”是合法的，“下克上”是非法的。华国锋的地位和身份，保证了采取这种特殊手段的合法性，也方便了我们对后人、对历史作出负责任的交代。

《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作者：叶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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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缘何在法庭上一言不发

王文正口述

沈国凡整理

法庭上，张春桥为什么从头到尾一句话都不说？

这个谜不但使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感到困惑，也使许多的外国记者和朋友感到不解。

一些国外的记者在评述时曾说，这是一个不愿回答任何问题和不愿为自己辩护的人。

而我作为当年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法庭审判员，却认为，这是一个在事实面前自认失败的人。

张春桥在法庭上的沉默，起码说明他认为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是不会得到全国人民原谅的。

其实，在开始对他进行隔离审查初期，张春桥并不是这样，他还是张口说话的。对此，他曾写信给叶剑英元帅谈自己的思想。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一、受到“宠幸”时的张春桥

1958年夏天，毛泽东在北戴河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带着一个人前来见毛泽东。

这个人便是张春桥。当时张春桥是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兼柯庆施的政治秘书。

不久后的1959年1月，张春桥当上了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仍兼柯庆施的专职政治秘书。

1963年以后，张春桥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1965年后，张春桥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

早在1958年，张春桥就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后，非常感兴趣，就批示在《人民日报》上刊登。

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这篇文章，并加了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通俗易懂，很好读。”

我后来得知，这个编者按就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写的。这份学习材料，我至今都还保存着。看来，当时毛泽东很赞赏张春桥提出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观点。我个人认为，张春桥提出的这个问题之所以会得到重视，也是在1958年那个“大跃进”的年代里搞“左”的思想的需要。

1965年，张春桥、姚文元等组织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再次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赏。1966年中央成立《五一六通知》文件起草小组，毛泽东主席提出让张春桥参加，文字由张春桥负责修改，然后再直接送他审阅。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张春桥任副组长，与江青平起平坐。以后，张春桥又先后任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等重要职务。

1966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主席73岁的生日。12月25日，毛泽东邀请张春桥、姚文元等几位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到家里做客，共同庆祝他的生日。

在这次小型的生日宴会上，毛泽东主席将张春桥拉到身边坐下，并夸他是“红色秀才”。接着，毛泽东主席就说：“上海形势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内外有别’的框框可以打破。”

毛泽东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

原来，1966年11月11日夜，张春桥从北京回到上海，支持由王洪文等人把持的上海“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因为北上告状而造成的“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

1966年11月9日，王洪文等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发表“宣言”，诬陷上海市委。10日，王洪文一伙煽动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以进京“控告市委”为由，冲击上海火车站，强行登车进京，在安亭受阻后，又拦列车，迫使沪宁铁路中断31个小时，搞得群众怨声载道，制造了“安亭事件”。30日，张春桥又支持红卫兵和大专院校的造反派组织围攻《解放日报》社，制造了文化大革命初期轰动上海的“《解放日报》事件”。从11月29日开始，王洪文一伙造反派调动队伍，对上海《解放日报》实行了围攻和冲击，阻止报纸的正常发行，大搞打、砸、抢活动。

我亲眼目睹了这次事件。

我们高级法院机关与《解放日报》社相距只有几百米。那时我们机关还没有被夺权，我们这些人尚有自由，我就到现场看“风景”，只见马路上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一个多星期没能看到这份报纸。

我感到有些气愤，好好的一个大上海，怎么能一下子搞得如此一塌糊涂!

与此同时，张春桥还指使上海市委写作班子里的徐景贤、朱永嘉，要他们“后院起火”。12月18日，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党支部书记徐景贤带领朱永嘉、王承龙等人和市委的一些人，造了市委的反，并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夺了市委的权，同时揪斗了陈丕显、曹荻秋等市委领导，制造了“后院起火事件”。

此时，我们法院机关的造反派正在“打内战”，对我们这一级的干部暂时无暇“管理”，我抽空回到家中。在家里休息一会儿后，就听到马路上人声嘈杂。出去一看，见不少人往陕西路文化广场集中。

我走到文化广场，看见靠最西北角的大门未关，就走了进去，也没人问我。进去后我站在最后一排，看不清发言人的面孔，那时也不知道徐景贤、朱永嘉是什么人，只听到批判市委领导人，要起来造反之类的话，因为会场上吵吵闹闹，一片混乱，我就回家了。事后才知道是徐景贤、朱永嘉等人制造的造市委反的一次行动大会。从此上海大乱。

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上海逐渐地被“四人帮”控制，成了他们篡党夺权的一个基地。上海的权力到手之后，他们又提出了“稳住上海，搞乱全国”的策略。

可是，通过在法庭上对张春桥的审判中，人们不得不发出疑问，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提到这三件事？

这里面有另外的一个原因。

通过预审，对张春桥提起公诉时，对于由他一手制造的当时轰动全上海和全国的“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和“后院起火”三件事，当时也是有争议的。有人主张，这三件事情既然是张春桥专门回到上海去支持的，那么就应该算在他的头上，对其提起公诉。可是也有人不同意，认为这三件事情虽然都是张春桥一手操纵的，但事后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应属于工作中的错误，因此不能提起公诉。

我当时所持的是前一种态度。1980年7月，我到北京秦城监狱参加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的预审前后，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确定“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后院起火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对此我是赞同的。

现在两种意见发生了争论，大家都从法律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双方相持不下。

后来，大家的意见都统一到一点上来，那就是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的特别法庭，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曾对此有过一个意见，凡是经过毛泽东支持和同意的事件，都不能定有关被告的罪。

我参加预审工作后，通过看材料和开会，才知道毛泽东主席对上述三件事都是支持的。根据这样的一条原则，最后决定这三件事情不对张春桥提起公诉。我当时虽然有些想不通，也只好服从中央“两案”指导委员会所规定的原则。经过争论和认真的研究，最后国家公安部和特别检察厅都没有将这三件事作为张春桥的犯罪行为提出起诉。

二、张春桥提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改朝换代”

1975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通知。2月9日《人民日报》社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中说，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泽东在谈到关于学习理论问题时，还要“张春桥写文章”。

1975年4月1日，张春桥写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经毛泽东主席同意，在全国的报刊上全文刊登或转载，并印成单行本全国发行。张春桥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很奇怪、后又被一些人在讲话或者写文章时所反复引用的“观点”，那就是所谓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张春桥在这篇文章中的许多观点都很片面，他“只讲专政”而“不讲民主”。与此同时，姚文元也摇动笔杆，写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张、姚的文章都极力地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提出反对经验主义。

本来文章发表了，全国上下都学习也就算完了。可是惟有邓小平明察秋毫，看出了张春桥文章中的问题。邓小平于是找到毛泽东，就张春桥在文章中所提出的“反对经验主义”请教毛泽东主席，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邓小平的看法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和支持。于是，毛泽东指示对于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请政治局议一议。随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评江青一伙“反经验主义”的问题。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参加的政治局会议——这也是毛泽东的政治生涯中最后一次亲自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心忧国家而又身患重病的周恩来也从医院赶来参加。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安定团结”，“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会上，毛泽东再次对江青一伙反经验主义、搞宗派主义等行为进行了批评。同时他还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看了一遍，讲经验主义的问题，被我放过了。此外，毛泽东还说对于张春桥我们过去不认识不了解之类的话。

此时，张春桥竟然打断毛泽东主席的话，说“我们认识..在北戴河开会柯(庆施)介绍认识的。”

这是过去所有会议上从未有过的。

过去开会，除彭德怀之外，没有一个人敢从中打断毛泽东的讲话，张春桥之所以敢这么做，一来说明他心中对于毛泽东对自己的看法是有数的，二来也可以看出此时张春桥的狂妄程度。

就在张春桥打断毛泽东的讲话之后，毛泽东接着就批评了江青一伙：“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位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我看江青就是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毛泽东还告诫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的同志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

然后，毛泽东谈到了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毛泽东主席还说了“对江青一分为二”，“他们四个人搞小宗派”而已，没有什么了不起之类的话。

会后，江青等人虽然作了检讨，但在1975年秋天开始，“四人帮”更是有恃无恐地越来越猖狂了。

5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以后，经毛泽东与周恩来商定，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主持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批评了“四人帮”。

会后，王洪文看到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受到了动摇，就跑到上海的东湖宾馆，与小兄弟们吃喝玩乐。王洪文在这里住了几个月。由于东湖宾馆东面是襄阳公园，怕妨碍王洪文的“休息”，连公园早晨做广播体操放的喇叭也被勒令禁止了。我家那时距离此地只有几百米，我到公园去时常听到有人在议论这件事情。

我在参加秦城监狱预审的时候看了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记录，认为这次会议基本上是毛泽东一个人讲的，其他的人很少说话或未说话，更没有展开过讨论。会上，毛泽东虽然批评了江青等人，但没有下定决心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将这个问题一拖再拖，以至于在他生前都未能解决。

我在预审的时候看到这份记录后，对没有看到的同志说要抓紧时间看一下，对于今后在法庭上和合议时区分罪和错大有好处。不几天，有人去调这份记录看时，保管材料的同志说，已被胡耀邦同志调去了，并说这事知道就行了，不要看了。

由于毛泽东主席的这种态度，以及开始时对张春桥的某种信任，使张春桥认为文化大革命真是“改朝换代”的时候来到了。1967年至1975年，张春桥又多次地宣称，“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

1975年中共中央发了一个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76年，中共中央又下达了一个一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四人帮”对此极为不满。

张春桥在1976年2月3日针对这两个中央文件写道：“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张春桥在此还引用了一首古诗，来表达自己的不满：“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人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三、张春桥从此不再说话

1980年11月27日，第一审判庭开庭审问张春桥。审判员王战平问张春桥：“1967年9月，1968年3月，1975年11月你先后在上海、北京多次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一事，是不是事实？”

张春桥默不作声。

法庭宣读、出示了有关证词。

徐景贤1980年7月11日的证词说，1967年9月，张春桥在上海康平路小礼堂接见“工总司”的全体委员时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张春桥还说“今天除徐景贤以外，其他一个旧市委的人也没有，这才像个‘改朝换代’的样子。”马天水1978年1月26日的证词说，张春桥同他谈话时，指责有些人“根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改朝换代”。

法庭还传原上海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工交组负责人黄涛出庭作证。黄涛说，1975年11月张春桥在北京的钓鱼台约他谈话，曾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

正是由于这样的目的，张春桥开始大量地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

法庭还就起诉书指控张春桥在1966年12月18日，在中南海西门传达室内接见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指使蒯大富在北京组织游行示威，公开煽动“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一事进行调查。审判员问张春桥，他始终不语。

法庭宣读和投影蒯大富1970年12月在清查“五一六”受审查时写的交代提纲，里面有“1966年12月18日在中南海西门小屋子召见，号召反对刘少奇。12月25日打倒刘少奇大行动。”接着法庭宣读和投影蒯大富1971年1月15日写给清华大学党委的信，其中有：“春桥号召我们和刘少奇干到底。”法庭还宣读和投影1967年1月1日《井冈山》报第五版《向刘邓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记井冈山兵团12月25日大行动》一文的主要章节。

然后，法庭传唤蒯大富出庭作证。

蒯大富在证言中说：

1966年，大约是12月18日，接到电话，我到中南海西门，张春桥对警卫说是我找他来的，让他进来吧。在西门内靠北的传达室内，张春桥领着我从南门进，在往右拐的套间内，我和他谈了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话。整个谈话过程中，除了张春桥和我以外，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张春桥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仍然不肯投降，虽然作了检查，态度还是不好嘛，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嘛，不要半途而废。我一听就明白了，张春桥就是要我们反对刘少奇和邓小平，把刘邓搞臭。我当时是清华大学学生，又是井冈山红卫兵头头，在12月25日那一天，我发动了清华大学群众五千多人，开了两辆广播车，带了大批大字报、大标语、传单到北京城里天安门广场、王府井、西单一带放高音喇叭，刷大标语，贴大字报，撒传单，还进行游行示威，中心口号就是“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这场所谓的“12·25”大行动，实际上是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把打倒刘少奇同志的运动推向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这时张春桥扮演了一个幕后操纵者的角色。

正是从“改朝换代”的思路出发，张春桥不但积极参加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的迫害，还想方设法在中央和地方安插自己的亲信。

原上海警备区师级干部徐海涛，在张春桥等人夺权之后，曾担任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办公室负责人。张春桥见他为人“忠实”，利用自己担任总政治部主任之机，就将他安插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任领导职务。为此，在粉碎“四人帮”的当天，上海一伙余党就想方设法地与他联系，了解北京的情况。

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于会泳，由于对“四人帮”忠心耿耿，被张春桥、王洪文看中，就想法将其调到文化部，四届人大会议上又任命他为文化部部长。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上海的余党就与他联系，了解北京发生的情况。

张春桥一伙为了达到个人的政治目的，不顾党的原则，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将一些根本不能胜任工作的亲信，安插在一些重要部门担任领导职务，为“四人帮”的上台“抬轿把门”。

如果说徐海涛、于会泳进京担任重要职务与他们本身的专业和特长还有一点联系的话，那么周宏宝的进京任职，真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了。周宏宝系在沪的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上海民兵指挥部负责人之一，群众都说此人在“文革”中除了打、砸、抢之外，不会干别的事情。就是这样一个人，张春桥、王洪文竟然将其调入北京，担任了教育部的负责人之一。

祝家耀和张国权也是在沪中共十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张春桥认为他们对自己忠心耿耿，就将其调到公安部和第六机械工业部担任领导职务。“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就是通过当年在公安部的祝家耀首先传递给上海“四人帮”余党的。

1980年8月，公安部经过预审后认定，张春桥犯有利用手中的职权安插亲信，以达到“改朝换代”目的的罪行。

可是，全国人民最后看到的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刑事判决书，在张春桥的个人犯罪事实中，却并没有“安插亲信”这一条。

这难道就是张春桥在法庭上一直不愿开口的原因吗？这件事情，不用张春桥开口，法庭自己给“辩护”掉了。

对于公安部和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中所提到的这件事情，在预审的讨论中，我就曾在会上提出，此项不应给张春桥、王洪文定罪起诉为好。当时全国上下都对于“四人帮”十分痛恨，都有一种心情，希望在清算他们的罪行时，清算得越彻底越好。

作为一名在“文革”中曾受到过不同程度迫害的法官，我同全国人民的心情一样。可是，法律应该是公正的，我们办的案子是中国历史上所从未有过的一件惊天动地的大案，它不但会作为一部历史留给一个政党，同时也将留给一个伟大民族的子孙后代。这正如邓小平同志对我们所有参加办案的人员所说的，我们办的这件事情，一定要经得起历史和后人的检验。

基于这样的原因，我在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这个看法。我的理由是：1974年的时候，王洪文已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们两个人都有合法的政治身份，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通过中央组织部到上海选调干部到中央任职，并趁机安插亲信到国务院和军队、人民群众团体担任部级领导职务，中央组织部也是同意了的，这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是通过合法的组织手续调到中央有关部门来的。当然，张春桥、王洪文这样做，实质就是在安插他们的亲信，是有其野心和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但我们在法律上不能将此作为篡夺了这些部门的领导权的犯罪活动。这在当时是合法的，是合乎组织程序的。

经过认真的讨论，最后起诉时采纳了这个建议。

可以看出，对于张春桥这样的顽固不化的“四人帮”主犯，法庭同样是公正的，是实事求是的。我想，这件事情张春桥自己心里也是明白的。

但是，在法庭上他为什么不说话呢？谜底原来在这里。

张春桥被捕以后，在开始对其实行预审时，他还是肯讲话的，只是对一些重大问题设法回避。在对于王洪文赴长沙告状诬陷周恩来总理一事，张春桥一开始与王洪文、江青、姚文元一样都是愿意讲的。当问到为什么要这样做时，张春桥答：当时是周总理病得不行了，就要想法全力“阻止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审讯人员接着就问：“你们在搞掉周总理和邓小平之后，想由谁来担任第一副总理并在以后接任总理的职务呢？”

此时的张春桥说到了兴头上，根本就没有防备，然后便回答：“他们的意思是让我来。”这里的“他们”当然很明显，就是“四人帮”的其他三个人。张春桥此话一出，担任审讯的人一阵兴奋。在开始预审“四人帮”时，他们把一切问题都往毛泽东身上推，只承认自己是认识上的偏差，是理解上的片面，是执行上的错误，并用以来对抗审讯，使整个审讯进展遇到了困难。这个困难的关健就是“四人帮”一伙的一些行动，究竟是毛泽东的指示，还是他们利用毛泽东的威信，在下面搞自己一套“改朝换代”的把戏。

张春桥无意间说出的话，才完全暴露了他们一伙人的天机：他们所干的一切，并不都是毛泽东的指示，而是有其一定的政治目的的。

“四人帮”一伙的罪恶目的终于弄清：篡党夺权，改朝换代。

独独是这个一向以深思熟虑著称的张春桥，在预审的时候就暴露了他们一伙人的野心。从此，预审工作打开了一个突破口。老奸巨滑的张春桥很快发现自己这次对答有失。为了防止再次出现这种情况，张春桥从此便沉默不语了。这样，张春桥的沉默就成了特别法庭的审判中一道令人费解的“风景”。

四、张春桥——离婚与权力的梦想一同破灭

1980年7月24日上午9时，负责对张春桥进行预审的公安部有关人员，对张春桥策划上海武装叛乱一事进行审问。

问：“张春桥，在你们‘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被粉碎后，上海的死党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阴谋发动武装叛乱，这件事与你有什么关系？你在事先进行过哪些策动？”

张春桥不答。

问：“你还要交代，在1976年9月27日晚，你是不是把肖木找到钓鱼台九号楼的住处？你都同他讲了些什么？”

张春桥不语。

问：“第二天，肖木到上海是不是你指使的？”

张春桥不吱声。

问：“现在已查明，9月27日晚九、十点钟左右，肖木奉命到了钓鱼台你的住处，你要他到上海传达你的指令。你对肖木说：‘多难兴邦’、‘要提高警惕，要提高信心’、‘要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你还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示意上海帮派骨干要准备大考验，要准备打仗。9月28日，肖木到上海，立即向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张敬标等五个常委传达了你的旨意，策动上海帮派骨干准备反革命武装叛乱。”

在张春桥仍然不语的情况下，审讯人员让徐景贤作证，同时宣读了张春桥机要秘书严忠实的证言。严忠实1980年9月10日的证言是这样的：

我叫严忠实，(19)71年以前在中办机要局工作。(19)71年12月至(19)76年10月6日由组织指派任张春桥机要秘书。现在中办机要局工作。

1976年9月10日晚，张春桥让我打电话找肖木到钓鱼台住(处)，大约谈了三个来钟头。

1976年9月27日晚饭后，肖木打电话给我，说他要回上海，问张春桥有没有什么要交待的。我当即报告张春桥。张春桥对我说：“叫肖木来吧。”我下楼后，又给肖木去电话，大约是晚上八点多钟，肖木到张春桥住处办公室，一直谈到十一点多钟，后回王洪文处。

两次谈话(我)均不在场，谈话内容我不清楚。

预审组将张春桥机要秘书严忠实的证言与上海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证言一对照，发现这两方面证言相互之间有所不同。

徐景贤等人的证言称：

过了几天，就是9月28日，张春桥派肖木到上海，向市委直接传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认为这是张春桥听了我9月21日的汇报后，经过进一步思考，给我们作出的交底的指令。

一个说是肖木主动打电话找的张春桥，然后接受的指示。一个说是张春桥派往上海去向他们直接传话。两个证言明显相悖，应该取谁的证言好呢？

严忠实是当事人、经办人，证言当然更具有真实性和可信性。可是，特别法庭在法庭上，却采用了上海徐景贤等人的证言，一来考虑这是多人证词，更有可靠性；二来是他们是武装叛乱的直接组织者，他们对张春桥这两次指示的理解，直接地关系到武装叛乱。

究竟采用哪一个证言更切合实际，更具有说服力呢，这只有让后人去研究了。

我这里想说的是，张春桥这个平时很难开口的“军师”，这两次接见肖木的谈话时间，都超过了三个小时，他们究竟谈了一些什么呢？通过审判，事实已经清楚了，关于策动上海武装叛乱是其中的一项。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张春桥的离婚问题。

张春桥到北京以后，并没有像姚文元一样，将自己的老婆孩子都接去，而是将他们都留在了上海。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原名李淑芳，1943年12月在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参加革命后，曾被日本侵略军俘虏，成了叛徒，破坏解放区的抗日战争，为日本军队做策反工作，1946年张春桥与(李)文静结婚。对于自己在日寇的威逼下叛变的事实，(李)文静在她的交代材料中写道：“这段历史，我曾写信告诉张春桥，对他丝毫没有隐瞒。”正是由于这样，每次在审查干部的时候，张春桥都为此十分恼火。老婆的历史问题，无形中影响了他的“进步”。

“文化大革命”开始，特别是张春桥被调到北京以后，与江青来往密切，常常是为“工作”谈到深夜不归，很快就有人将话传到了上海。张春桥的老婆是了解江青30年代在旧上海所做的那些事情的，因此对张春桥就不放心，经常找各种借口要到北京来，实际也是来监视张春桥，并一再地给张春桥打招呼，要他对江青多注意一点。张春桥是何等精明的人，他从老婆的话中早已听出了弦外之音。张春桥对老婆说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他这是走的一条“曲线救国”之路，是想通过接触江青来接近“最高统帅”，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当时对每一个想要进入高层领导的人来说，他的历史和现实的情况都是很引人注目的。这样的人物，人们只要发现了一条辫子，就会扭住不放的。张春桥老婆的这一条“辫子”，也正是他最心痛和最怕别人扭住的地方。

张春桥早就想将这条“辫子”扔掉。他曾多次私下向老婆提出离婚的事情，老婆都不同意。没有办法，他只好将老婆扔在上海，一方面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另一方面，老婆在“后花园”里还可成为他的一只耳目，随时了解各种情况，帮助他操纵和控制上海。

张春桥从过去中国政坛上的无名之辈，“文革”中一跃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如果就此长期下去，那也会是前途无量。可是，自从毛泽东去世之后，张春桥感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干部和群众的不满，并预感到自己即将受到历史的严厉惩罚。

那天晚上张春桥与肖木谈了毛泽东对自己的“培养”，谈了如何保护毛泽东的遗体，如何修建毛泽东的纪念堂，如何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事情。但谈得最多的还是当时的形势。张春桥认为“资产阶级还有力量”，他们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中国当前很大的一股“危险”力量，必须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对资产阶级使用铁的手腕”。张春桥还高度赞扬了上海的民兵武装，说这是一支有高度觉悟的工人组织，并要肖木转告上海的骨干分子，要作好准备，要经受考验。对于批判邓小平，张春桥更是念念不忘，语气中表现出对邓小平的仇恨和担心，并一再地强调，现在关键是由谁来担任接班人，如果这个班接不好，中国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邓小平就会重新上台..

张春桥还要肖木在回到上海后，多收集一些邓小平反动路线的罪行，以便他将来在三中全会上好有“发言权”。

正是因为张春桥早已有所准备，所以在肖木临走时，他又一次让肖木回到上海后，去找一下马天水，为他办好那件离婚的事情。可以肯定，在风云变幻莫测的历史时期，面对着未来，张春桥此时提出离婚时的心情是更复杂的。他到底是要为老婆孩子留一条后路，还是想为自己的未来留一个更大的空间？

随着“四人帮”的迅速覆灭和张春桥在整个审判过程中的沉默不语，这一切都永远的成了一个谜。

张春桥想让上海的“四人帮”骨干分子，再为他做离婚的工作。他对肖木说：“还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再次去找一下马(天水)老和(徐)景贤同志，请他们再抽空出面找(李)文静谈一谈，尽快地将我们离婚的事情办了。”

张春桥强调：“你告诉马老他们，我没有别的什么要求，财产、孩子全归她，只要能离婚就行。必须要离，而且越快越好。”

张春桥还说：“我提出离婚，可是(李)文静和孩子们不理解，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他们好啊!”

据肖木后来交代，一向言语不多的张春桥这天晚上显得很健谈，情绪显得很不稳定，对于他的离婚问题，一再地催促让马天水再出面去做(李)文静的工作，真是有点迫不及待了。

据有关资料记载，整天闹着要离婚的王洪文和张春桥，在被捕前还为这事特地与各自的老婆通过电话。

王洪文的老婆崔根娣在电话里说，离婚可以，你当你的大官，我做我的工人，但是两个孩子得归我，否则就不同意离婚。

王洪文见一向嘴紧的崔根娣终于答应了，感到很高兴，就说过几天他的秘书廖祖康将回上海，到时将把孩子给她带回去，以后有什么事情，还可以找他的秘书帮助。

当主持工作的华国锋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曾十分生气地骂王洪文是一个“陈世美”。

不久“四人帮”就被粉碎了，王洪文离婚另寻新欢的梦想也从此落空。

张春桥要离婚的事情闹了好几年，当时中央政治局的人员也都知道。人们对此曾有过各种各样的猜测。

与年轻一点的王洪文相比，张春桥的离婚恐怕算的政治账要多一些。他的老婆(李)文静作为他安在上海的一个情报点，在给他的电话里向他汇报了上海近几天反常的一些事情。例如民兵武装发了枪支弹药，成立了值班室，加强了战备；东海舰队在上海休假的干部都被叫了回去，整个上海都很紧张。(李)文静在电话里还为他的身体担心，问他近来身体怎样，并说上海的“四人帮”骨干分子马天水等提议让她到北京来看一看，有些事情好当面向他汇报。

听完电话之后，张春桥明白自己让肖木带去的请马天水等做工作、要与老婆离婚的事情还未被那几个骨干分子排上议事日程，感到有些生气，就对老婆说，她说的那些事情自己都知道了，这些在当前的特殊情况下都是正常的，用不着大惊小怪。张春桥不同意老婆来北京。可是，张春桥又怕上海真的出什么事情，如不及时解决，就会误了大事。于是在电话里答应让“毛弟”来一趟。“毛弟”是谁？他是张春桥的儿子张旗。

就这样，张旗作为张春桥夫妻间的信使来了一趟北京。

几天之后，“四人帮”被粉碎，张舂桥的离婚梦从此破灭。

《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作者：叶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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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在中央党校：拨乱反正的日日夜夜

何孚许迈扬李公天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举国欢腾。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的中国，百废待兴。人民渴望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能拨乱反正，改弦更张，把林彪、“四人帮”一伙颠倒了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颠倒过来，澄清他们混淆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当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游行队伍激情满怀地经过北京天安门时，有人在小凳上放置了一个小瓶，不言而喻，凳者邓之谐音也，小瓶者小平之谐音也。这是人们表达的一个强烈愿望，就是不要再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那一套极不得人心的政治运动，希望为当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希望邓小平复出。

把“四人帮”抓起来不几天，叶剑英同志让他儿子把这个信息告诉胡耀邦。胡耀邦除了祝贺叶帅和华国锋等同志为党和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外，还请叶帅的儿子转告叶帅和华国锋三点建议：一、停止批邓，人心大顺。二、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三、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应该说胡耀邦这三点建议，完整准确地反映了当时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心声，顺乎时代的潮流，合乎人心之所向。

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形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左”的混乱，难以在短时期内得到澄清。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明确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两个凡是”。这篇社论一发表，等于“四人帮”没有被粉碎，还是一仍其旧。难怪已经濒于崩溃边沿的国民经济，不是整顿改革，而是工业方面搞洋冒进，农业方面继续割资本主义尾巴，使党的工作处于两年徘徊的局面；遍布全国的冤假错案不但得不到平反，而且继续出现新的冤假错案。

1977年3月，党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党校，重新训练干部。任命华国锋兼校长，汪东兴兼第一副校长，胡耀邦为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

中央党校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被康生把持了长达20多年、已破坏成了一个烂摊子。就是在这样的困难情况下，胡耀邦只身一人(不带干部，只带一位秘书)前往党校就职，凭着真理在手，在一些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在许多志同道合的同志们的支持和配合下，在党校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下，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在这场拨乱反正的艰巨斗争中，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冲锋陷阵，建立了不朽功勋。

我们几位当时是中央党校的教师，对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的工作较为熟悉，现就所知，简要回忆耀邦同志生命中这段惊心动魄的岁月。

一、坚决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把埋藏很深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康生揭发出来了

早在50年代，康生就以中央理论小组成员的身份插手中央党校，特别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他和他的老婆曹轶欧(当时任中央党校短训班主任)以极左面貌出现，责难中央党校放走右派，使中央党校本来已经扩大化的反右派运动更加扩大化。“大跃进”中，他对中央党校下放干部鼓吹空想社会主义，使个别地方农村社员拆散家庭，按男女分别集中住宿，吃公共食堂。1964年，把杨献珍讲的“合二而一”诬陷为跟毛泽东讲的“一分为二”唱对台戏，把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来整，开展全国规模的大批判，株连了很多人。还说，凡是赞成“合二而一”的都不能作革命事业接班人。这次大批判运动，致使忠诚于党的事业的知名学者孙定国被逼自杀，黎明被开除党籍，“文革”中投井自尽。仅中央党校就调出或遣送还乡100多人。1966年“文革”开始，康生、曹轶欧(当时任康生办公室主任)就在中央党校扶植造反派，煽动他们起来造林枫校长的反。康生诬蔑林枫是假党员，是在东北与彭真搞“桃园三结义”反对林彪的人。“文革”中，康生还挑动群众斗群众，把党校一些群众组织打成反动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等，全校教职员工除康生扶持的造反派十多人外，全都“站错了队”。在康、曹的直接指挥下，造反派诬蔑老红军女战士胡莹是刘少奇与蒋介石特务电台的联系人，七斗八斗，把胡莹同志斗成了神经分裂症患者。曹轶欧说：“岳昭这人不好(指当年在短训班工作时不完全听她的话)”，造反派就演绎成“岳昭这人很坏”，把他隔离审查了几个月，致使岳投湖自尽。1966年8月，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后，康生密切配合，立即让中央党校的造反派组织人员写揭批刘少奇的大字报，贴到中南海。分别编印刘少奇、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广为散发。组织大批判写作组为林彪、“四人帮”摇旗呐喊。江青带着这个写作组和北大、清华两校的大批判写作组到天津，在群众大会上宣布，“我带来的梁效（北大、清华‘两校’的谐音)、唐晓文(‘党校文’的谐音)这两个大批判写作组，都是我的写作组。”康生还在“四人帮”发动的批林批孔批周公阴谋活动开始的时候，亲自出题目，“柳下跖痛骂孔老二”，让唐晓文撰文，影射攻击周总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康生还诬蔑中央党校的盖子又深又厚又大，他指的是刘少奇担任过中央党校前身——马列学院的院长。他还胡说，中央党校几任校长都是叛徒、特务、走资派，中央党校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是修正主义的大染缸，是里通外国的黑据点，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联络站。他过去对中央党校的十六字教学方针(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增强党性)是极力推崇的，如今却一反常态，说它完全是修正主义的教学方针。他在“文革”中与林彪、江青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对杨献珍、林枫两个校长残酷斗争，把他们关进监狱，并诬陷他们是杨家党、林家铺子，株连了党校教职员工很多人。最后把全部教职员工遣送到河南西华中央党校五七干校。康生对他扶植起来担任五七干校领导小组的造反派说，你们下去搞斗批改，或者说斗批散也好。军代表说：五七干校就是无期干校，让你们在这里呆一辈子也可以。康生还把中央党校的校舍几乎全部拱手奉送给林彪的干将黄永胜，作为总参的一部分办公用房和家属宿舍。中央党校成了“文革”的重灾区。“四人帮”垮台了，但由康生一手扶植起来的造反派仍以中央党校五七干校领导小组的名义掌握着中央党校的领导权，路线不清，是非不明，盖子仍然捂着，康生的阴魂不散。

1977年3月9日，胡耀邦与中央党校部分同志见面，就表示：中央决定我来党校工作，我感到担子很重。但是，有党中央的领导，依靠党校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做好工作，我是充满信心的。他还说．现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是揭批“四人帮”，党校也不能例外。相信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是会把这件大事抓好的。胡耀邦正是凭着这种决心和信心，充分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用整风会议形式，发扬民主，开展工作。经过几个月时间，一面积极准备开学，一面狠抓揭批查运动，很快就打开了局面。许多人主张把造反派头头隔离起来审查，胡耀邦为引导运动健康发展，说服大家不要那么干，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促使造反派头头不能不承认在“文革”中干的许多坏事。但是，造反派头头还是要找一个避风港、保护伞。他说：我这些错误活动，都是向康生同志或曹大姐请示、报告过的，他们都是知道的、同意的。这时，“四人帮”已被抓起来将近一年，但康生的问题还是没有揭露出来。所以直到1977年9月3日党的骨干分子整风会议上，还有人提问：对康生和他的老婆曹轶欧的问题，究竟能不能揭批。胡耀邦当场明确回答说：“一个党员，对现在的领导，直接的领导，过去的领导者有意见，可不可以提呢？我看是可以提的。这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不过他又谨慎地说，对康、曹提意见，要限于在党内会议上，要把材料及时上报中央，不外传。由于当时的党中央对康生没有什么说法，加上“文革”期间，中央党校红战团有人要调查康生问题，立刻被打成反动组织，红战团几个负责人被投入监狱关起来。有个教员写了批评康生的大字报，立即被戴上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的罪名，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遣送还乡，监督劳动。李广文(曾任山东省委书记，当时在中央党校工作)贴了一张揭发康生在王、关、戚问题上耍两面派的大字报，立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收监审查。这些血淋淋的事实，怎么会不使中央党校的同志心有余悸？所以整风会议上揭发康生、曹轶欧问题还是很少很少，很不深刻的。因为造反派头头还可以把康生作为他们的避风港、保护伞。

1977年12月8日，哲学教研室几个同志经过商量，派一个同志去见冯文彬(时任中央党校副教育长)，请他征求胡耀邦同志意见，同不同意他们贴揭康生盖子的小字报。这个同志对冯文彬说：“康生祸国殃民，罪大恶极，而又隐藏很深，我们不揭开康生的盖子，不仅中央党校的揭批查运动深入不下去，全国揭批查林彪和‘四人帮’的问题也深入不下去。现在中央对康生没有表态，而且有人还要保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考虑到不给耀邦同志惹麻烦，打算不贴大字报，而贴小字报，不贴在室外，而贴在16楼室内走廊墙上。16楼是教务处所在地方，学员常来常往，能看到小字报，这就能把康生问题端到全国去。不知耀邦同志和文彬同志认为这样做行不行？”当天中午，冯文彬经过征求耀邦同志意见，回答这位同志：“耀邦同志讲了，贴康生的小字报这件事，我们既不提倡，也不反对。”这位同志高兴地说：“这个态度就是对我们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极大支持。我们决定贴出去了。中央如果怪罪下来，责任完全由我们来负。”下午，由韩树英、吴义生、卢俊忠、毛卫平等五人署名的第一张揭发康生的小字报贴出来了。标题是：《×××(指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执行的是一条什么路线？》，主要揭发所谓“康老路线”与江青(“四人帮”)路线完全是一丘之貉。这张小字报有意贴在16楼一层走廊西头南墙上。几小时后，接二连三又有人写小字报，挨着第一张小字报往东贴，第二天、第三天..陆续又贴了几十张小字报，小字报从16楼的走廊一层南墙转到北墙，转上二层的楼梯，再转到二层走廊南墙、北墙，再转上三层的楼梯，到三层以后转入会议室。观者络绎不绝。胡耀邦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对身边的秘书梁金泉说：“听说16楼贴了揭发康生的小字报，好得很呀!咱们去看看吧。”梁秘书劝他不必去，说小字报底稿都会收集上来的，可以看到全部内容。有些学员知道了，奔走相告，晚间还有人打着手电筒去看。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地、司级以上干部纷纷写信、打电话回去，报告中央党校已开始揭发康生。这个信息迅速传播到全国之后，各地也开始有人向中央打报告，揭发康生罪行。中央党校的小字报内容，通过《情况反映》及时向中央常委作了报告。

在铁的事实面前，原来说康生好话的中央某些领导同志，这时也不再为康生说话了。华国锋主席对胡耀邦说：“康生这人不好，于了很多坏事。不过中国人有个传统习惯，人死了也就不再追究了。”但是在中央党校不追究康生、曹轶欧的罪行，就不能彻底清查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揭批查运动就搞不下去。所以12月中旬，中央党校还是连续召开了四天全校工作人员大会，放手让教职员工揭发康、曹罪行。范若愚、韩树英、陈方华等17位同志发了言。主持这次揭批会的冯文彬同志最后说：发言的同志和在座的同志都是历史见证人。事实证明，康生是“文革”中搞破坏的罪魁祸首之一。党校长期不团结的根子在康、曹。我代表校党委宣布：康生强加给中央党校的所谓“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修正主义的大染缸”等一切诬陷不实之词，都应全部推倒，康生在党校制造的许许多多冤假错案必须一一平反昭雪，给受害者恢复名誉。校党委决定将康生、曹轶欧犯罪事实呈报中央，请中央审查处理。会议开得很严肃、热烈，群情振奋，都说这不仅是中央党校有历史意义的事，而且也是全党全国的一件重要的事。

1978年底，根据胡耀邦同志的意见(他此时已调任中央组织部长，仍兼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党校和中央组织部共同整理出一份被康生点名诬陷的干部名册。这个材料揭露了在“文革”中被康生点名诬陷的共603人。其中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家主席、副主席33人；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58人，三届人大和四届政协常委93人；中央和国家机关部长、副部长91人；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副省长51人；人民解放军大军区一级干部11人。以上共计337人。其余266人中，大部分也是老干部和社会知名人士。这个材料由胡耀邦带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与会的许多老同志看到后，无不感到极大义愤。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发了康生的问题，并由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立案审理，最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最后判决：康生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康生的正义审判。

二、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有错必纠的原则，提出不管什么时候定的，不管什么条件下定的，不管什么人定的，只要是冤假错案，都要纠正过来

胡耀邦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当务之急是拨乱反正。一是党要有一条正确的基本路线；二是要有一大批坚决执行正确基本路线的干部。“文革”中把大批好干部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中积累下来的冤假错案也骇人听闻。拖延下去，民怨沸腾，对党和国家损失太大。但要清理、甄别和平反冤假错案谈何容易啊!胡耀邦本着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赤胆忠心，凭着共产党人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硬是冲破重重困难，打开了为全国冤假错案平反的局面。

率先在中央党校平反冤假错案，正是胡耀邦大无畏精神的突出表现。

如前所述，中央党校在“文革”中是重灾区。“文革”前由于政治运动频繁，加上康生“左”的流毒，整人之多之凶是全国知名的。1980年，国防大学有位教授听了中央党校平反冤假错案的情况介绍后，感触很深，便写了一首五言诗(因事隔十九年，凭我们记忆，有些词句与原文恐不一样)，其词曰：“全国大气候，‘左’得吓死人。藏龙卧虎地，细皮嫩肉身。频繁搞运动，学府多冤魂。平反清材料，三百六十斤。”也就是说，经过甄别平反，销毁的诬陷不实之词的材料竟达三百六十斤之重，可见当年积案之多，沉冤之重，达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

胡耀邦到校后，一面狠抓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一面非常重视落实党的干部政策。首先是在临时党委领导下成立了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领导小组，设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专门机构，着手进行甄别工作，“文革”中被打倒的一大批领导骨干很快被解放出来，并被安排到领导岗位上，成为推动揭批查运动和筹办复校工作的中坚力量。这件工作一开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抓住了康生这个罪魁祸首，所以“文革”中被他点名批判，被定为“叛徒”、“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动组织成员”以及“坚决执行十六字修正主义教学方针”的，约占全校一半的干部群众，就顺利、自然地平反解放了，恢复了名誉。但是由于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还牢固地禁锢着许多人的思想，不愿意或不敢涉及到“文革”前的问题。有个负责甄别工作的领导干部(“文革”前担任过副校长，此时担任政治部主任)，对一个在1964年批判“合二而一”时被定为留党察看二年、“文革”中又被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开除出党的同志说：“文革”中给你定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给你开除出党的处分，可以平反。1964年给你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不能平反，因为那次批判“合二而一”，是毛主席领导的。鉴于这种情况，冯文彬与胡耀邦商量，提出毛主席一再讲过“有错必纠”嘛，为什么“文革”前的问题不能甄别？胡耀邦明确地说：“不管什么时候定的，不管什么条件下定的，不管什么人定的，只要是冤假错案都要平反。”于是得到校临时党委同意后，再另设一个落实政策第二办公室专门甄别平反“文革”前的冤假错案。上述这个同志1964年受到的留党察看处分也平反了。从1977年夏天算起，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央党校有步骤地、认真细致地对163个案件和1358人(包括当年的学员)的问题进行了复查、平反，并作了善后处理。这项工作进行得坚决、迅速和彻底，可以说在全党、全国是走在前头的，起了示范作用。

与此同时，胡耀邦同志身在党校，放眼全国，为几十年来，由我们党负责的冤假错案的彻底平反而奔走呼号，首先在全国制造舆论。他到校不久，就动员党校青年教员杨逢春撰写呼吁落实干部政策的文章，杨逢春说：“我不熟悉党的干部政策呀。”胡耀邦说：“我请叶扬、陈中(当时中央党校的老教师)帮助你。”在胡耀邦同志具体指导下，根据耀邦谈话的精神，他们三人经过调查研究和精心撰写，又同《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同志共同讨论，由他们三人署名、耀邦定稿的题为《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在1977年10月7日(“四人帮”被粉碎一周年)《人民日报》上发表，这篇在全国首先向“四人帮”在干部问题上的罪行发起严正迅猛攻击的文章，正确分析了全党干部队伍状况，阐明了党的一贯的干部政策，指出要敢于冲破阻力，推翻“四人帮”强加于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头上的不实之词和所作的错误结论。文章针对性、现实性极强，充分表达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愿望。发表后有如久旱后的甘雨，震聋发聩，受到全国人民极其热烈的欢迎。报社、作者和有关部门在短短一个月内，就收到一万多封感谢信和支持信，来信表示完全同意文章的观点，要求中央切实平反冤假错案。有的信中说：“我们看文章时，全家人哭了一个晚上。我们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这么多年，觉得这一下子我们有希望了。《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说明党中央要解决我们的问题了。”

两个月后，党中央调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长。他到任后，与中组部的同志们一起，冲破重重困难，为平反全国的大案要案呕心沥血。他在多次讲话中都指出落实干部政策决不是可有可无、可做可不做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党是不是实事求是，是不是分清是非的问题，是不是真正坚持原则的问题。一句话，是关系到是不是按照党章来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大问题。

胡耀邦继组织上述那篇文章之后，陆续指导中央党校那三位作者，一连又写了五篇文章，反复阐明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对推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作了及时的、有力的引导。

三、在中央党校首先提出用实践来检验所谓“三次路线斗争”。在邓小平、罗瑞卿、杨西光等许多同志的支持下，组织和发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打开“两个凡是”这个精神枷锁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耀邦同志一贯的思想，在党校复校后的教学工作中，他强调贯彻这个思想。他最早提出哲学课和中共党史课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1977年11月设置的哲学课，把学习重点放在认识论，着重批评了“文革”十年中的个人迷信取代了实践检验，以权力标准、语录标准代替实践标准的做法，学员们感到思想上取得很大的启迪和收获。

1977年夏天，根据党的十一大的指导思想和文件精神，党中央给刚复校的中央党校一个任务，研究所谓党的第九次、第十次和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就是研究“文革”中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问题，研究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中央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起草了一个讨论提要，由于起草的同志多年受左倾思想禁锢，思想很不解放，这个提要虽然作了很大努力，但仍然只讲林彪，“四人帮”怎样破坏“文化大革命”，仍然是肯定“文化大革命”，肯定毛泽东正确，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未能跳出十一大政治报告的框框，在“刘少奇”前面还是戴着“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大帽子。胡耀邦对此很不满意。12月2日，在校党委专门召开的扩大会上，他说：“你们的稿子不能用,是抄的。”“你们自己把历史都颠倒了，宣传了错误的东西,这个不行。”“因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确的，这是什么论啊？有些文件受林彪、‘四人

帮’干扰就错了，就是错的嘛!我们搞党史研究工作，对“文革”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不能照抄照搬现成的东西，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辨别是非的惟一标准，否则就不是科学态度，不是研究了。”12月26日。他在去掉了刘少奇三顶帽子的提要稿件上批示，这份材料发下去，意见分歧，可能发生在对刘少奇的错误这个问题上，不过不要紧，议论纷纷有好处嘛。三次路线斗争专题研究小组根据耀邦的几次指示反复推敲，数易其稿，最后由耀邦审定。1978年4月，完成共四万多字的《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作为学习党的学说课的讨论提要,发给全校八百多个学员和几百个教职员，全校一千多人各抒己见，严肃而热烈地讨论了十天。提要中对“怎样进行研究？”作了明确提示：首先指出了研究党史应当遵循的三条原则，即：第一，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第二，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第三，以研究、总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为基础，对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进行综合研究。其中，重要的是第二条。在第二条中，提要说：“‘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我们应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的指导下，以路线斗争的实际总结果为标准，也就是以社会实践为标准，来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是非。”在讨论过程中，有好几个小组的学员质问：“这个提要为什么对刘少奇不写叛徒、内奸、工贼？”有的更严厉质问：“谁给你们权力摘掉刘少奇的三顶帽子！”有的还问：“这个提要为什么不提以九大、十大、十一大的文件为依据？”但是，大多数学员还是觉得开阔了思路，对“文革”中的许多错误做法、错误说法纷纷提出质疑，形成对被十一大重新肯定的“文革”禁区的强有力的冲击(那时还不具备彻底否定“文革”的条件)，很重要的是大家对以实践作为检验党内路线斗争是非的标准特别赞成，这次讨论为不久在全国范围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作了准备。不少学员在大讨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如高级班学员杨西光，在校时便写了心得体会交给他的老战友、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当时协助胡耀邦办《理论动态》的孟凡同志，希望通过他转请耀邦同志指正。以后在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时，发现和正确处理胡福明的文章，对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更发挥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抛出“两个凡是”，邓小平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问题上，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一个人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但是倡导“两个凡是”的人，根本没有听进去。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只有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把钥匙，才能彻底解除“两个凡是”的理论武装，打开个人迷信这个精神枷锁。然而个人迷信是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的，要破除个人迷信在当时并不是轻而易举的。

历时三年多，在全国范围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的主帅和强有力的支持者是邓小平，它的直接发动者和组织者是胡耀邦。

1977年7月15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创办了一个内部发行的五日刊《理论动态》，每期送给全国地司级单位。这个刊物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引导读者去思考问题，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在党政军领导干部中产生了积极作用。1978年，党校高级班学员杨西光毕业后，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他发现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很重要，即和编辑部的马佩文、王强华、张义德等同志反复修改了几次，指明要更加针对批评“两个凡是”(后来定稿时，并未出现“两个凡是”字样，实际上内容是完全针对“两个凡是”的。)又让胡福明自己修改了几次，然后请孟凡转告胡耀邦，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准备在《光明日报》第一版的显著位置发表，但内容尚不成熟，他希望能得到耀邦同志大力支持，并请《理论动态》的同志们帮助修改，最后请耀邦同志定稿，先在《理论动态》上内部发表，然后《光明日报》用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胡耀邦完全同意，说当然支持。(事后，在耀邦同意下，杨西光和孟凡分头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系全文转载，新华社发通稿。)胡福明的文稿送到党校后，由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责成当时也已写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文稿的孙长江修改，吴江说：“把你的文章和胡福明的文章捏在一起吧！”实际上，后来孙长江是在胡福明文稿上作了许多改动，在理论方面和引文方面作了许多补充，特别是增强了针对“四人帮”论点的现实战斗性，经吴江修改后，送给胡耀邦。5月6日，胡耀邦召集《理论动态》组成员在他家里讨论，由他最后定稿。胡耀邦说，这个问题关系重大，我们一定要仔细推敲，理论上、政治上都要做到无懈可击。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一文。按预订计划，第二天《光明日报》用特约评论员署名全文发表，第三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也发了通稿。以后，全国大多数地方报纸也陆续转载。

但是，对此也有强烈的反对意见，有人甚至还给坚持实践标准的人扣上“砍旗”的大帽子。5月13日下午，胡耀邦召集《理论动态》组同志到他城里家中开会，跟大家研究了《理论动态》近期的几个选题。他认为人民经过“文化大革命”，绝不会让灾难的历史重演!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谁也阻止不了。真理越辩越明，我们必

须写这样一篇文章，讲清楚这个辩证法。后来(1978年6月30日)《理论动态》第72期发表了《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这篇文章。同一天《人民日报》以署名“岳平”的形式发表此文，7月2日《光明日报》全文转载。这是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对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回答。

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际上已揭开序幕了。“砍旗”之说甚嚣尘上，当时党中央分管宣传口的负责人在会上公开指责此文是针对着毛主席来的。还几次点了胡耀邦的名。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巨大压力下，会不会半途而废、功亏一篑呢？如果没有邓小平、罗瑞卿等同志的大力支持，没有理论界、新闻界的密切配合，没有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拥护，这场讨论完全可能夭折。

这次大讨论的强有力的支持者是邓小平。他说，他事前并不知道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篇文章。后来听说争论很大，才找来一看，果然写得很好，理论上、政治上都没有问题嘛，也并不存在“砍旗”嘛。接着，他就在6月2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旗帜鲜明地针对“两个凡是”的思潮，精辟地阐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为了正面回答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同志“砍旗”的责难，吴江(孙长江协助)写了一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文章写好后，他寄了一份打印稿给《解放军报》负责编辑工作的熟人姚远方，同时也送了一份给胡耀邦。胡耀邦感到有人已经给《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下了指令：“下不为例”，不准再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种文章，怎么办呢？据当时他的秘书梁金泉回忆，他在屋里来回踱步．沉思片刻就对梁金泉说：“有了。找罗大将支持!”胡耀邦立即写了一封信，附上吴江的文稿，让梁金泉坐汽车亲自送到罗瑞卿家里，得到了罗瑞卿的支持。

有人或写文章，或发议论说，“实”文发表后，在“砍旗”责难的巨大压力下，胡耀邦沉默了，甚至退缩了。吴江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过程中，耀邦不再过问了，显然不符合事实。

与此同时，华楠、姚远方也向罗瑞卿报告，编辑部收到吴江此稿。罗瑞卿本来就反对“两个凡是”，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他3月间读了《人民日报》张成写的《标准只有一个》，5月间读了《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就布置《解放军报》要大力宣传这个问题，所以看了吴江这篇文章，便决定《解放军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

1981年9月25日，耀邦同志同文艺界领导人座谈时曾谈到这件事，他说：“第一篇文章做了很多修改，第二篇文章是党校同志写的，我没有参加，由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定稿，罗就此稿至少和我通了六次电话。”耀邦这段话说明，吴江文章的发表是他和罗瑞卿反复商量过的。

1978年8月4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头条新闻报道了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真理标准和民主集中制问题的消息。省委书记杨易辰根据实践标准肯定地作出结论说：“文革”前的省委是红的，不是黑的。这个结论实际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对原省委的夺权，否定了毛泽东对原省委的批评，实际上是用事实表态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个观点。

杨易辰首次表态之后，坚持“两个凡是”的同志当然也不会善罢甘休。9月20日，胡耀邦在中央信访工作召集人会议上讲话说：“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据是什么？是事实，也就是干部过去的实践。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10月3日，中央办公厅有个副主任不准把胡耀邦这些话写进会议文件，理由是：现在有人要翻天安门的案，这不是压中央吗？他还指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有的人用主席的话批主席。他甚至说：有的不仅是针对毛主席，也是针对华主席。有的逼省委常委表态，黑龙江的杨易辰说五不怕，不对嘛。这股风很大，要顶住是不容易的。有人说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但是做起来就不那样了。

这位副主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反对实践标准，反对邓小平、胡耀邦和杨易辰等人，地地道道显示他是一个受“左”的思想影响较深、思想僵化的人的典型，但是他的高论并没有阻止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继续进行。

《人民日报》继8月4日报道黑龙江省委支持实践标准消息后，到12月上旬先后又报道26个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各军区、各兵种负责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消息，报道了理论界、大专院校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消息。

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同志们并不认输．还继续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他们在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挑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争论。这次会上，陈云同志用实践标准提出了彭德怀

等一系列重大案件和一些高级领导干部的功过是非评价问题，要求为这些同志平反，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支持，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框框。那些顽固坚持“两个凡是”的同志受到严肃的批评，尤其是对康生原来的秘书李鑫，以“两个凡是”为幌子捂盖子表示了很大的愤慨，要求罢他的官，撤他的职。这样，经过面对面的争论，胜负已成定局。这是党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斗争的决定性大胜利。

回顾1978年，正是中国历史大转折、拨乱反正的峥嵘岁月，要反对“两个凡是”，破除个人迷信是历史的必然，这是必然性。只有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把钥匙才能彻底解除“两个凡是”的理论武装，打开个人迷信的精神枷锁，这也是必然性。而必然性是要通过偶然性来实现的。也就是说，这场斗争是由谁来写文章，还是发表演说，在何时何地采取何种形式引发一场全国性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是偶然性。但是，辩证法教导我们不要忘记，偶然性背后隐藏着它的必然性。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胡耀邦在中央党校首创用实践标准来观察历史和现实问题，并作为重点贯穿党校的哲学、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等各门课程，组织来自全国各地各部门的党的高、中级干部进行深入的学习、研讨，就必然使久经考验、忠诚于党的事业的杨西光这样的老干部受到启发教育，所以他就能以战略眼光发现胡福明文章的重要，就要求胡耀邦支持；他还取得了《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新华社的密切配合，所以这篇文章的发表确实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声有色、不同凡响的，这才引发了一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大讨论。这是隐藏在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

四、把中央党校办成宣传和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恢复和发扬党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的模范

胡耀邦到中央党校后。各方面的工作任务很多，很繁重，而他把最大的精力是放在准备复校后的教学工作上。清理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平反冤假错案，都是为了弄清队伍，解放干部，提高全校教职员工的思想认识，也是为复校作必不可少的准备。跟总参交涉，请他们退还校舍，做好后勤方面的工作，都是得到了党校同志们的积极参与，冯文彬和临时党委的同志们则努力协调。耀邦同志认为，开学后教学工怍的好坏，关系到能否完成党中央交给的轮训干部、提高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大事。他经过反复思考提出来的教学指导思想、教学方针、教学原则、教学内容和方法，提出要以整风精神进行学习，都具有很强的时代性、针对性，集中到一点，都是为了完成关系中国命运前途的、党在目前的重大历史任务，这就是：旗帜鲜明地正本清源，拨乱反正!

首先是坚持以邓小平提出的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为指导，从党校的性质、任务出发，针对“文革”由林彪、“四人帮”破坏造成党内思想混乱和作风不纯的具体情况，提出中央党校的办校宗旨和奋斗目标是：要使中央党校成为宣传和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成为恢复和发扬党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的模范。为了使大家牢记这个办校宗旨和奋斗目标，耀邦同志还把这两句话写成：“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制成两块大牌子，醒目地挂在大礼堂的讲台上两侧。在一次欢送学员的毕业典礼上，他希望学员今后在工作中将此作为自己的努力方向。

其次，规定了一些重大原则和措施。例如：提倡自学为主，读原著为主。学原著的目的，是要求学员准确而完整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不至于受林彪、“四人帮”、康生之流任意歪曲的欺骗。自学为主，是要求学员认真读书，独立思考，联系实际，融会贯通，达到掌握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目的，养成了这样的读书习惯，终生受用。当然，由于马列著作有的书比较难读，所以党校教员还要针对书中的要点、难点进行一些必要的辅导，他们与学员住在一起，欢迎学员随时质疑、探讨。

为了正确理解马列原著，学校让各教研室提出必读的和选读的参考书目，编成《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共100万字，作为教材。其中马列原著，请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有关同志与中央党校有关教研室的教员一起，重新校对了译文，改正了一些译得不准确或表达得不恰当的地方多处。这本教材的选目，耀邦亲自邀请校内外著名专家、学者经过多次讨论才定下来的。为力求书目定得妥当，他本人还尽量挤时间读了其中不少篇章。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这是继承延安整风的好传统、好学风。50年代党中央批准的中央高级党校教学方针也是“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增强党性”。康生反对这个方针是完全错误的。复校后重申理论联系实际方针，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拨乱反正。

提倡独立思考，实行“四不主丈”，鼓励大家讲真心话：自从1957年反右派运动，1959年庐山会议斗彭德怀以后．特别是“文革”以来，由于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党和国家的民主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许多知识分子受到错误的批判斗争，党内党外形成了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这就是大家不讲真心话，大会发言、小组讨论，都按照报纸上宣传的口径讲，惟恐说走了嘴，招惹是非。这不仅对个人的思想、工作的进步，而且对健全党内外的民主生活、端正思想作风、顺利进行党和国家各项工作，都是极其不利的。这是1957年以后我们的工作越来越左，以至发生“文革”的原因之一。胡耀邦进校后，在开展揭批查运动的整风学习会上，宣布“四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整黑材料)装(档案)袋子。大家解除了思想顾虑，畅所欲言，

议论纷纷，这对分清思想是非、路线是非，效果很好。所以开学后即把“四不主义”推广到学员中去。胡耀邦向学员们说：在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发表点不同意见，动辄得咎，抓辫子、打棍子、戴帽子、装袋子是司空见惯的事，那时有不少干部把进党校学习视为畏途。这种状况如不根本改变，什么开动脑筋想问题，活跃研讨空气，发扬独立思考精神，都无从谈起。由于过去历次运动把人都整怕了，所以宣布“四不主义”，就有人说，谁知道你是不是又在搞“阳谋”、“钓鱼”？还有人说，即使胡耀邦同志真心实意实行“四不主义”，但将来说不定谁再搞一个什么政治运动，不听你胡耀邦的。虽然现在不装袋子，但可以装脑子，那时候强迫大家回忆材料，互相揭发检举，我们还不是照旧挨整。这些顾虑是在胡耀邦主持中央党校的实际工作中得到真正解除的。经过实践检验，“四不主义”不久就取信于人了。1977年秋天开学后，高级班有位姓谢的学员认为，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妥，应该提“以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为纲”，或者干脆提“以生产斗争为纲”。他的理由是：既然我们要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就应该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而不是像过去那样频繁地搞政治运动。不少学员听到后，感到惊讶，认为他这说法跟中央的提法不一致；少数人还建议开支部大会批判他。学校领导坚决不同意这样做，重申了“四不主义”是要保证大家独立思考、讲真话的道理。1977年11月间，理论班学员杨廷贵在一次党小组会上发言，认为中央1976年的四号文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根本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是“四人帮”搞的鬼。粉碎“四人帮”后，现在的党中央做了很多工作，但在纠正这个四号文件的错误问题上，态度是含糊的，方法是消极的。他用大量事实证明了四号文件的错误。1978年4月，杨廷贵又在小组会上发言，认为三月间华国锋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说，凡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都要维护，可是，天安门事件的“两个决定”，过去大张旗鼓地宣传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这怎么维护？党的十一大还把“走资派还在走”那句话写在文件上，这是什么意思？全党要整党整风，我看政治局首先要整风。捍卫毛主席的旗帜，要真正捍卫正确的东西，根本的东西，不能什么都捍卫。他的发言，实质上是反对“两个凡是”的思潮。在真理标准问题还未展开讨论的时候，这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当时党校编有内部材料《情况反映》，作为一个下情上达的渠道，在取得学员的同意下，把大家的意见、建议，包括杨廷贵的上述发言，都编进《情况反映》上报中央，杨廷贵和大家一起，又都照常地投入学习。1978年初，有位学员在讨论会上联系实际，对本省的某些工作提出了批评。没过几天，省领导对他爱人说：“你老公在中央党校讲了些什么？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爱人很快给他来信，称：你在中央党校瞎说些啥？你的发言，省领导都知道了。你别忘了“文革”中我们过的苦日子，以后咱能保住那每月二百多元的工资，安安稳稳过日子就行了，再也不要去捅乱子。冯文彬知道后，在一次全校学员大会上揭露了以上事实，大家听了都很激愤。接着冯文彬郑重宣布：“对过去的事，既往不究，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就要请中纪委来检查处理。因为反对“四不主义”，是反对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大问题。”这一来，学员真正相信中央党校的“四不主义”是动真格的，不是“钓鱼”，不是搞“阳谋”。一时间形成了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

面。

为了完整地学好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和党的方针、政策，学校设立了哲学教研室、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党史党建教研室和语文教研室(后来又陆续增设了几个教研室)。胡耀邦一进校就狠抓教师队伍的建设，注意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和理论修养。要求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精神实质、立场、观点、方法，深入到自己血肉里去。要求他们解放思想，有理论勇气，敢于拨乱反正。他还从各省、市、自治区及大专院校调入了一批教员，充实中央党校教学骨干。胡耀邦分别到各个教研室跟教师们座谈，给他们指出讲课要着重讲什么问题，怎样讲才有吸引力。如要求哲学课一定要针对过去一段时间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讲好，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讲好。要求党史、党建课一定要实事求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个原理来分清是非，总结党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正确地阐述党的历史和党建学说，等等。

胡耀邦在担任或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期间，在每期学员开学或结业的典礼上，或传达中央重要会议精神时，对学员有多次讲话。这些讲话，阐明历史新时期党面临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勉励学员在新形势前必须努力学习，踏实工作，端正党风，体现了耀邦是反腐倡廉的坚定战士，给学员很大的教育和鼓舞。1985年7月15日，在中央党校礼堂举行的结业仪式上，对当时大家已感到的严重的党风问题，耀邦尖锐地讲了这问题，并且举例说明。他说：一次在武汉，干部们坐的吉普车掉在江里，群众见了都漠然不去救护，可见我们一些干部脱离群众到了什么程度!多么令人痛心和必须高度警惕!接着他说，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而端正党风必须从领导干部做起，“上梁不正下梁歪！”整个礼堂一千六百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报以长时间的雷鸣般的掌声。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公布不久，一些人钻改革的空子，以权谋私。一天，在中央党校来自全国各省市主管教育的书记、副书记的研讨班结业式上，胡耀邦拔冗赶来出席。他讲话就请大家掏出笔记本记录，说：现在有两股风，一股是在职的一些领导干部利用他们的权力，一股是已经离退休的老干部利用他们的关系、影响，这两股人由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子女倒卖钢材、倒卖汽车牟利，这两股风必须坚决及时刹住!这是经中央书记处讨论作出的决定，请你们回去认真传达，就说这是中央书记处的决定，不要等中央的文件了。

如所周知，后来耀邦亲自批示，对几位高干子弟严重违法大家感到棘手的问题作了处理。

为了及时了解教学效果，胡耀邦除亲自听一些课、参加一些学员的小组学习讨论会外，还多次利用晚上时间（他为了能多与学员接触，住在校内，周末才回城里关东店的家)，找学员开座谈会，了解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就及时解决。学员有意见就当面或写信告诉他。如有一次关于辩证法问题的讲课，教师没有讲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有个学员听了不满意，就写信给耀邦提意见。耀邦立即批复，认为这个学员的意见很对，并转告教研室，这样的问题应该讲，不该遗漏，每门课结束后，耀邦要求教研室作出总结，从理论高度不断探索干部教育、党校教育的规律。

除教学工作外，耀邦同志晚间不回家，邀请学员到他校内住所开座谈会，调查研究工农业生产以及各方面工作的情况和问题，征求学员对各方面工作的意见，然后报告中央，供中央参考。有位学员鉴于耀邦同志对党的工作的真诚态度，临结业离校前主动要求耀邦听取他对党的工作的意见，耀邦因为忙，便约定在这位学员离京前，去他城里的家中谈话。

这一时期，在耀邦同志言传身教的影响下，学员的学习自觉性、积极性非常高涨，每天入夜，每个学员楼总是灯火通明，差不多都要到十二点左右才熄灯休息。大家都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刻苦学习理论，苦苦思索着在“文化大革命”后，如何治理严重的创伤，如何总结经验，拨乱反正。实现四化大业和民族复兴。学校担心的不是学员学习纪律松驰．而是学员过于劳累，所以经常提醒大家要劳逸结合，注意身体健康。那时全校真正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欣欣向荣的景象，是中央党校历史上又一个春天。

中央党校学员对这些年在党校的学习是满意的，根据党校保存的记录，第一期八百多学员，经过几个月学习后反映：一、感受最深的是党校风气好，大家敢讲真心话，党校真正在努力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二、党校工作同志都有一种真诚为学员服务、向学员学习的精神，耀邦同志深入到学员中间，150多个高级班学员，他都认识并谈过话。三、对党校教学计划和安排也很满意。特别是强调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大家觉得收获很大。四、能听到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和首都许多专家学者讲课，这是在地方上很难做到的。

耀邦同志不仅大力抓好中央党校建设，而且也十分重视地方各级党校的建设。他亲自代中央起草了《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要求地市以上的党校都要恢复，有条件的县党校也要很快开办，轮训各级干部。他进校后，不断接见各省市来的党校工作人员，回答他们关心的问题。如十六字方针是否正确，对党校历史上的工作如何评价，都做了明确的回答。1979年底到1980年初。召开了全国党校工作座谈会，会议形成了纪要，指出：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中央发布《关于办好党校的决定》两年多来，各级党校相继恢复，轮训和培训了大量的干部；坚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抓住了拨乱反正的关键，在宣传、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方面，都努力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会议要求党校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中心，各项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来进行。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要坚持学习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实际上是原来的十六字方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在以后的党校教育中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耀邦同志的基本观点是各级党校要成为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培训干部的学校，中央党校可以在教学、科研业务上起指导作用，但不能由中央党校来直接领导各级党校。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党校的积极性，发挥党校的整体功能。

当然，胡耀邦的头脑是清醒的，他一再指出，我们决不能自满，我们还有很多不足，甚至缺点、错误的地方。例如，学习中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还不能给大家满意的回答，后勤管理上的某些环节还很薄弱，等等。耀邦同志严格要求，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总是寻找工作中的不足、缺点，永不自满，这种精神也常给党校工作人员和学员以教育和鼓舞，力求把党校的工作做得更好。

耀邦担任或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五年多时间里，中央党校共办了七期党的中高级干部轮训班，三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多期理论宣传干部训练班、研讨班、部门班，新疆和西藏民族班，以及与中央机关、国家机关、部队、北京市合作举办了三、四期部分走读班，学员人数共达17，838名，相当于“文革”前中央党校学员总数的2.6倍。这些学员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撒在全国各地、在改革开放中建功立业的革命种子，他们在中国历史大转折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作者：叶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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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电讯稿发出前后

徐庆全

1978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新华社电讯稿《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则电讯稿，本来是在刚结束的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报道中的一段话，在当时中央对这件事情还没有公开明确的说法的时候，这段话重大的新闻价值就凸现出来。新华社单独摘出来发电讯稿，在舆论上推动了天安门事件的彻底平反。

1998年，在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了解这条电讯稿发表过程的于光远、胡绩伟在《百年潮》(第三期)发表回忆文章，详细披露新华社社长曾涛与他们商量斟酌这条电讯稿发表的细节。

2000年11月18日，我去看望杜导正同志。杜老是新闻宣传战线上的老兵，粉碎“四人帮”后历任新华社党组成员、国内部主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他说，这则电讯稿发表时，他担任新华社国内部主任，电讯稿是他经手处理的。他也读过于、胡的文章，觉得很好，但也感觉有不足，因为于、胡的文章没有谈到新华社内商讨电讯稿的情况。

杜老的谈话使我也很兴奋。职业的敏感使我意识到，关于这条电讯稿的发出，还有深入挖掘的历史内容，当时，我就把杜老的话记录下来，并请求他给我提供采访线索。杜老说：

当时，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是有识之士的共识，是顺乎民心的大事。新华社的同志尤其是曾涛、穆青同志，在这点上是有胆识的。我赞成研究党史的同志把事实搞清楚。你可以再去找一下穆青、李普同志。必要的话，还可以找一下冯健同志，了解一下情况。

杜老边说边顺手在纸上写下了穆青、李普、冯健等人的名字。

此后，我翻看了有关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资料，开始对这一电讯稿发表的来龙去脉进行采访。采访主要是围绕着两方面：一是追溯一下源头——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报道中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那段话，是怎样出来的；一是新华社的这条电讯稿是怎样发出来的。

12月18日，采访穆青、冯健、李普同志；12月20日，采访周鸿书同志；2001年2月21日，采访林乎加同志；3月9日，采访叶林、张鹏同志。

一、引起震动的《人民日报》读者来信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76年4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决议》中所说的两个“错误”，是有悖于民心的。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有“两个凡是”的禁锢，对天安门事件的错误定性一直成为不能触动的禁区。于是，邓小平的复出被拖延了很长时间；广大人民的要求也被中央漠视了两年之久。

在此期间，人们以各种方式，在不同场合，表达要求中央对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强烈愿望。同时，人们希望北京市委在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能率先对这一事件进行平反。但是，有“两个凡是”的禁令在，北京市委似乎也无能为力。

1977年8月，《人民日报》刊登了署名“杨西岩”的来信，对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提出了批评。由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定性，是通过吴德之口直布的，所以，杨西岩认为，天安门事件至今没有得到平反，是北京市委主要是吴德在“捂盖子”。这封信的发表，在中央引起了震动，也引起了华国锋的不满。在一次会议上，华国锋特意谈到对《人民日报》发表这封信的意见：

《人民日报》前天发表了一个读音来信，说“捂盖子问题”。几个报都转载了，香港也转载了，而且加了标题：“谁捂北京市委的盖子？”这封信发表是谁决定的？政治局主席、副主席都不知道。报纸发表群众来信，支持群众是对的，但点政治局委员的名，为什么不请示？还有陕西的问题，我批的，但发表为什么不请示？北

京市委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并委派先念、东兴、耀邦同志去解决。吴德同志对“四人帮”斗争是坚决的。9月30日利用看电影和吴德同志谈，还有先念同志在座，要把“四人帮”抓起来。江青说我送材料也成了一条罪状，就是针对吴德同志说的。“四人帮”在北京三个亲信，迟群、谢静宜、金祖敏，是通过昊德去抓的。北京和天津不一样，吴德同志是有错误的，天安门事件、洪广思、理论讨论会。《人民日报》不是个人报纸，是代表党中央的，要慎重。《人民日报》是不大慎重，除陕西问题外，还有些报道不太慎重。过去“四人帮”掌握报纸乱点名，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人们很反感。现在我们掌握了宣传大权，不能和党中央唱反调。这样一点名，北京很紧张，连夜开会，要检查，请示中央，政治局就要开会了。北京问题不是不准登，但要请示报告。(先念：香港《明报》专门转载《人民日报》的东西，有一个版。)《人民日报》谈一谈，总结一下。对吴德要一分为二。把情况性质弄清楚。各省都有各省的问题。好的要支持，大家见个面，不要一下子捅到社会上去。有些人点一点可以，但点名要慎重。天津问题如何见报，中央有考虑的，《人民日报》也有个提法，不一致，天津市委也搞得很紧张。有的省提帮派体系要慎重。情况不同。四川帮派体系只集中点了30人。要发展大好形势，大好形势来之不易。外国借钱给我们，因为我们安定团结。（先念：安定团结，进口设备，要有个安定团结的局面。)?从华国锋的讲话来看，所谓北京市委“捂盖子”——对天安门事件的平反——的问题，实际上根子在中央，在以“两个凡是”为治国方略的华国锋。但是，杨西岩的信虽然使《人民日报》招致了批评，但毕竟揭开了北京市委的“盖子”：稍后，吴德向中央提出辞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中央调林乎加任市委第一书记；在新的市委书记没有到任之前，由第三书记贾庭三同志主持北京市委具体工作。

二、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那段话的由来

“文化大革命”前，林乎加在国家计委——那个通常称之为“小计委”的计委——工作过。粉碎“四人帮”后，林老先任上海市委书记，后又任天津市委书记。在天津市委任上不到4个月，用林老的话说，“屁股还没有坐稳”，1978年10月初，就被中央召到北京，主持北京市委的工作。

这时，北京市委正在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主持会议的是第三书记贾庭三。贾庭三是从贵州调来的，也在小计委工作过，与林乎加很熟悉。

在贾庭三作了介绍后，林乎加只讲了几句话，会议继续进行。林乎加只做一些了解情况的工作：

在这次会议上，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又提出来了。据我的了解，在吴德同志主持工作时，毛联珏就起草过一个文件，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毛说，工厂闹起来了，找主持工业口的叶林。叶林主张支持工人的意见，在工厂宣布了平反的意见，工业口情绪稳定下来了。我是在这次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期间看到工业口宣布平反的这个稿子的，我认为这么做是对的，在会上我也讲了表示支持的话。至于这个稿子吴德是否报告中央，我不太清楚。不过，这么大的事，吴德不会不向中央报告的。

林乎加的回忆给我提供了一条线索：在这次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之前，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是在工业口进行的，也可以说是小范围内进行的。当年北京市主管工业口的叶林和张鹏对情况很了解。

“天安门事件，早他妈该平反了!”一接触到这一问题，精神矍铄的张鹏脱口而出的这句话，虽然不是很文雅，但的确表示了老人当年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令我莞尔一笑的同时，也体谅到当年在这个事情上老人所有的怒气。叶林回忆说：

你给我出了一个很大的大题目。为什么说是大题目呢？因为我直接办的事情，是办了一个很小的事情。我和张鹏同志是老同事、老搭档，处理这件事的时候，我当时是北京市经委主任，张鹏同志是副主任。我们是1977年8月下旬工作，我们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工交战线的职工、国防口的军工厂，他们反映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求平反1976年“四五”天安门广场事件，他们受到迫害。工厂的领导和职工的要求很强烈。我和张鹏同志商议，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影响广大职工政治上和工作上的一个大问题，必须尽快解决。我们商谈之后，准备在工交口进行平反。当然当时我们是作不了这个主，所以我就向吴德同志报告一下，说广大职工有这个迫切的要求，希望为天安门事件他们受到的迫害进行平反。

吴德同志口头上说：可以啊，你们可以这么办。

后来和张鹏同志商议，口说无凭，我们怎么去解决？当时我们也没有想到请市委出面。我们俩商议，应该写一个东西，请吴德同志在市委的常委会上能够得到同意。这样，我们俩人商议之后呢，张鹏同志执笔，写了一个东西。我记得那还是个晚上，我们俩在屋里写了。大概内容是这样写的：1976年春天(是不是讲“四五”，我就记不得了)，广大职工在天安门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活动，被“四人帮”诬蔑为反革命行动，并受到了政治上的迫害(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很多人被戴上帽子啦，受到处分啦)。市委认为，广大职工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行动是革命行动，决定为广大职工在政治上进行平反。

大意就是这个样子。我记得当时我们写了这么张很短的纸条，然后当天晚上开常委会，我就拿着纸条到常委会上和吴德讲：你同意了，我们写了一个书面的意见，我是不是念一下？

吴德说：好，常委都在这儿，你念一下。

这样我就把我们起草的这个东西念了一遍。吴德同志当时表示：可以吧，当时市委常委还有一个同志讲：可以。我记不清楚是谁了。其中有一个大概是李立功同志，因为他坐得靠我比较近，其他人我就记不得了。我来(工作)的很晚，常委的许多同志我都不认识。

张鹏补充说：我和叶林同志在1977年8月前后先后调回市委机关。原来我是老市委的，叶林同志过去是经委的。当时国防工办、经委、工业系统由叶林同志主管，对于天安门事件，工厂职工对天安门事件有很多意见，有些同志还因此受到迫害，要求对这个问题有个说法。后来，叶林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是不是给大家有个说法。

大概是1977年的冬天或者是1978年初的一个晚上，就在咱们谈话的市委大楼，市委召开常委会，叶林同志参加了。那天晚上我没走，就是想听听常委会对这个问题到底有个什么说法。在开会途中叶林同志出来了，对我说：咱们是不是拟几句话，在市委常委会上讲一下。他们认可了，咱们好办事，有个凭证。那几句话的内容就如叶林同志所说。

就在叶林、张鹏两人的提议得到市委的同意之后一两天，受市委委托，叶林主持召开了一个各工业局大会，张鹏也参加了。叶林说：

大会在西直门的首都体育馆开的。一两万人，工业局各单位，而且事先在草图上按照首体座位，分开确定哪个局坐在什么位子。开会的时候，我就宣布了市委的决定，为大家平反，大家反映非常热烈。

张鹏说：首体开完大会后，市委给一些长辛店受迫害的同志进行平反，还把长辛店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迫害老工人致死的几个造反派逮捕了。我想，当时的这个事情，并不是作为市委怎么给整个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而是给受到迫害的工交口职工平反的问题，不是整个的。

采访林乎加时，他提到的给工业口平反是毛联珏起草的“一个文件”的说法，在叶林和张鹏这里我们没有得到证实。考虑到毛联珏当时是主管北京市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想来叶林和张鹏起草的“几句话”，在宣布之前，是应当得到毛联珏的同意的。

1978年10月到11月，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主要的议题是：加快清查步伐，进行工作重点的转移。在此期间，新上任的市委书记林乎加还在了解情况，会议大致还是在贾庭三的主持下进行。会议期间，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又一次提出来了。参加这次会议的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周鸿书对此印象很深：

会议期间，天安门事件议论最多，很多清查单位都遇到这个问题。我听说工业系统内部有个传达。那时，我和与会者一起，住在宣武饭店，晚上不回家。关于天安门事件，晚上大家在一起议论的比较多。大家说，对天安门事件要有个新说法。那时，与会者还不敢说到要平反。我根据与会者的议论，还写过一个内参。但是市委也没表态。

北京市委对天安门事件的表态，是在会议作总结报告的时候，而且方式也有些特别。

周鸿书回忆说：在为会议作总结的会上，贾庭三讲话，每个代表都发了一份铅印的报告稿。讲到后来，贾庭三离开讲稿，从旁边拿出一张小纸条，念了一段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问题。

贾庭三念的小纸条的内容，大致就是后来《北京日报》发表的会议报道稿中的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说法：

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这段话，虽然并没有出现“天安门事件”五个字，但三个“完全”的连续运用，实质上是否定1976年4月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行动是反革命事件的。不提“天安门事件”五个字，是因为有顾虑。于光远分析说：

只是那时还不敢在中央未作出决定前明白地反对1977年华国锋讲话中的提法，而是顺着华讲话中说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那句话的方向，把广大群众的行动确定为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因此，说它实质上是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是恰当的。而估量北京市委这么做是经过华同意的，也可以说华那时已实质上同意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改变了1977年3月时的立场。?于老认为北京市委这样做是请示过中央的，林乎加的回忆，证实了于老的“估量”：

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报告稿、报道稿，都上报过中央。大约11月12日，我和贾庭三同志给华国锋及几位副主席写了报告，说，天安门事件在吴德同志主持工作时，就已经准备平反，现在会上又提到这个要求，我们是支持的，并附上了我们的报告稿和报道稿。中央批准了。

11月15日，《北京日报》刊登了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报道，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那段话，也在这个有4000字左右的报道里面。新华社敏感的人们，立即发现了其重要的新闻价值。

三、新华社电讯稿的发出

最先注意到北京市委态度的，是参加这次会议的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周鸿书。他回忆说：

我听了贾庭三念的小纸条的内容后，觉得这实际上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感到很重大。一散会，我就跑到总社去找国内部副主任冯健。冯健不在，我就找国内部主任杜导正。我把这个情况给老杜谈了，说能不能单独发表这一段。老杜看了稿子后，非常支持我的提议。他表示，争取一下试试。

回到分社，我在起草会议的新华社通稿时，有一个考虑。虽然老杜支持单发，但还要经过北京市委同意才行，如果北京市委不同意单发，我担心关于这一段就发不出来了。所以，我在写稿子时，就把这一段放在稿子里，而没有单独写一条。但是，在送审稿时，我要争取北京市委同意单发，因为老杜也表示了这样的意见。14日晚，我在将稿子送给毛联珏审查时写了这样一段话，大意是：送上此稿，请您审定。此稿总社有关领导看过。关于天安门事件那一段，建议拿出来单发，要否？请您审定。

夜里1l点钟左右，毛联珏来电话说：老周，你的稿子我看过了。如果就照这样来发，我这里通过了。关于天安门事件那一段单发，我定不了，这得请示林乎加同志。他沉了一下又说：恐怕林乎加同志也定不了。

既然这样，我也不好说什么，给总社打电话通知照大稿子发后，我又给老杜打电话，说明了毛联珏的态度。老杜沉吟了一会儿说：那就算了吧。

第二天早晨，我听新闻联播，没有我写的消息；翻阅报纸，也没有。我感到奇怪，总社为什么没有发消息？

周鸿书的奇怪很正常，因为按照惯例，北京市委开会的消息，新华社应该在当晚就发出电讯稿。这一次新华社没有这样做，是因为对于如何报道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还没有拿定主意。杜导正回忆说：

看了周鸿书的稿子后，觉得报道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内容非常重要，但淹没在长长的报道里，不突出。我认为这是应该重点突出的内容。所以，我就和国内部的几位副主任于明、冯健等同志商量，能否就这一段发一个电讯稿。因为事关重大，国内部总编室将稿子送给穆青、李普同志审定。穆青、李普同志表示支持。穆青同志告诉我，他和曾涛同志商量后再做决定。当晚，他和曾涛同志商量过，得到了曾涛同志的同意。

因为要商量，所以新华社的电讯稿也就没有在当天发出。当晚，穆青与在京西宾馆开会的曾涛通了电话，两人取得一致意见。穆青回忆说：

北京分社周鸿书同志参加了市委的会，当晚他拿来了一个稿子，大约有三千字，里边提到了天安门事件。国内部的同志觉得应该突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搞成一个短新闻。当年我是副社长兼总编辑，主管国内部的。他们向我请示，我把这东西看了以后，非常赞成他们的想法。我说，你们摘，现在就摘出个两三百字的短新闻，其余的通通不要。我当时想，这是个大事，这样做有点风险。但是，这是全国人民都非常关心的事情，我们从政治上来考虑应该这么做。方案就这么定下来了。

本来，我是主持工作的，稿子我定了也就可以发了。但是，涉及到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么个大事，为了慎重起见，我必须与一把手曾涛同志商量。当时曾涛同志正在京西宾馆开中央工作会议，我把这个意见电话告诉了他，并说，你现在正好在会上，可以征求其他同志的意见，听听可不可以这么做。

第二天，由杜导正主持，国内部开会商量发电讯稿的事情。周鸿书回忆说：

我接到了总社的电话，我记得是庄重打来的。他说，要我立刻回总社，要研究发表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消息。他告诉我，昨天夜里，曾涛从京西宾馆打来电话，说北京市委扩大会议的消息，要突出天安门事件。我立刻赶到总社，到杜导正办公室。杜导正、李峰、舒人、庄重等人都在。大家立刻开始讨论如何落实曾涛意见的问题。讨论来讨论去，觉得有两个方案，一个是按照我原来写的稿子发，但在导语里突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一个是单发，但大家都有顾虑，担心通不过审查。

到后来，我说：我讲个馊主意，看行不行。今天的《北京日报》已经登了会议的报道，里面有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那一段。我们是否可以从报纸里把这一段抽出来单发。

大家认为，我这个主意还不错，既单发还不用送审，两全其美。

庄重插了一句：这个主意好是好，可是觉得心里不是滋味。

我说：要讲滋味，心里最不是滋味的是我。我们争取单发，人家市委不同意，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老杜最后拍板说：做两个方案，一个是摘出来单发，一个是放在导语里，但要把老周的稿子调整一下，最后送给穆青来定。

讨论结束后，庄重对我说：你比较熟悉情况，你写单发的稿子，我调整原稿。我就在政治组找了个地方，把单发的稿子写完了。

穆青拿到稿子后，就通知国内部做好发稿的准备。当时任国内部副主任的冯健回忆说：

把周鸿书找来写这个稿子，写完了后就直接送到我那儿去了。值班的是舒人，他已经去世了，是个非常有经验的。他看完后，就交给我了。因为这个事情是个非常大的事情，既然决定要发，就要早发。

新华社现在发稿与当时不一样。当时叫“模写”。由模写员用正楷字在纸条上“模写”出稿子，再送往模写机，再发往全国。稿子事先模写出后，一旦要发，马上就可以发出去。这样，为了争取时间，我在稿子上写了这样的意见：请先模写，等通知再发。

标题是曾涛、穆青他们反复斟酌的，老杜也参与了。如冯健所说，在模写的同时，关于这则电讯稿的标题，穆青与曾涛、杜导正却还在商量着。穆青回忆说：

标题是再三斟酌的。国内部曾经定过一个长标题，这个标题是确切的，但不醒目。经过大家几经反复，最后确定了这个标题。这个标题一加上后，把这件事情的政治意义完全突出出来了，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标题。

但是，当时中央和北京市委都没有说“平反”两个字。《北京日报》只提“完全是革命的行动”。所以，用这个标题是有一定风险的。我们定下来后，把稿子送给了曾涛。此后，我和曾涛同志通过十几次电话，一直折腾到晚上，最后把题目定下来。曾涛同志也给我说过，他和杨西光、胡绩伟、于光远等同志商量过。

穆青回忆中提到的曾涛与杨西光等人商量的情况，于光远是这样记叙的：

1978年11月我在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曾涛、胡绩伟、杨西光也都是会议的参加者。15日中午，我回到房间准备睡午觉，接到胡绩伟的电话，说“有要事相商”，要我立刻上楼到杨西光的房间去。进去后见到胡、杨和曾涛，他们告诉我，看到当天《北京日报》上发表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闭幕的消息后，他们想把其中有关天安门事件那一段摘出来，单独发一条新闻，并已和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通了电话，林表示同意。他们现在已把新闻稿拟好，事关重要，希望听听我的意见。

我先看了他们拟的新闻稿，然后把桌上放的那张《北京日报》看了一下，特别仔细地看了其中他们划了道道的有关天安门事件的那几行。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新闻稿的标题和北京市委会议上的那几句话不完全对得上号。标题上写的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而市委会议的报道中根本没有“天安门事件”五个字。但我转念一想：市委会议关于天安门事件那段话，与我记得很清楚的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话相比，有很大的进步，甚至可以说翻了过来。市委的那几句话虽然没有写明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如何如何，实际上是为事件平了反。只是因为中央没有表态，不敢明白地写出来。现在新华社发出一条新闻，加上他们拟的那个标题，把市委几句话的实质点破，也许可以促使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我反思了一下，我这个人一向有书呆子的脾气，可是这一次我不想拘泥于市委会议报道中没有“天安门事件”的字样，决定对他们的做法投一张赞成票。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在此期间，曾涛还征求过林乎加的意见。林乎加回忆说：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曾涛对我说：我们新华社想把天安门事件单独发电讯，行不行？我回答说：我们的讲话是经中央批准的，你们怎么发，是不是要请示，是你们的事情嘛，我可没有权力干涉。

与此同时，曾涛与穆青之间，也为是否请示中央这个问题，电话来往不断。穆青回忆说：

这中间，我们还商量要不要向中央请示。我们俩商量是，不能请示，一请示就完了，就等于给否了。曾涛同志给我透了个底，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和很多同志都提出来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么多老同志，这么高的呼声，看来这么做没有错。只要我们胆子大一点，完全可以这么做。所以我们才最后下了决心。如果没有会议上的信息传出来，我也不敢下这个决心。所以，这个事情是当时中央工作会议和新华社的编辑部来回协商，最后下决心共同负责。

到晚上7点临发稿了，曾涛同志又打电话给我，说：怎么样，穆青？下决心就这么发好不好。我说：好啊，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么发。

曾涛像是开玩笑地跟我说：如果这篇稿子出了问题要坐牢，你可得陪我一块去。我说：行，我跟你一块去。

那天，我整整担心了一晚上。但是，第二天也没有什么事，而且反映是一片欢呼。华国锋给《天安门诗抄》题写的书名发表出来后，我们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穆青所不知道的是，虽然中央对此事没有提出什么指责，但还是要求林乎加将情况了解一下。林乎加回忆说：

新华社的电讯稿出来后，华国锋同志给我打电话，要我了解一下新华社发电讯的情况，以及电讯稿发表后的反应。我对华国锋同志说，最好中央有个态度。然后，按照华国锋同志的要求，我把曾涛、胡绩伟、杨西光等同志找到我的住处，碰了一下情况。

林乎加对华国锋说，希望中央对此事表明态度。这个“碰情况”的小会后，人们在等待着。林乎加首先知道了中央的反应：

后来，华国锋、邓小平找我、贾庭三和团中央的胡启立汇报情况。我概括地汇报了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的情况。小平同志的讲话很好。我还是强调说，中央对这个事情要有个态度。

这是中央对这条电讯稿的首次表态。

18日，华国锋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天安门诗抄》题词，再一次表明了支持态度。1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用大字标题刊登了新华社的电讯：《华主席为〈天安门诗抄〉题写书名》。

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中，讲了八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他说：

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中央就着手解决在天安门事件和这一类事件中革命群众被迫害的问题。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这方面的问题大都陆续得到解决。但是，问题解决得还不彻底，还没有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今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华国锋讲话中说到的11月14日的情况，是指对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报告的批准，当然也是对在这个基础上发出的新华社电讯稿的支持了。至此，天安门事件获得彻底平反。

《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作者：叶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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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李立三冤死之后

李英男

一、中苏关系破裂，“国际家庭”被怀疑里通外国

我的父亲李立三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经多方交涉于1946年1月终于从苏联回国，满腔热情地投入工作。母亲李莎也于同年10月来华定居，全家团聚，过了十几年相对平静的生活。母亲来华后一直从事俄语教学，努力工作，热心为中国献力。她的作风、她的品质，党中央很多人都了解。1949年毛泽东在香山会见她时，还握手称她为“好同志”。母亲长时间保留苏联国籍，当时也没有人提出异议。但是，50年代末，中苏两党从友好到对立，又从对立到破裂，不仅彻底改变了国际局势，也严重影响了许多人的命运。我们这样的“国际家庭”自然首当其冲。

中苏关系的转变很快反映在党内，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被指控为“里通外国”。康生见风而动，继续寻找目标，首先抓住的把柄，就是苏籍学者郭绍唐访华问题。郭绍唐原是我党早期党员，1925年赴苏学习，后在共产国际机关工作。苏联肃反扩大化期间，他受冤入狱，流放西伯利亚，18年后才得以平反回莫斯科，在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担任研究员。1957年秋，他应周恩来的邀请，偕同苏联夫人及女儿回国访问。刘少奇、周恩来都会见了他，很多人轮流设宴欢迎。父亲也在家里招待，邀请杨尚昆、李维汉等一些老同志参加。未料，这次畅谈往事、抒发旧情的老友聚会给在座的所有人都带来了灭顶之灾!

在庐山，康生借批判彭德怀的声势，把1957年和郭绍唐有过接触的中央委员特意召集起来，郑重宣布：郭绍唐是苏修特务，当年来华是有任务的，要求大家注意，断绝同郭的来往。康生还到处吹风说，李立三的老婆是苏联籍，李立三很可能有里通外国的嫌疑。据可靠的同志讲，他这种阴风当时直接吹到毛泽东的耳边。父亲周围的环境骤然发生变化，许多人对他避而不见，无故冷淡起来，家里也变得格外冷清。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兆头，不幸的事紧随其后。有人乘机给中央写诬告信说，李莎与苏联大使馆保持紧密联系，且有“修正主义言论”，值得怀疑。1962年，中央成立一个调查组来审查这个问题。审查是“背靠背”进行的，没有惊动母亲。由康生出面向父亲“了解情况”。父亲坚持实事求是，对诬告信中的捏造一一做了澄清，说明母亲一贯拥护我党立场、反对修正主义，偶尔去苏联使馆只是为了办理护照延期等合法手续，绝没有任何不正当联系。

1962年10月14日，父亲给周恩来写了一封长达四千字的信，就李莎问题向中央提出申诉。信中他坚决为母亲作证说：“她同我结婚26年了，在政治上始终和我一致，没有过任何不好的表现。到中国来也已经16年了，耳濡目染，政治思想有不少进步，逐步认识我们党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伟大，对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事业是非常热爱的。”父亲还引用毛泽东在1962年1月中央扩大会议上的一句话：“要坚决相信苏联国家是好的国家，苏联人民是好的人民”，强调提出：“不要把修正主义与苏联人民混为一谈”。周恩来很关心父亲的问题，也很了解他的为人和坎坷经历。他亲自找父亲谈话，建议如果不愿和母亲离婚，就一定要让她转入中国籍。父亲欣然接受，并动员母亲写出申请，1964年经周恩来批准，母亲正式成为中国公民。中央调查组也没有发现她“和苏修有联系”的任何证据。“李莎问题”暂告一段落，但康生一伙不肯就此罢休。

二、受尽残酷迫害，父亲含冤谢世

1966年春夏之交，“文革”爆发了。

当时父亲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但早已有名无实，几年来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基层搞“四清”。1966年6月初，华北局书记处在北京开会，父亲从天津赶回参加，被挡在门外。他向华北局第一书记提出质问，遭到冷遇。从此，父亲实际上被停职反省了。

1966年8月，华北局院内开始张贴大字报，一些人勒令父亲“向群众做检查”。开始，他认真对待，认为共产党的干部应该“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借群众运动之火烧掉自身的错误缺点。他主动去华北局阅读大字报，仔细研究群众意见，写出了一篇长长的自我检查，对自己在华北局的工作做了一番深入的回顾，反省各种缺点错误，并挖出自己的“阶级出身”、“小资产阶级思想”等根源。他在华北局全体干部大会上念了这篇检查，但是被“文革”煽动起来的人们继续吵吵嚷嚷说：李立三“不老实”，“避重就轻”等等。“造反派”上纲上线，争相提出骇人听闻的指控。父亲受到极大的震动，他希望过关、重新得到群众的拥护和认可，但绝不做违心的事，不能用大字报和批判会上的“革命语言”来进行自责，更不能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在批判会上，群众喊“毛主席万岁”的时候，低头站在台上的父亲也跟着举手高呼，喊“打倒三反分子李立三”的时候，他则紧闭嘴唇，任凭拳打脚踢，也决不开口。特别是，当有人捕风捉影、提出什么“里通外国”的问题，父亲总是要大声反驳：“我绝不是里通外国分子!”

向他查问其他同志的历史情况时，他十分注意措辞，决不作伪证，以免被红卫兵利用做打击别人的把柄。1967年1月，“揪叛徒全国造反联络站”要他“揭发批判刘少奇的罪行”，父亲从客观事实出发，详细介绍了他在历史上有三个阶段和刘少奇一起工作的情况，指出在安源时期刘少奇是“按照毛主席的精神，领导那里的工人”，并最后强调说：“这三个阶段没有看出刘少奇有什么大问题。”

为了让党中央了解下面的动向、了解干部的处境，父亲多次给周恩来写信反映被批斗、抄家等情况。他在信中写到：“总理!现在说我‘里通外国’是批判和斗争我的最重要的罪名..我首先要严肃声明，我过去犯过立三路线的错误，使党受到很大的损失，以后又犯过各式各样的错误。但我绝对不是什么叛徒汉奸、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等等。这完全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地加给我的罪名，是对我的诬蔑!”父亲一再要求中央组织一个专案组审查他的问题，作出公正的结论。他向中央表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我是完全相信这两条原理，一点也没有怀疑的，因此，我也就相信，我的各种问题，特别是所谓‘里通外国’问题，一定会弄得清楚，水落石出。”

起初，华北局的造反派因知道父亲早就不是真正的“当权派”，没有把他当作运动的重点。但是，随着1967年春“文革”动乱进一步升级，对父亲的批斗也从“小范围交代”到机关全体会议、从华北局内部批斗到联合社会上的红卫兵，声势越来越大了。父亲在高台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还被迫低头弯腰、挂牌子、“坐喷气式”。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肉体上的折磨，精神未垮，身体先衰，有几次几乎晕倒在台上，被人拖着送回家来。此后，他两腿发软，不能站立，只得长期卧床。北京医院的医生给他开了休息和暂停会客的证明，可哪能挡得住造反派的“革命干劲”呢!他们仍不断地来家纠缠，甚至不惜采取哄骗的办法，把他弄到外面进行批斗。面对这种情形，父亲几次给中央写信，要求给他安排一个地方休息几天。

5月中旬的一天深夜，天津来的一小队造反派翻墙闯进家里，非要把父亲拉到天津批斗。父亲断然拒绝说：“我坚决不去!你们要是硬拉我走，我会死在路上，你们要负责任的。”母亲也竭力抗争，为父亲挡驾。恰在这时，有几个威严的军人闻讯赶来给父亲解围，让他回卧室休息，使父母松了一口气。军人耐心地给造反派讲政策、打发他们离开后，第二天又到家里，详细询问了父亲被批斗的情况及身体状况。父亲十分激动，高兴地对我说：“这肯定是周总理收到我的信，派人来了!”他日夜盼望着解放军再次来临。

但是，时至1967年夏初，周恩来的处境已十分险恶，保护老干部的余地不断缩小，“中央文革”的活动越来越猖獗了。5月23日，戚本禹以“中央文革”的名义接见华北局群众组织代表，公开点了李立三的名。他别有用心地煽动说，华北局的群众运动不应把矛头指向李雪峰，真正的重点应当是李立三，“李立三是真老虎，不是死老虎。”“李立三的问题很大，就好比这一暖瓶的水，你们掌握的仅仅是一点。”“李立三是里通外国分子，他老婆是苏修特务。”

中央文革这一轰动性的表态一下子扭转了华北局的“文革”方向和群众的情绪，形形色色的“批李战斗团”应运而生。6月5日，北京各大专院校及外地造反派共56个组织又联合成立“批斗李立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联络站”，直接和中央文革挂钩，搜集材料，定期汇报。按照中央文革的旨意，李立三的问题就这样升级为“反革命集团”，在联络站成立公告上宣称：李立三“勾结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牛鬼蛇神，进行一系列里通外国的反革命罪恶勾当，为刘少奇的篡党篡政篡军活动老实效劳。”

紧接着，联络站的红卫兵强行驻进我家，割断父亲与外界的联系，并以“学习毛泽东思想”为名，天天对他进行长时间的审问。华北局连日举行批斗会，母亲也一起拉去挂牌陪斗。身体本已十分虚弱的父亲，此时在家里也得不到安宁，失眠、头昏、不能进食等使他体重剧减，枯瘦如柴。6月19日，有一群造反派(其中有天津市公安局的干部)破门而入，把父亲从家里拉走，非法监禁在三里河一所私人住宅里。他们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声称要把李立三“保护起来”写材料，并有组织地到各地游斗。他们的牌子如此之大，据说连华北局机关也要经过一番交涉，才能把父亲临时接出去审问、批斗。

6月21日，华北局又召开一次批斗会，母亲被迫站在台上。两天来，她一直不知父亲的去向，万分焦虑，未想到在会上能见到他。父亲面色苍白、消瘦不堪，步履十分艰难。两人站在一起，却不能讲话。散会后，母亲快步向前，拉住他的手，扶他出门。父亲说口渴，母亲连忙找到水壶，把一杯开水送到他嘴边。老夫妻面面相对，百感交集，但只能用目光相互勉励和安慰。他们被押上汽车后，母亲心里产生了一丝希望：莫非会让他们一起回家了？但是，汽车开到府右街嘎的停下，坐在前排的人向母亲喊了一声：“出来!”母亲试图抗议，却硬被拽出去。父亲伸出手来和她告别，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你多保重!”车门被猛然关掉，母亲站在路旁，深沉地望着快速驶走的汽车，心中充满了无限痛苦..这就是她和父亲的最后一次会面。

1967年6月22日，父亲在造反派私设的牢房里含冤谢世。据说，他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死在送往北京医院的路上..母亲和我们当时不知道他去世，更不知道他死前的情形。多年后，我们才看到他用颤抖的手写下的遗书： “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现在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去辩解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我还有写给你的信，放在家里床单下。没有写完。请派人找出送你审阅。

致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李立三”

这封措辞自相矛盾的遗书，字里行间流露着一个共产党员受到摧残时的痛苦和即使濒临死亡也要卫护自我清白的决心。但是，这封信同时又引发许多疑问：大量的安眠药是从哪里来的？监护人员中有经验丰富的公安干部日夜看守，为什么没有防备和制止他自杀？看见他吞服安眠药，为什么没有及时送医院抢救？李立三死得如此突然，如此神秘，当时就引发满城风雨。1970年，周恩来专门指示华北局军管小组进行调查，切实查明死因，材料报送中央，但是调查结果不得而知。

父亲被关进私设牢房时，华北局机关就流传着这种说法：李立三是“活的档案”，必须把他“保护起来”。究竟有什么人想“保护”这个“档案”呢？父亲在遗书中提到的那封未写完的信或许能给我们一些提示。信中，他向毛泽东揭发了中央文革对他的诬陷，愤然写到：“如果没有中央文革批准，怎能成立这么大的联络站，如果中央文革中真有人看了这个公告而批准了的话，这真是抹煞历史，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给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加以莫须有的滔天罪行，这真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父亲还提到他在苏联期间曾向康生揭发过王明篡党阴谋等党内鲜为人知的情况。因造反派的闯入，他被迫停笔。他被带走后，造反派马上进行搜查，使这封信落到“联络站”手中，随即肯定要送到中央文革。孰不知康生对自己在苏联的表现讳莫如深，和王明的关系更是他历史上的一个大污点，看到李立三这封信后，他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

事实证明，父亲离世后，康生仍未放弃对他的诬陷和迫害。1968年，康生向中央递上所谓“叛徒、特务”名单时，李立三被列为“苏修特务”。父亲的遗体被秘密火化，火葬登记表上填写的是：“自杀者李明”，并以无人认领为借口，把骨灰深埋于北京东郊，至今无法找出。三、在逆境中顽强抗争，母亲坚信会获释出狱

父亲离世的当天下午，母亲就被看管起来，不久被扭送到公安部，关进秦城监狱单人牢房。第二天，我和读高中的妹妹李雅兰也以“谈话”为名，被骗到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软禁起来，同年10月被正式逮捕转入秦城监狱。整个审讯过程由1967年6月下旬专门成立的中央专案组负责，由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亲自过问。据母亲回忆，她的逮捕证就是谢富治签署的，在1968年审讯高潮期间，谢还亲临现场督阵，表明了中央文革对此案的重视。

专案组认定李立三是国内“苏修特务头子”，通过李莎和国外联络，国内外组织了庞大的“特务集团”，“一直搞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勾当。”这个假案随意定调后，从中央到地方有几十名老干部、老党员被打成“李立三特务集团成员”，遭到逮捕迫害。如：社科院苏联研究所副所长赵洵、北大副校长黄一然、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林利、北京外语学院院长张锡俦、著名导演孙维世、著名翻译欧阳菲等等。可以说，凡是和我家有过来往的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和株连。专案组重点审查李立三和中央各级领导的关系，不断扩大打击范围，力图把“李立三特务集团”和“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捏到一起，借此向杨尚昆、李维汉、伍修权等同志提出了无端指控。

其实，专案组手里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实际材料。他们翻来覆去要求母亲交代的就是和郭绍唐的关系以及她去苏联使馆和几次回苏探亲的情况。母亲说明她和李立三同郭绍唐只是一般朋友关系，回国探亲每次都是经过中央批准，去苏联使馆也只为了办理一些手续，绝没有任何非法活动。专案组得不到口实，就不断施加压力，轮番审讯。母亲在审讯室被连夜提审，不许坐下，回牢房时已经天亮，起床铃一打响就不能上床了。吃饭时，送来的窝头粗饭不够填肚，恐怕是想用失眠和饥饿来摧残她的精神和毅力。但她不顾一切，一直支撑着，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意志。她坚持不撒谎、不说违心的话，不承认莫须有的罪名，更不去诬赖他人。无论是口供、笔供，字字句句都要仔细斟酌、再三考虑，以免失真。母亲以实际行动抵制了专案组“逼供信”的圈套，她在狱中写出几十万字的材料，反映的都是客观事实，至今能站得住脚。“文革”结束后，中央为母亲平反时，赞扬了她坚持真理的精神，并指出她所写的材料为平反许多人的冤假错案提供了依据。

事后，我问过母亲：在当时环境下是什么力量支持了她？母亲的回答很朴实。她说：“是我的信念。我没有做过坏事。我一直相信，我的问题早晚会弄清楚的，我一定会获释出狱”。

1969年“九大”以后，开始落实“可教育子女”政策，我和妹妹被解除监禁，下放农场，1971年陆续回北京。母亲继续被关在秦城，我们根本得不到她的消息。1975年5月才被批准去看望。探监之前，专案组宣布了几条纪律：不许把爸爸去世的消息告诉她，不许说亲友中谁受牵连，也不要抱头大哭等等。公安部的吉普车把我们送回熟悉的地方，我的心情既激动又不安：我终于要看到妈妈了!她的身体不知怎样？人是不是衰老了？我虽然有些心理准备，但没有想到妈妈的变化会如此之大：原来还是健康活泼、充满生气的她如今变成一个动作迟钝、表情麻木的老太太。刚过60，她的头发已经全白，而且脱落得厉害，上下穿的是一身黑色衣裤，从远处看，真分不清是男是女。妈妈开口就问：“你们见到爸爸没有？我想他也在这里。下次你们来看他，不要忘记给他带一条好烟。他从来都是抽烟比吃饭还要紧。”我一听，巴不得告诉妈妈，爸爸早已不在人间了，但我不敢，也不愿增加妈妈在狱中的思想负担。我什么也没有讲，只是鼓励她说，以后我们要争取每个月都来看她，让她多多注意身体。

未料，几天之后，妈妈就被直接押送到山西运城，安置在当地棉科所的大院里。她最惦念的还是爸爸，到了运城就马上问专案人员：“立三在哪里？能不能把他也安排到这里来，我好照顾他。”专案人员支支吾吾，不敢直言以对。母亲又问，她的问题有没有结论，他们还是闪烁其辞，只说“到一定时候”会向她宣布的。我们后来才知道，当时中央三办专案组已经作出“结论”，把李立三、李莎都定为“苏修特务”，并且把被迫害致死的父亲“清除出党”。这种言无实据的所谓“结论”，根本无法拿出来和本人见面，居然成为专案组的“秘密”!

母亲在运城虽然有了一定的行动自由，但仍受到秘密监视，且明文规定不许离开本地回北京。她的身体恢复后，要求参加一些工作，但遭到拒绝，说是让她“安心养老”。在这种没有结论、没有合法身份、命运未卜的处境下，哪能安心呢？1976年春节，我到运城探亲，在妈妈的逼问之下，把爸爸去世的消息终于告诉了她。她眼直直地盯着我，表情十分痛苦，但仍不肯落泪，抑制住哽咽，慢慢地对我说：“你爸爸不在人间，其实我心里已经料到了”。说罢，把脸扭过去，久久不做声。

当时“四人帮”还在继续横行，不断掀起新的恶浪。母亲从不惧怕，她把悲痛埋在心底，坚定不移地面向未来，经常对我们说：“相信形势早晚会变化的，事情也总会搞清楚的。你们就在北京好好工作吧，我们一定能团聚，不可能让我一辈子流放在运城。”我每次去看望她时，她这种乐观、坚毅的精神总要给我以感召和鼓舞。四、我为父母的平反昭雪奔走呼号

1976年秋，“四人帮”倒台预示了中国大地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和全国人民一样，期望着、憧憬着..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12月，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1978年春，在一些同志的建议下，我首先到胡耀邦的老友、又是父亲的熟人胡克实家里，向他探讨父母的问题应如何解决。胡克实告诉我，耀邦同志到中组部以后，那里的气氛焕然一新，被人们誉为“解放区”，中组部的工作重点目前就是重新审理“文革”中的案件。他建议我直接去中组部反映情况。

1978年4月初，我来到西单中组部大楼门前。我的心在怦怦地跳动：前不久，这里还是康生一伙盘踞之地，如今会有什么变化呢？我在传达室报了自己的姓名，并鼓起勇气说出：“我是李立三的女儿”。“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李立三”的“称号”在我头上已经压了10多年，我好久好久不敢这样大声说我父亲的名字了。传达室人员听到后，很平静地看了我一眼，让我进门去某某室。我一推开门，一个白发苍苍、和蔼可亲的老人马上站起来，把我迎进屋里，别人都称她为尹大姐。老人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你就是立三同志的女儿呀!欢迎你!这里都是自己人，有苦就诉，有冤就申呀!”这几句热忱的话顿时激起我心中的情感波澜，我抛弃一切顾虑，详细叙述了我们一家在“文革”中受到的迫害，也介绍了母亲的近况，希望组织上重新审理父母的冤案，尽早作出公正的结论。尹阿姨热情安慰我，向我介绍耀邦同志在中组部的工作及对平反冤假错案的坚决态度，让我相信问题肯定会得到解决。最后，她留下我的住址和电话号码，表示一旦有了消息，就马上告诉我。

两个月过去了，我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有一天终于接到中组部的电话，尹阿姨的声音仍是那样慈祥，但其中增加了几分深沉。她告诉我，这一段时间，中组部做了很大努力，想把李立三、李莎的案件从“三办”手里接过来，重新审理，但是“三办”坚持不肯放，中组部目前还不好下手。尹阿姨怕我太伤心，最后鼓励我说：“眼前条件还不够成熟，但我们一定要继续争取，你要耐心等待。”是的，我明白，平息“文革”煽起的邪风、扭转国家的航向，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巨大的毅力和决心。

1978年11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其拨乱反正的历史意义在20年后的今天看得更清楚了，当时，我只听到一些零散的“小道消息”，但也足够使人振奋。人们传得最多的是有关干部平反问题，说是“三办”要马上予以撤销，所有档案都要转到中组部，重新审查。不少朋友，包括父亲的老秘书李思慎，都敦促我赶快给中央写信，并直接把信递到胡耀邦手里。12月2日，我拿着写好的信，在萧三之子萧维嘉的带领下，来到胡耀邦一家当时所住的富强胡同。那是星期六的晚上，胡耀邦没有在家，我见到了他的儿子胡德平、儿媳安黎，他们答应马上把信交到胡耀邦手里，叫我放心。我知道，胡耀邦的工作作风是雷厉风行、一抓到底，但没有想到他的反应会如此迅速，办事速度会有如此之快。星期一上午，他到中组部上班，立即下达明确批示，下午中组部就给北外打电话，没有找到我，星期二一大早又打，让我赶快过去。我骑车赶去，中组部的同志们告诉我：耀邦同志已在我的信件上作了批示，同意李莎马上回北京，然后重新做结论。中组部要求我立即动身去山西，把母亲接回来，并让我注意不要走漏风声。

我怀着极度兴奋的心情，和北京外语学院代表程丽真老师一起踏上去山西的路途，于12月下旬把母亲接回北京，安置在北外筒子楼简单住所里。许多亲友、同事、学生闻讯后，络绎不绝地登门慰问，庆贺她重归首都、与家人团聚。高兴之余，母亲念念不忘她和父亲的组织结论，要求我反复和中组部联系、催问。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内形势有了根本转折，但是极“左”思潮尚未彻底肃清，不少人头脑中“文革”时期的观念仍在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对李立三、李莎冤案的彻底平反也经历了一段过程。1979年夏，中组部干审局提出的一个结论草案不尽人意，没有明确平反昭雪，只是写上：撤销中央三办关于“苏修特务，清除出党”的结论，给李立三同志恢复名誉，按病故中央委员召开追悼会。母亲和我看了这个草案后，当即表示：这里的关键是缺乏“平反”二字。明明是“文革”浩劫时期的冤案，为什么还要保留“1967年6月23日经中央批准，立案审查”的提法？父亲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致死，为什么要写成“病故”呢？母亲还强调指出：李立三的冤案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也不仅是我们家属的问题，当年制造这个冤案从上到下株连了许多无辜的同志，其中有些人甚至含冤而死，或精神失常。李立三的冤案若是得不到平反，其他同志的问题也无法彻底解决。

母亲当时不仅口头申辩，也给中组部及中央领导写信，反映自己对结论的意见，要求平反昭雪。父亲许多生前好友，特别是受迫害很深的赵洵、林利等同志都支持她、鼓励她争取彻底平反，并建议再一次递信给胡耀邦。母亲平时不喜欢惊动领导，但此次事关重大，必须完成父亲的遗愿，于是她派我再次去胡耀邦家里，把信送上去。胡耀邦此次具体有什么批示，我们不大清楚，但事后不久，事情显然有了转机。中组部对母亲的住房等生活问题很快作出了安排，派来共同研究结论的干部也重新换人，态度和口气与过去大有不同。经过反复推敲协商，1979年12月27日，他们终于为父亲作出一个公正的复查结论，明确写上：李立三同志1967年6月22日因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的迫害致死。1975年8月4日，原中专三办结论，纯属冤案，予以撤销。为李立三同志恢复名誉、平反昭雪，按去世中央委员举行追悼会，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我和母亲的结论同时也得到了解决。

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为李立三、贾拓夫(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举行大规模追悼会，有700多人参加。邓小平、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追悼会由彭真主持，王震致悼词。这篇由中央审定的悼词充分肯定了父亲对中国革命的功绩，指出他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在长期的白区工作和国外工作中，英勇奋战，探索革命真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朝气蓬勃，积极工作，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不顾身受林彪、“四人帮”一伙诬陷迫害的困难情况，坚持原则，顾全大局，坚决抵制对党的老干部进行迫害，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最后，王震同志大声宣布：“现在，党中央决定为李立三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给李立三同志一切诬陷不实之词，都统统推倒”。我和母亲站在父亲的大画像之下，激动不已，心想：父亲在天之灵，如能听到这些话，也当感到宽慰了!

《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作者：叶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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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形成始末

沈传宝

1970年代末，正值开辟我们党和国家历史新时期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随着平反冤假错案大规模展开和各行各业拨乱反正深入进行，人们思想更趋活跃，对党和国家历史上曾发生的重要问题和重大事件，特别是对毛泽东以及“文化大革命”的评价等问题议论纷纭，社会上更是流传着各种各样的猜测，甚至在一部分人中间产生了思想混乱。因此，全面、彻底地清理“左”的错误，对历史问题作出全面总结，从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澄清人们的不正确认识，统一党内外的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成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亟需解决的当务之急。后来的历史证明，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以高超的政治艺术和智慧，出色地完成了这一重大历史任务，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形成及通过，就是上述历史任务圆满完成的集中标志。

一、“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

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明确提出，“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看。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他的意见被会议所接受，并写进了随后的三中全会公报。在当时，不急于就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是因为邓小平考虑到，要对这些问题作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为人们较充分地理解，到那时再去评价和说明，可能更好。邓小平还率先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给予科学评价，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打开缺口，积极引导人们解放思想。他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随着拨乱反正工作的全面展开，对建国后的历史进行认真全面的总结的时机也日臻成熟。1979年，建国3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决定由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一个重要讲话。这个讲话不是一般的讲话，而是要对过去30年作一个总结，对30年中的问题，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也作出一定的说明，但又不是全面的总

结，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庆祝讲话。

随后，以胡乔木为主的起草班子，对建国以来的历史进行认真研究，并多次听取党内外的意见，反复斟酌和修改，写出了讲话稿，呈交9月25日至28日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重点讨论。29日下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在讲话中，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同时也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指导作用，以及建国30年来的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还强调说，“中共中央认为，对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实际上这次讲话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30年的历史，已经作了一个初步的总结。不少同志听了讲话以后认为，在这一讲话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充实、丰富、发展，我们的国史就好写了，党史也好写了。然而，也有不少同志认为，这个讲话距离给“文化大革命”作结论，距离给建国30年来的历史作全面具体的总结，还有很大的一步..这样，就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作出决议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并统一思想，已经提上中共中央的议事和工作日程。

1979年10月30日，在北京市前毛家湾1号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胡乔木、邓力群等召集会议，传达了邓小平同胡耀邦、姚依林、邓力群等的重要谈话。邓小平指出，常委研究，准备为明年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和后年“十二大”做点准备工作，主要是思想工作。现在就要着手起草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明年底六中全会讨论通过。邓小平还说，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就是以讲话为纲要，考虑具体化、深化。传达完邓小平的指示后，胡乔木对起草决议工作做了布置，决定以起草国庆30周年讲话的班子为基础，再从新华社、《人民日报》社、《解放军报》社和档案部门调人组成起草班子。他还要求分四个阶段做准备，当天就开始脱产，分段看材料，借阅档案，找人访问、谈话。

此后不久，历史决议起草小组成员陆续集中到北京复兴门外万寿路的某处开始工作。

1979年12月13日，胡乔木同起草小组成员谈话，提出了起草决议的初步设想。他说，起草文件与研究历史的关系很密切，但毕竟是两件事。这个文件只能限于30年历史的若干问题，不能作为30年历史的读本提纲。关于这个文件与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的区别，胡乔木说，那个历史问题决议是把那些时期的问题归结为两条路线，然后作历史分析，而现在情况复杂多了。他提出，总的是不能说多了，说多了劳而无功，不能贪大求全。这次谈话为早日定下决议的轮廓打下基础。

二、“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牵头主持的。起草小组日常工作主要由胡乔木具体负责，它的组织、协调和联络工作则由邓力群分管。邓小平非常重视和关心决议的起草工作，起草伊始，他就要求“决议要力求做好，能使大家的认识一致，不再发生大的分歧”。从1980年3月到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一共有十六、七次谈话，讲起草决议的指导思想、框架结构和基调。每次谈话，胡耀邦都参加，并同意和补充发挥了邓小平的意见。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是拨乱反正的重要一步，为人们实事求是地对待毛泽东，坚持毛泽东思想创造了条件。刘少奇的平反，是党内外大多数人的迫切愿望和要求，为国内外舆论所强烈关注，但也引起党内一定程度的思想异同：有人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人则认为，给刘少奇平反这件事证明毛泽东思想错了。这就提出了如何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严峻课题。

于是，起草小组邀请社会各界人士进行座谈，听取对起草决议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以及他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经过反复讨论、酝酿后，起草小组搞出一个供领导参阅的决议写作提纲，送给了邓小平审阅。

3月19日，邓小平找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三人谈话，提出他对决议的看法。他告诫大家，写决议不是写文章，不需要多方面展开论证，而是要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人物作出正确的判断，话不要多。不要担心，怕说这个判断根据是什么呀？为什么对呀？要论证一下。这样不好。

他说，中心的意思是三条。第一，最核心的一条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邓小平提出，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现在这一次，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

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作出公正的评价。“文化大革命”的10年，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在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的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当然，议论过去，将来也难以完全避免，现在要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对当时习惯使用的“十次路线斗争”的提法，发表了看法。可以看出，邓小平从一开始，就对起草决议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思想。

根据上述三点基本要求，起草组人员又对提纲作了修改，并送到邓小平处。4月1日，邓小平把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找来，谈了对修改后的历史决议提纲的看法。他首先讲了1957年到1966年的10年间，我们党和国家经历的重大事件，并对这些事件作了基本评价。他说，总的说来，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建国后17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但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讲到这里，邓小平着重指出了总结历史教训的一个基本原则：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邓小平还以“大跃进”为例，实事求是地进行了自我批评：“‘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

在谈到如何安排决议的结构框架时，邓小平更以平等协商的口气问道：“整个设计，可不可以考虑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段，话不要太多。然后，建国以来十七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语。结语讲我们党还是伟大的，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这次他仍然强调，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在邓小平谈话前几天，胡乔木也看过决议提纲，他提出了送审的稿子中没有涉及的然而又难以解决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他指出，说“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不难，但是必须答复为什么发生这个错误，不答复这个问题，决议就失掉价值。一个郑重的马列主义政党，就得对这个问题有个科学的分析。另一个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是什么？我们讲坚持毛泽东思想，是讲坚持什么，不答复这个问题，坚持毛泽东思想的这个口号就没有力量。他还对解决两大难题做了具体说明，为起草决议提供了良好的思路。胡乔木关于两大难题的想法，解决了起草决议中的难点和重点问题，是对邓小平三条要求的重要落实和补充。

在起草时胡乔木、邓力群一致认为，讲历史要讲理论，不要陷到一件一件历史事件里面去，否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说了许多历史，反而看不到历史。胡乔木说，写这个《决议》，理论部分要给予很大的注意，这方面确实要有跟“七大”前的那个《决议》差不多的分量，不然在党内国内树立不起信心。非常首要的就是要把中国革命究竟走了一条什么道路，要怎么继续走下去写出来，既要提出实际发展的道路，又要提出一种理想。所以，《决议》要有一种现实的力量、理想的力量。

起草小组的同志夜以继日。终于在5月23日再次起草出一个决议提纲；紧接着，又拿出了首次供中央书记处讨论的决议初稿。

三、“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

决议初稿给邓小平看后，他并不满意，感到整个文稿写得太沉闷，不像一个决议。1957年以前的几部分，列举事实方面差不多，但叙述的方法、次序，特别是语调，要重新斟酌。6月27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赵紫阳、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谈了他对决议初稿的意见。他表态说，不行，要重新来。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即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要说清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有哪些贡献。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些方面，毛泽东同志都提供了一个基础。要把这些思想充分地表达出来，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在座的人都明白，邓小平是对决议初稿没有重点论述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没有把毛泽东的正确与错误清楚地表达出来，感到不太满意。邓小平提醒在座的同志，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7月3日，在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决议起草工作时，胡乔木就落实邓小平提出的要求发言，讲了几个原则问题。他说：“在起草文件的过程中，小平同志找我们谈过几次，中心任务是要把毛泽东思想旗帜高高树起来，用它来统一党的思想。我们现在没有理由离开这个方向，要向对于这个方向有怀疑的同志做说服工作。这个决议就是说服那些同志的重要武器。”胡乔木并提出了解决难题的一条重要原则，这就是：要把毛主席晚年在思想上、行动上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对毛泽东思想加以肯定，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加以评判。中央书记处同意了胡乔木提出的原则，为解决邓小平提出的起草决议的核心问题找到了答案，起草工作顿如柳暗花明，进度明显加快。

7月上旬，起草小组连续三天召开座谈会，随着讨论的展开和对邓小平所提要求的深入理解，起草工作渐入佳境。而这时胡乔木不仅参加稿子的修改，还亲自起草重点段落，“文化大革命”10年这一段即自始至终是他执笔的。到8月初，又拿出一稿，也有了正式的名称，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0年8月8日稿)》。

在中国共产党着手起草历史问题决议的时候，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共中央将如何评价毛泽东。8月21日和23日，邓小平连续接受了意大利著名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法拉奇以提问题尖锐、泼辣而著称，邓小平也想借此向全世界宣示中国的态度。法拉奇开头便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名记者的提问一针见血，邓小平的回答也一语中的：“永远要保留下去。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法拉奇又提出，中国人民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但他们说的是“四人帮”，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邓小平毫不回避，他说，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但是很不幸，在他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毛主席犯的错误是政治错误。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

法拉奇又问：“你们对‘四人帮’进行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邓小平明确回答：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8月28日，法拉奇将这次采访的经过和内容全文发表在意大利报纸上，世界各国报刊纷纷予以转载和评论。其中，某外电这样评论道：“邓小平第一次宣布，在明年的党代会上，将不会像批判斯大林那样，全面批评毛泽东。但是将总结大跃进以后的总路线，今后的中国将与毛泽东路线诀别，进行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后来回忆这次采访时不无幽默地说：“我同她谈了七、八个小时，她给我出了许多难回答的题目，我总算通过了考试。”

与此同时，针对来自国际上的各种传说和国内的各种声音，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主动站出来，积极维护毛泽东的形象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在8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李维汉说：“现在的年轻一代，不少人不能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不能正确估价毛主席的功过，存在着不少问题。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这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革命的历史，只看到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又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毒害。这有待于用阐释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和实事求是地对毛主席功过的评价去教育他们..这样，我们就能理直气壮地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也有利于维护毛主席个人的形象。”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毛泽东实事求是的评价，表现出他们对历史的强烈责任感和对我国未来高度负责的精神，有力地推动了决议起草工作顺利开展和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沿着健康方向发展。

根据邓小平历次谈话精神，起草小组在9月10日再次改写出了完整的决议稿，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0年9月10日未定稿)》。未定稿大约6万字，基本上是按照邓小平的设计写出的。这个稿子曾发给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胡乔木在会上对未定稿给予较高评价。他说：“这个稿子，我也说不上是第几次的稿子了，一些主要的骨架，大概就像现在这个样子了。要作很大的变化，实在说，我也变不出来了。经过大家交换意见，现在的写法跟原来的想法确实有了很多的变化。”可是，胡乔木没有想到，此后对决议稿又进行了不止一次的热烈讨论，不止一次的重大修改。这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和起草组人员的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四、“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子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子。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1980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把《历史决议(1980年10月供党内高级干部讨论稿)》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由于预定参加讨论人数是4000人，所以称作“四千人大讨论”。参加讨论的人员来自中央国家机关、中央直属机关、军队、地方，以及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学员，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人员和起草小组成员分别参加了中央党政机关的讨论。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大讨论，是一次广泛深入地发扬党内民主的过程。这次讨论从10月中旬开始，到11月下旬结束，前后持续了一个多月时间。讨论情况不断用简报、快报等形式迅速、及时地反馈给起草小组和党中央，而一些重大的问题则写成综合报告、意见汇编等上报中央政治局。据统计，讨论期间共发快报88期、简报938期，这充分说明了“四千人大讨论”之热烈和党中央对此重视的程度。

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仍然是讨论中争论的焦点。大多数同志对历史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对于肯定毛泽东思想，表示了赞同的意见。其中有些意见是相当好的，如压缩篇幅，去掉可以不说的内容等。此外，大家还普遍要求把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段写进去。但也有一些偏颇甚至相当极端的意见，对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的重要性不大理解。

在这期间，邓小平曾找中央警卫局的同志交谈过(中央警卫局已把邓小平同法拉奇的谈话向战士们进行了宣读，并组织大家讨论)，干部、战士都觉得这样好、能接受。邓小平还看了讨论的部分简报，密切关注讨论的进展，这样就可心中有底。10月25日，邓小平找胡乔木、邓力群谈话。一方面，他肯定大家畅所欲言，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要求把这些好的意见都吸收进来。另一方面，他也针对讨论中存在的思想混乱，着重讲了对毛泽东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重申了起草决议的指导原则。他语重心长地说，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他尖锐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虽然我们党在历史上，包括建国以后的30年中，犯过一些大错误，甚至犯过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但是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所以，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他以政治家特有的敏锐性严肃指出，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肯定并且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在这个问题上丝毫不能让步。

邓小平还对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提出具体意见。他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我们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

他接着说，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一个大错误。但是我们党还是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一直发展到今天。这些事情，还不是毛泽东思想教育的一代人干的？总之，不把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写到决议里去，我们进行的革命、建

设的分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对于如何对待毛泽东的错误问题，他指出，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这是决议起草期间一次很重要的谈话。邓小平说理透彻精辟，尊重历史而又充满感情。在决议起草的最关键问题上，他直面“非毛化”的不和谐音符，“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为决议起草工作指出和坚持了正确的方向。

在如何对待和总结历史的关键问题上，中纪委领导黄克诚也不计较个人恩怨，挺身而出。1980年11月，他在中纪委的会议上谈了如何对待毛泽东的态度问题。在回顾了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后，他说道：“如果把建国以来我们党所犯的错误都算在毛泽东身上，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这样做不符合历史事实。过去解放新中国，建设新中国，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都尽了一份责任，功劳大家有份。现在如果把错误都算在一个人身上，好像我们没有份，这是不公平的。我们应当来分担应当分担的责任，那才符合历史事实，符合唯物主义。”黄克诚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曾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21年后，他能够以坦诚、公正的态度评价毛泽东，使许多人深为感动，也说出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心声。

关于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历史，事情刚刚发生，如何写，争议比较大。胡乔木根据中央的意见，亲自执笔，反复修改，写出了对这四年的基本总结，送给各政治局常委审阅。各常委除李先念因为出国访问未看到文稿无法表态外，其他先后通过书面批示或电话答复表示了肯定态度，仅华国锋打电话说没有经过常委正式讨论，不赞成加上此段。邓小平、胡耀邦认为，既然有人不赞成，就先不加，等到“四千人大讨论”之后，如果大家觉得需要加，再加也不迟。因此，供4000人讨论的稿子，关于这4年的内容只有6行，100多字。果然，在讨论中许多同志提出不同意见，大多数同志主张，一定要对粉碎“四人帮”后的历史包括华国锋同志的错误，进行认真、全面、科学的总结，并写进决议。全国政协副主席屈武提出，要把最近4年写一段，并以三中全会为界，之前继承文革路线，之后走上正确道路。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童小鹏提出，粉碎“四人帮”后的4年，非写不可，有人不同意写，毫无道理。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也主张写近4年的一节。许多同志指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和此后揭批“四人帮”中有功劳，但是在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仍然承袭了“文化大革命”的一套左倾理论、方针和口号，犯了不少错误。

“四千人大讨论”过后，胡乔木综合、研究各种意见，提出一个《对于修改历史决议草稿的初步意见》，一共12条，并且吸收大家的建议，对决议稿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和补充。

就在这一讨论进行前后，对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案的审理也在加紧进行。由于这两大集团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他们利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兴风作浪，作恶多端，因此两案审判也就与历史决议的起草，与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评价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在两案审理中，审判人员根据中央起草决议的精神，把握住一条根本原则，即只审判10名主犯的刑事犯罪，不审判其政治错误，这就避免了审判江青等人时牵涉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把林彪、江青等人的罪行与毛泽东的错误严格区分开来。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宣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分别被处以不同的刑罚。这是一个大快人心的时刻，人们以鄙夷的目光看着这帮曾经不可一世的反革命主犯，终于以被告的身份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而前述重大政治问题正确、恰当的处理，使评价毛泽东的感情问题得到合理解决，为决议尽快起草出定稿乃至以后通过决议扫清了障碍。

五、陈云建议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这样，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就有了全面的根据。邓小平说，这个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

转眼之间，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年多。1981年3月18日，邓小平就此项工作当面向邓力群、吴冷西指示说，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接着，他又对建国以后的历史作了简要评论，说：“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关于“文化大革命”这部分，他表示赞成胡乔木的意见，认为“要写得概括”，“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在谈话中，邓小平还首肯胡耀邦的主张，即决议稿写出后多听听老一辈革命家、政治家和老干部，包括黄克诚、李维汉等人的意见。

3月24日，邓小平身体力行，乘到中南海陈云住处探望之机，专门征求了陈云对决议起草工作的意见。陈云则对决议稿提出了两点修改意见：一是要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这样写，毛泽东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二是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邓小平对陈云的建议非常重视，仅仅过了两天，即把起草小组负责人找来叮嘱道，陈云同志的第一条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他还要求：“这些意见，请你报告胡耀邦同志。”

陈云对决议起草工作的关注，集中体现在他于这一年3月同邓力群的四次重要的谈话中。第一次谈话，陈云在谈到如何评价建国以后三十二年中间的错误时，明确要求：一定要写得很准确，论断要合乎实际，要把它“敲定”下来(“敲定”是上海话，就是说反复推敲，反复斟酌，使它能够站得住)。他表示同意邓小平确定的起草决议宜粗不宜细的原则，要求是成绩就写成绩，是错误就写错误；是大错误就写大错误，是小错误就写小错误。要分别不同情况，把它“敲定”下来。

第二次谈话，他讲决议要确定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在写法上要使大家能够从这个决议上看得清楚，就需要写一下党成立以来六十年中间毛主席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所以他建议增加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把毛主席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么说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

陈云的第三次谈话，具体讲到了建国前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他说，毛泽东同志的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同毛主席相比，包括少奇同志、恩来同志。即使在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时候，许多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忘不了他的功绩，原因就在这里。

第四次，他建议决议要写上国际对我们的帮助，我们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建党初期共产国际起了好作用。在抗日战争期间和建国初期，苏联还是给了我们援助，通过这些论断，再一次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公正的。

陈云的建议与邓小平的要求是一致的，都在解决如何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的关键问题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对他们的意见，常委、书记处一致表示同意。决议稿也因此加了“前言”部分，对建国前二十八年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作了简略的回顾，最后决议形成了大约3.6万多字的稿子。

1981年3月30日，胡耀邦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就召开六中全会和有关历史决议问题进行讨论。会议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部分老同志中再组织一次40多人的讨论。在这次讨论中，大家又提出了一些问题，如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是否非法，在“文化大革命”中党还是否存在等。4月7日，邓小平约见起草小组负责人胡乔木、邓力群，针对议论较多的几个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说，如果否定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的合法性，那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党还存在，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就站不住脚了。党的组织生活虽然停止过一段时间，但是党实际上存在着，否则怎么能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帮”呢？他还结合自己在1974年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引起轰动的事例，说明“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这次谈话后，起草组对这次讨论中的意见反复进行了鉴别、取舍、消化、吸收，终于又拿出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稿子，准备提供给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六、“现在的稿子，是合乎三项基本要求的。”“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60周年前夕，党内党外、国际国内都在关注着中共中央对历史问题的看法。而国际上看中国，是怀疑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其中也包括怀疑我们正在起草的决议是否拿得出来，是早拿出来还是晚拿出来。

这一时期，邓小平在会见外国政要和朋友时，反复谈到中国共产党对历史、对毛泽东的态度问题。1月26日，在会见澳大利亚外长斯特里特时邓小平称，世界上有人议论，说我们搞“非毛化”。我们没有搞“非毛化”，我们将坚持毛泽东思想。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要讲清楚。毛泽东思想是历史形成的，并且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这个财富不能丢。3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向他解释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意见，尼雷尔接受了。但是尼雷尔说，毛泽东思想无论如何不能丢掉。津巴布韦的穆加贝也对邓小平表示，“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坐牢，所以“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并不知道。但是津巴布韦搞成功，就是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四卷。他说，马恩列斯写的书很多，可是读了以后，同他们那个地方的情况对不上号，而《毛泽东选集》的很多内容容易懂，而且管用。国际友人的意见，表达了他们对中国能否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担心。

在此前后，在多个场合，邓小平反复点出当时存在的一种片面看法，指出，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党的历史，我们是怎样奋斗的，怎样成功的？他们只看到“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因此对毛主席持否定态度。

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使决议修改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1981年5月1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再度研讨。出席会议的74人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老干部、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起草小组成员列席会议。在开幕会上，胡乔木对决议稿中涉及到的诸如不用路线斗争等说法、毛泽东晚期思想表述、前十年的评价等原则问题作了几点说明。向来以作风果断、雷厉风行而闻名的邓小平，以特有的语言风格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这个决议，过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他在充分肯定了一些好的想法和起草组所下的功夫后指出，这个稿子是根据一开始就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写的，是在“四千人大讨论”和最近40多位同志讨论的基础上修改的，好多好的意见这里面吸收了。现在的稿子，是合乎三项基本要求的，缺点是长了点儿。他希望政治局扩大会议花点时间，花点精力，把稿子推敲得更细致一些，改得更好一些，把它定下来，然后提交到六中全会通过，在建党60周年时发表，到时候就不要做更多的文章了。

邓小平最后强调，中心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第二，我们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些错误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还是别的人也有点份？这个决议稿中多处提到我们党中央要承担责任，别的同志要承担点责任，恐怕这比较合乎实际。第四，毛泽东同志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邓小平用短短的几句话，在几个关键的，也是争论最厉害的问题上做了高度概括，体现了作为政治家的坚定的原则性和远见卓识。

根据邓小平的安排，政治局扩大会议从5月21日起分组讨论，一直到29日结束。在讨论中，大家对稿子普遍给予较高的评价，认为再进一步修改后可以送六中全会讨论。另外，这次讨论又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如关于建国以前的历史，要照顾到各个方面、各条战线，增加一些对重要历史事件的叙述；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应充实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在革命的战略策略、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的内容，以更加全面、科学地反映毛泽东思想的面貌与贡献；增写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起的特殊的好作用的文字，等等。6月4日，起草组吸收了以上意见，随即改出新的稿子。而对于问题重要而又争议较多的部分，起草组则作了专门的汇报说明。讨论中，有人不同意稿子里面“毛泽东晚期思想”的说法。程子华说，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提法不科学，还是提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比较好。周扬、宋时轮等也有大致相同的看法。这个建议当时没有被采纳，但最后决议定稿时采取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的提法。

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各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和衷共济。在如此重要的历史决议形成过程中，不能不考虑他们的意见。十一届六中全会前夕，1981年6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邀请在京的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及无党派人士、全国政协部分老同志座谈，征求他们对决议稿的意见。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主持会议。他说，总结党的六十年的历史，特别是建国三十二年的历史，是个很大的事情。这段历史经过了许多曲折，胜利过也失败过。这些问题只在中国共产党内讨论还不够，不少党外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比较了解，希望花点时间认真地帮助党总结历史，以便统一思想，集中精力，团结一致搞好现代化建设。

在座谈会上，大家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研究和讨论，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有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提出，把知识分子当作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加以打倒，这也是重要的问题；有人发言指出，中共中央把建国以来每个历史阶段的成绩加以肯定，把工作中的错误包括个人的责任实事求是地指出来，使人信服，令人振奋，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继续和发展；许多人认为，决议对毛泽东的评价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既充分肯定了他的成绩，又毫不含糊地指出他的错误，这样的评价是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另外，由于决议要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和外文，参加翻译的同志包括外国专家也提出不少中肯意见，文稿修改时也力求予以吸收。

通过这次讨论和征求意见，统一了党外人士的认识，为在党的中央全会上顺利通过决议打下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七、“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举行预备会议，对提交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进行第四轮大讨论。从6月15日起，预备会议开始分组讨论，起草小组成员分别在各小组对《决议》的起草和修改情况作说明。各位中央委员按照会议要求，独立思考，对党负责，认真讨论了8天。在这期间，中央还征求了在京党政军机关近千人的意见。

6月22日下午，中央常委召开各组召集人碰头会，了解讨论的情况，几位常委相继发表了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对决议草案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1945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邓小平铿锵有力的声音响彻在宽敞的会议大厅。

接着，他具体谈了三点：第一，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第二点，为什么我们这次要强调恰如其分？就是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第三点，这个决议里面写上华国锋同志的名字，指出他的错误，对于全党、对于人民有益，有好处，对华国锋同志本人也有极大的好处。如果不点名，就没有理由变动他的工作。

在这次碰头会上，邓小平还对“路线斗争、路线错误”的说法作了解释。与会同志也纷纷插话，会议气氛十分热烈。邓小平说，我们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过去我们讲党的历史上多少次路线斗争，现在看，明显地不能成立，应该根本推翻的就有刘少奇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一次和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这一次。

陈云插话说，讲路线，历史上用惯了，用到谁的头上谁就不得翻身，还要上挂下联。“文化大革命”用得就更滥了。如果讲“十一大”是路线错误，那问题就大了，包括叶帅，包括先念同志，包括好多人。

邓小平接着说，还有一个理由。过去党内长期是这样，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所以，我们要很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当然，并不是说“路线”两个字就一概不能用了。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

躺在病榻上的叶剑英则亲自给政治局常委和与会者写信，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他指出：“在小平同志的亲自主持下和参加写作的同志辛勤努力下写出了‘决议’修改稿，又经过同志们认真细致的讨论修改，最后形成了‘决议’。虽然由于我长期在病中，未能详尽地研究，但我是同意和拥护中央所做的这一决定的。‘决议’中确立毛泽东同志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对于我们党的千秋大业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与会人员同意委托政治局常委会定稿，提交中央全会审议通过。会后，胡乔木、邓力群根据这次会上提出的新问题，对决议草案进行了提交六中全会审议前的最后修改，可谓一丝不苟，精益求精。陈云看后，旋即请秘书转告起草组人员，称赞道：“改得很好，气势很壮。”

1981年6月27日到29日，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经过充分讨论，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29日的闭幕会上，陈云作了简短讲话，他说：“中央开了一次很重要的会议，解决了几个重大的问题。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的任务还很重，中央和全党同志必须兢兢业业工作。”邓小平最后讲话，言简意赅，直奔主题。他说，我确信，我们这次全会解决的两个问题，解决得非常好。第一个，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这对于我们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相信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

《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既对多年来的左倾错误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作了科学的分析和评论，同时也坚决顶住了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决议》对建国三十二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总结，科学地分析了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与错误以及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

《决议》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作出全面总结后，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初级的阶段”，“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这是对我国国情认识的新突破。《决议》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基础上，初步总结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的十个主要点，这标志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党的基本路线的初步形成。

和1945年的《决议》相比，这个《决议》有以下特点：多了历史的论证，少了一些理论的论证；前者着重总结十年内战的经验，对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论述较多，对其他领导同志的贡献提得较少。后者虽然只是在“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中用了5000多字，但内容丰富得多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也更加全面和准确。前者在分析犯左倾错误原因时着重从阶级根源上分析，指出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是犯错误的根源，失之于简单，后者则没有这样讲；前者把我党的历史归结为两条路线斗争史，后者则更加科学和实事求是。以上对比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理论上更加成熟了。

《决议》通过以后，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注意和强烈反响。人们都说，现在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分清楚了，理直气壮了，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了。一位干部对记者说：“过去毛泽东同志住在天上，他是神，我们敬他，可是总觉得离他远。如今党中央通过的《决议》把他的功过讲活了，就像把他从天上请到人间，和我们百姓在一起，我们都感觉他老人家也是人，离我们近了，我们对他老人家也就更加亲了。”言语真切，感情真挚，朴素的话语中蕴涵了深刻的道理。西方舆论反应也很强烈。《华盛顿邮报》称，六中全会《决议》最重要的部分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决议》是一篇有创新见解的论文，它“清除了过去的错误并为今后确定了正确的道路”。美国记者自修德(TheodoreH.White)称赞《决议》“是非常出色的文件，用我们美国人的话说，就像‘动得非常干净的外科手术’。文件的思路很清楚，事实阐述得很明白”。合众国际社报道说，《决议》表明，中国最高领导人终于对过去取得了一致的看法。现在可以把注意力转向未来了。

同年7月6日，《人民日报》就《决议》的通过发表社论指出，这几年来，全世界都在议论和揣测“毛泽东以后的中国”。现在经过这次会议，有了这个《决议》，他们可以找到答案了：毛泽东以后的中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中国。动乱的年代结束了，徘徊的岁月终止了，我们可以向过去告别了。

恩格斯曾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中国共产党人严肃对待自己历史基础上产生的，它将以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而载入史册。此后不久，我们党在新时期的历史进入了全面改革的新阶段。10年后，在举世瞩目的中共十四大上，江泽民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决议》的通过，他说：“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党作出这个重大决策的勇气和远见。”而20年后的今天，历史已经进入了新的千年和新的世纪，当我们回顾历史时会发现，这一伟大的历史文献仍然经受住了严格而又公正的检验。《决议》的起草及通过，在中国当代历史发展以及保证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的的确确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

作者：叶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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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陈云

胡楠仁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之初，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因为身体不好，正在家中休养。实际上从1962年开始，由于党内的“左”倾错误发展越来越严重，他已很少起到党和国家事务的决策作用。但是，林彪、江青、康生等一小撮利用这场大动乱爬上最高权力宝座的野心家，还是没有忘记向他泼来一盆盆的污水。

第一个起来攻击陈云的是康生。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写出了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刘少奇被指责为犯有“1962年的左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群起而攻之。1962年协助刘少奇进行经济调整工作的陈云，也“罪责难逃”。8月13日，康生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华东组小组会上发言说：“陈云同志的思想，也是长期与主席对立的。他以经济专家自居，自认为他的经济学在主席之上。看看他的1962年的报告，就懂得他的经济学是什么货色。他只讲经济，不讲政治，他讲的经济政策，据我看，只是资本主义的商人经济而已。”会后，由毛泽东批准，未经过正常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陈云位于十一名常委的最后一名。全会未重选党中央正副主席，林彪列常委第二位，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陈云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一起，被实际免去了副主席的职位。随后，炮轰和批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造反活动在林彪、江青等人的煽动下，铺天盖地而来。红卫兵小报上已经喊出了“打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陈云”的口号。

当时陈云住在中南海外的北长街，周恩来为了保护他，让他转移到西郊。在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挑动下，一些红卫兵要抄陈云家。中央警卫团一位副团长急忙赶去劝阻，不起作用。红卫兵冲入大门，进到办公室，要搬走保险柜，只是由于警卫的坚决反对，没有搬出大门。陈云很喜欢听苏州评弹，家中保存了一些评弹的唱片和录音，红卫兵说这是“四旧”，也要查抄出去销毁。周恩来知道后，立即派秘书童小鹏赶到现场。童说，周恩来有指示，陈云是中央常委，他的档案不是一般的档案，是党和国家的机密，任何人不许动。至于评弹，是苏州一带的文化艺术，不能作“四旧”破。你们冲进来是错误的，希望你们立即撤出去。但是，红卫兵依仗着有中央文革做后台，硬是不撤。双方僵持了几个小时，童小鹏只好打电话给戚本禹，把周总理的意见告诉他。果然，同样的话从戚本禹嘴中说出来，红卫兵就撤走了。以后，陈云的家又被抄了一次，红卫兵还强烈要求把他拉出去批斗。只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保护下，陈云才幸免于难。否则，身体很差的他是无法逃脱这场浩劫的。

1968年8月，根据毛泽东关于让老同志学习、了解“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的指示，中央办公厅组织了一批老同志到中央警卫团支左的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新华印刷厂等工厂去蹲点调查。陈云被安排到新华印刷厂。同时下去的还有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人。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又是对老干部的一场高层批斗会。会议一开始，就分组围攻所谓“二月逆流”的老同志，围攻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邓子恢、王稼祥。这次对陈云猛烈开火的是谢富治。10月17日，在第一小组会上，谢富治说：“我们回想一下，陈云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三次叫他发言，他说没调查没发言权，后来不到一个月做了个黑报告反主席、反大跃进、反总路线。”“按陈云同志的报告搞下去，不知成什么样子。刘、邓搞反革命修正主义，朱德同志、陈云同志也是搞修正主义的。‘二月逆流’这些人不死心，还要为他们服务。”谢富治最后总结说：“陈云同志多年不做工作，刘少奇突然抬出他搞经济小组，收拾‘残局’，就是搞修正主义。陈云同志搞些什么，多赚钱、卖花布、炒肉片、高价商品。陈云同志一贯反毛主席，休息也不干好事。这些事情都要清算。”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员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林彪、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都进入了新的中央政治局，而1931年就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常委后一直位于中央领导核心的陈云，第一次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仅被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名义。林彪却成了党中央副主席。

1969年10月，中苏即将举行两国边界谈判，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急剧恶化，防止苏联利用谈判之机进行突然袭击，特别是核武器打击的估计，中共中央做出了紧急疏散在京中央领导人和老干部的指示，要求这些人在10月20日，即中苏谈判开始以前离开北京。于是，毛泽东前往武汉，林彪去苏州，朱德、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被安置到京广线两侧的城市，以便打起来可以就地指挥作战。64岁的陈云被通知疏散到江西。同时疏散到江西的还有：邓小平、王震、何长工、萧克、陈再道等。可以看出，这些人大都属于被批判而未被完全打倒的对象。

起初，陈云被告之必须自己买火车票走，不再享受国家领导人应有的公务专厢。由于陈云有心脏病，路上又不安全，经过一再交涉，才同意他与同被疏散到江西的王震合坐一节公务车厢。10月18日，陈云登上火车，隆隆南下。谁知，这一去，竟在江西呆了两年半之久。而制造战备紧张空气的林彪等人几个月后就回到了北京，被他们阴谋打倒的刘少奇、陶铸，到了疏散地不久，即在迫害中含冤去世。

10月20日，陈云到达江西南昌，和王震告别。当天下午，不可一世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程世清就不打招呼地来到陈云所住的招待所。这个程世清，原是装甲兵政治部主任，因在“文革”初期揭发装甲兵司令许光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而受到林彪的重用，特地调到江西来支左，于是成为江西第一号领导人。在江西，他大搞“清理阶级队伍”和个人崇拜等极左作法，弄得江西人人自危。

程世清见了陈云，根本不把这个前中共中央副主席、当时还未免职的国务院副总理放在眼里。他先是指责陈云过去在领导中央工作时没有把经济管好，发展速度太慢；然后就自我吹嘘说，要在江西掀起一个大跃进和工业革命，让江西这个工业基础较差的省份一年生产六、七万辆汽车，还要做到每年上缴国家100亿斤粮食，全国不再进口粮食。陈云心知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当时也不便提出反驳。实际上，江西生产汽车根本没有那么多钢板，全省的粮食产量每年只有197亿斤,如果交给国家100亿斤,全省都要饿肚皮。直到“文革”后的1979年，陈云讲起这件事，还感慨地说：“程世清这些人胆子大，他们说搞什么就搞什么。”

陈云到江西后，周恩来特地打来电话，嘱咐说陈云身体不好，住的地方要有暖气，他过去在北京蹲点是在工厂，这次可以还安排他到工厂。于是，陈云被安排到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调查，住在离工厂两里路的南昌郊区青云浦干部休养所。青云浦，是院前的一个湖。说来也许是巧合，陈云出生在上海的青浦县，青云浦恰好由陈云的名字和出生地名组成，不知当时安排住处的江西省革委会是否考虑到了这有趣的一点。招待所是一个用围墙团团包围的院子，门口有武装军人站岗，门牌上写着“福州军区干休所”，江西省军区属于福州军区管辖。陈云住在条件最好的8号院，坐落在干休所最深处，由几间青灰瓦房组成。为了安排陈云，特地由副所长沈云贵带领战士连夜砌了一道3米高的围墙把这个院子与外界隔绝。房间里十分简单，连锅碗等日常用品都没有，要陈云自己出钱派人上街去买。但他的待遇已经比当时也在江西劳动的邓小平要好了。

1969年11月，陈云来到工厂，先参观了各车间、班组。这个工厂有1600多人，原先是属于劳改局的，当时划归江西省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28团，主要生产化工炼油设备。陈云身穿灰色中山服，黑布鞋，外披一件绿军大衣，走进了厂里。他对工人和干部招呼说：我是到这里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要向工人阶级学习。他住的地方离工厂有两里路，为了早晨八点钟上班不迟到，他每天六点多就要起床，两年多都是如此。好在上级拨给了他一辆灰蓝色的华沙牌小轿车。

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由卫星发射回来的“东方红”乐曲声。陈云正好在厂里，他让司机把小轿车的收音机打开，工人们便围过来，倾听那美妙的节奏。有人问：“人造卫星为什么会放音乐？”陈云没有回答这个人问题，却若有所思地说：“其实这颗人造卫星早就应该上天了！”

1970年5月，陈云想了解江西的生产形势，就给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写了一封信，要求到下边的单位去看一看。其后，由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安排，陈云到江西洪都机械厂、南昌钢铁厂、氨厂、电缆厂、汽车厂等工厂，南昌菜市场、百货公司，南昌第19中学作了参观和调查。还到南昌以外的新余县、萍乡市、南昌县去看了看。在萍乡煤矿，65岁的陈云戴上了安全帽，坐电梯下到几百米的深处，看望了采煤第一线的煤矿工人。

除了下去调查，陈云在江西最多的时间是用在读书上。他从北京来江西时，带了三箱子的书，其中：《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全集》、《斯大林文选》、《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等。这些书，有些过去读过，这次重读；有些没有读过，这次补上了。

7月，陈云曾短期地回了一次北京。不久，国内形势突变，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原定是讨论修改宪法草案和第四个五年计划，但林彪集团却借机发起进攻，制造出一场新的风波。陈云因为还是中央委员，被通知前去参加。由于身体不好，他便住在山下的九江南湖宾馆，只是召开全体大会和华东组大会时才上山参加。也许因此，他有幸躲开了林彪与江青两个集团的争斗引起的株连。而有不少老同志，因为不了解真实情况，贸然表态，结果又遭到事后占了上风的江青集团的批判。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后，形势才开始明朗。9月3日，陈云在华东组大组会议上发言批判了陈伯达，指出陈伯达在历史上就是个伪君子，老虎屁股摸不得，一贯靠几本书吓人，和王明一样。回到厂里，工人们看到报上公布了九届二中全会公报，猜到陈云也去开了会，便请他讲一讲会议精神。陈云摇摇头说：“你们别问我，去问程世清。”这句话不仅是因为程世清是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应该由他来传达；而且也话中有话。程世清是林彪的党羽，在庐山上，他参加了林彪策划的阴谋，会议的内情，程世清当然比陈云清楚得多，确实应该问他。

庐山上的这场斗争一年之后终于有了分晓。1971年9月13日，林彪、叶群等人乘坐“三叉戟”仓皇出逃，葬身于外邦大漠。消息传到基层，已是半个月后的“十一”国庆节之后了。然而作为中央委员的陈云，竟然还是从基层党员干部那里听来的再传达。那天，马骏在厂里听到林彪叛国投敌的文件，急忙骑车赶到陈云住处去，告诉了他。陈云沉思片刻，说道：这个人竟然干出了这样没良心的事。一会儿，他又感慨地说：“林彪比我还小两岁呢！”解放战争时期，陈云和林彪曾在东北共同领导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斗争，可以说，他对这个能打仗、沉默寡言的小个子是有很深印象的。历史发展到今天这一步，真是没有人能预料到。

10月5日起，江西省委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批判揭发林彪的反革命活动。陈云作为在江西的中共委员，也参加了会议。他在会上作了发言，以自己在东北和林彪共事的所见所闻，批判林彪当年在辽沈战役时打锦州的犹豫态度，违背了毛泽东的全盘部署。至于林彪在“文革”中的武装政变活动，陈云在以后才看到印发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并据此进行了批判。而林彪伙同“四人帮”在“文革”中的极左罪行，当时还根本不准触动。8年后的1979年，陈云已经重新进入中央政治局，面临着如何处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他说：“我的看法是，处理‘四人帮’与处理林彪反革命集团要有区别。‘四人帮’这些人祸国殃民，‘文化大革命’10年，干尽坏事。而且在战争年代，他们也没有任何战功。林彪反革命集团则有些不同，他们主要是部队的，像黄、吴、李、邱他们，包括林彪，过去这些人都打过许多仗，也立过各种战功。他们现在犯了罪，应该处理，但与‘四人帮’应该有所区别。”显然，这一评价是全面的、实事求是的。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对自己的错误有所改正，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相机而动，向他提出了解放大批老干部的建议，得到逐步采纳。一部分长期疏散在外地的老干部的处境开始明显改善，1972年4月，陈云返回北京。

4月20日，一辆蓝色的伏尔加小轿车停在石油机械厂门前，陈云来向与他共事两年半的工人和干部话别。上午，陈云向工厂负责人谈了近两个小时的意见和建议，他重复了他过去的一贯看法：“工厂就是要搞生产，如果工厂只搞革命不搞生产，我们吃什么？国民经济怎么发展？国家怎么发展..”

4月22日下午，陈云登上了专门为他调来的软卧车厢，一位省革委会副主任陪同他回到北京。显然，陈云的地位和来时已大不相同。4月24日，陈云回到了北京。6天之后，他在国务院的安排下，参加了中山公园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游园活动。但是，他的名字还没有出现在报纸上。6月，应周恩来的要求，陈云参加了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当时，这是一种过渡性的安排。

回到北京后，陈云曾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过一封信，希望能安排他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每年春季和秋季到下面去做些调查。7月22日，毛泽东批示：我看都可以同意。7月31日，长期不能公开参加国家政治活动的陈云和王震、苏振华、杨勇等老干部出席了国防部庆祝建军45周年的盛大招待会，陈云的名字又以副总理的身份出现在报纸上。

从1973年到1974年，陈云协助周恩来进行了外贸工作的领导和研究。两年多里，陈云以他特有的领导艺术和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带有真知灼见的战略性意见，为我国70年代对外经济工作的新开拓，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60年代末期和1970年代初期，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一场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商品积压，工人失业，市场萧条。另一方面，原来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四分五裂，1969年中苏两国发生珍宝岛武装流血冲突，苏联甚至威胁要用原子弹来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在东欧，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引起了其他卫星国的极度不安，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纷纷向美国、西欧靠拢，抵制苏联。这样，原有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实际已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增多的经济贸易往来。

在江西两年半之久，并未使陈云成为桃花源中人，他敏锐地看到了世界形势这一变化，同时思索着自身的应变策略。1973年6月7日，他在家中约见刚刚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陈希愈、副行长乔培新及负责外汇资金的李裕民等人。陈云说：“我是一天打渔一天晒网。”他把工作指作“打渔”，把休息指作“晒网”。陈云既不喜欢打牌、打麻将，也不喜欢跳舞之类的娱乐，平日休息，主要是听评弹录音。陈云问李裕民“你多大年纪了？”李回答43岁。陈云说：“听了很高兴，30多岁到40多岁，正是干工作的时候。”又问起在延安一起搞过财经工作的乔培新的年纪，然后感慨地说：“你也这么大年纪了，也算老年了！你还可以活20年，我不行了，不过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这最后一句话是指当时的国际形势。陈云说：“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百分之七十五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百分之二十五面向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百分之七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百分之二十五对苏联、东欧。”他还说：“这个趋势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因此，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领我们应占的地位。”他幽默地说：“列宁讲过：到共产主义时代，会用金子修一些厕所。我看，现在离那个时代还很远。”

这些话，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几十年后的今天看来，是毫无疑问的真理，然而，在当时，却如石破天惊，振聋发聩。人们刚刚从一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批判资本主义道路”、“消灭资本主义尾巴”的狂风暴雨中走过来，外贸领域的干部几乎是谈“资”色变，进口商品必须支援世界革命。所以外贸活动几乎降到了最低限度，极左作法充斥其间。一年一度的广州交易会虽然还在进行，却是只邀请“左”派商人前来，交易之前，首先赠送毛主席语录、像章，高呼革命口号，如果外国人能遵守这些政治要求，我方在交易中则可不计较价钱，甚至奉送，美其名曰“精神变物质”。有的狡猾商人来到中国，装模作样，好话说尽，骗得利润到手，回去把中国货上的工农兵商标换成大美人，加价抛向国际市场，大赚其钱。还有的外国“左”派自己就打成一团，乘坐同一架飞机来中国，一派从前门下，另一派从后门下，互不理睬，还要中国向他们做思想工作，促进“大联合”..在这样的形势下，陈云竟然提出要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要对象进行贸易，还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确实让人为他的胆略感到钦佩，又为之捏着一把冷汗。

这次谈话中，陈云还提出了要研究资本主义的10个具体问题：如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发行量、黄金储备量、美元分布、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赤字等，并且要求银行研究西方领导人尼克松、康纳利、德斯坦、舒尔茨等的讲话、文章，以利用外资。有人担心这样做是否符合自力更生方针，是否符合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精神。陈云尖锐地指出：“首先要承认是不是好事，只要是好事，你们就可以找出一个办法——一个变通办法来让大家讨论。”“要把一些界限划清楚，如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至于这样做是否符合那些“文革”带来极左教条，陈云旗帜鲜明地说：“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是不是合法是另一回事。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东西束缚住，当然这可能会犯错误，但是谁不犯错误？”

从陈云家中出来，陈希愈等人十分激动，决心以此为指导思想，打开利用外资的突破口。1973年，中国人民银行积极开展了筹措外汇和利用外资的工作，一年中筹措到10亿美元，这在一年引进几百亿的今天只是一笔小数目，然而在当时却是个了不起的成就。

1973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了国家计委提出的引进价值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方案，即后来人们常说的“四三方案”。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彩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制造厂等项目。这是中国工业发展急需的一批关键设备，有的“文革”前就准备进口，但“文革”一来，江青一伙挥舞极左大棒，把进口设备批成“投降卖国”，无人再敢建议。直到林彪垮台后，有关部门才又旧事重提。但张春桥却说：一米七轧机上海工人阶级自己能造，不用进口。然而，上海工总司的王洪文、陈阿大等一群造反起家的打手们，根本不懂技术，又压制技术人员，闹了一年多，连个轧机的影子也没见到，钢铁工业的发展被他们一误再误。于是，周恩来、李先念再次布置国家计委申请进口，毛泽东很快予以批准。同年，还批准进口美国彩色显像管成套生产线技术。江青等人又跳出来，横加指责和破坏。

1974年2月，四机部有个技术员给江青写信，“揭露”出国谈判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的中国代表团接受了美国康宁公司赠送的玻璃蜗牛礼品，是甘心让外国人侮辱我们“爬行”。江青如获至宝，气冲冲地赶到四机部，发表一通讲话，说美国康宁公司送玻璃蜗牛是“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要求退回，并强烈抗议。周恩来指示外事部门经过调查，弄清玻璃蜗牛是美国人常用的一种礼品，立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并通过决定，收回江青的讲话。但经过“四人帮”的一闹，这个彩色显像管生产技术的引进被耽搁了好几年。原本在引进报告上签了字的王洪文，这时也随着江青把脸一翻，说向外国买船是“迷信外国资产阶级的假洋鬼子”，是“修正主义路线”。面对压力，协助周恩来进行引进工作的陈云没有退让，反而要求在引进轧机时把眼光放得远一些，连同必须的附件、备件一起进口。他说：这套轧机“如果缺了零配件，国内解决不了，就要推迟投产，耽误一年就少生产钢板300万吨，很不合算”。针对“四人帮”不顾国家和人民利益抛来的“洋奴哲学”大帽子，陈云愤而拍案而起，坚定地说：“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

过去，外贸部门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国内急需物资时，常常是直接购买现货，外国资本家一看到订单，就大幅度抬价，使我们吃了不少的亏。在陈云指导下，外贸部门开始利用国际期货市场的商品交易所。如一次，他们接受了购买砂糖47万吨的任务，先不购进现货，而是购进26万吨期货，再购买41吨现货。待到交易市场上得知中国购买消息，砂糖价格上涨，外贸部门再抛出多余的期货。这样，不但顺利完成了采购任务，而且还为国家赚取了240万英磅的外汇。陈云总结这次经验说：“国际市场上的交易所是投机商活动场所，但也是一种大宗商品的成交场所。”“对于商品交易所，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极回避。”还指出：“在今后两年里对交易所要认真进行研究。”今天中国不仅全面参加了国际商品交易中的期货市场，而且有了自己的商品交易所和期货市场。回溯当年在极左思潮猖獗，人们不敢谈也不知道期货市场还可以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的时刻，我们不能不为陈云表现出的胆识和远见而钦佩。

在周恩来、陈云和随后复出的邓小平的共同领导和努力下，1973年至1975年，我国对外经济工作开拓出一个新的局面，形成了自1954年引进苏联156项援助项目后的第二次引进高潮。这一期间引进的重要成套设备，到1982年全部投产，成为80年代中国经济大发展的生力军。

但是，当时中国还没有从“文革”的阴云下得到解脱，“四人帮”还控制着较大的权力，极左错误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1975年11月，“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迷雾再起，于1976年达到高潮。邓小平被迫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他和陈云等人进行的纠“左”努力也遭到批判。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立即指使在人民日报社的爪牙，攻击陈云、万里、胡乔木、张爱萍、周荣鑫等复出的领导干部。张春桥说，陈云主管的外贸部“问题严重”，“在外贸工作上执行的是一条卖国投降主义路线”。陈云痛心地看着费尽心血才有所好转的经济形势又毁于一旦，同时也作好了再次被送到基层去“蹲点”的精神准备。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四人帮”更加肆无忌惮地把手伸向了最高权力。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开始考虑除掉这个根植于“文革”动乱的毒瘤。叶剑英请王震找陈云商量。当时，可供选择的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召开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用合法手段把“四人帮”搞下去；另一个是采取特殊手段把“四人帮”抓起来。陈云在家里反复研究十届中央委员名单，算来算去，觉得没有完全的把握。叶剑英主张武力解决，并派人请陈云前往他在西山的住所面谈。当陈云得知叶帅的坚定态度后，明确表示：这场斗争不可避免。

粉碎“四人帮”后，陈云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不顾华国锋设置的“两个凡是”的障碍，坚决主张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以后，又在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为薄一波、陶铸、彭德怀等冤假错案平反和清算康生罪行等关键性的意见。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努力下，中国终于走上了重整河山的正轨。在历史的激浪狂飙中，陈云以他岿然不动的信念，给人们留下了中流砥柱般的高大形象。

《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作者：叶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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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蒙冤到负责平反冤假错案

图们

这是一篇基于作者丰富人生阅历的“三亲”作品，它至少告诉人们这样三点：一是冤假错案的严重危害性，它给受冤者本人、家庭、亲友、同志及国家、民族、军队和党的形象造成了巨痛和损失。二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正确决策的极端重要性。铁的事实反复证明，产生冤假错案的主要原因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决策上的失误，能够进行我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也是主要领导人端正路线政策的结果。逼供信是造成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三是牢记历史教训。图们是一个18岁就参加革命，终身从事政法工作的老干部，“文化大革命”时被打成阶下囚，粉碎”四人帮”被平反恢复名誉后，又参加了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以及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和清理党内“三种人”的工作。他非常重视和珍惜这些难得的机遇，以丰富的生活积累同年轻人合作写成了《共和国最大冤案——刘少奇蒙难始末》、《康生与内人党冤案》、《特别审判》等有影响的著作，全方位地记录了他的奋斗、成功、磨难和反思。

一、我的蒙冤经历

1966年5月，中共中央下达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时，我正在昭乌达盟农村参加“四清”运动。7月，我接到通知，返回内蒙古军区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当时，华北局召开的“前门饭店会议”刚结束。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乌兰夫在这次会议上受到批判，之后再没有回军区主持工作。我回到呼和浩特的时候，内蒙古的党政军机关已经掀起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高潮。有一张大字报把骑兵十三团、十四团当年到某地平叛剿匪，说成是“土匪打土匪”，我当场火冒三丈，脱口而出说：“这简直是颠倒是非，胡说八道!”这句话使我引火烧身，招来一批大字报，说我是“乌兰夫、廷懋黑帮的爪牙”，还说我污蔑群众运动，反对“文化大革命”，要我交代与乌兰夫、孔飞、廷懋的关系，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被大字报点名。接下来，我的任务就是写检查，接受群众批判。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内查外调，什么问题也没查出来，就让我“靠边站”了。

1967年5月，我被中央军委派往内蒙古公安厅主持军管。半年多的军管工作，我一直处于一个上下夹攻、左右为难的境地。既要处理派系斗争，又要抵制不合理的批斗活动。我的行为遭到造反派的不满，不断有人告状，说我是乌兰夫黑线上的人，要进行批斗。上面也认为我右倾，不信任我。

1968年1月5日，军区造反派突然将我从公安厅揪回军区机关批斗。这时，谢富治的“砸烂公检法”和彻底揭批彭真、罗瑞卿黑线人物的“指示”传达到内蒙古。我开始在保卫部接受群众批斗。27日，军区步兵学校的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将我抓走，要我交代同彭、罗及其在内蒙古代理人的关系。我被隔离在步校的一间房子里，不准打电话，不准通信，不准家属亲友探视，不准同专案组以外的任何人接触，从此完全失去人身自由。1968年11月8号，转到内蒙古财贸干校的“内人党”学习班以后，被隔三差五地刑讯逼供，动不动受到“掰猪蹄”、“翻跟斗”等刑罚，遭受着比战争年代更痛苦的折磨，但我始终没有承认强加的罪名。

12月26日，是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军管会关于“内人党分子”向政府登记期限的最后一天。由于我仍不屈认自己参加过“内人党”，专案组对我进行了最严重的毒打。几个小时后，我被打得躺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专案组负责人叫打手们到别处休息，自己则过来进行诱供。我这才知道，他们完全把共产党的组织和活动当作“内人党”的组织和活动来对待。

我继续遭受着批斗，过着囚犯生活。直到1969年5月22日晚9点多，内蒙古军区开了一个重要会议。军区政委吴涛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今天中午对内蒙古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作了重要批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内蒙已经扩大化。”散会后，我终于可以回家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二次解放。我的脊梁骨被他们打断过，后虽治好，但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由于长期被迫在黑暗中写材料，一出来时，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心脏功能也受到严重迫害。幸亏我身体底子好，又正值壮年，否则很难生还。

回想起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扣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如“三反分子”、“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成员”、“彭真、罗瑞卿黑线人物”、“新内人党骨干分子”、“格、白大字报的漏网右派”。1969年7月，从“内人党”学习班放出来以后，虽然参加了工作，但这些政治帽子一直扣压在我头上，直到1979年才相继被摘掉。

二、在二连浩特平反冤假错案

1969年10月，为防止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当时的国防部长林彪下达一号战备命令。内蒙古军区边防二团驻守在二连浩特，为避免战争初期遭受损失，从二连浩特后撤。这一军事调动属绝密性质，既不能通报当地政府，更不能向当地群众公开，于是引起居民内迁。二连浩特是中蒙边境上惟一的口岸城市，原有5500多人口，内迁后只剩下几百人，商店关门，学校停课，医院停诊，路灯失明，基本上成了空城。中央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由总参谋长黄永胜批示：“告内蒙滕海清、吴涛同志，动员边防部队和派人做工作，动员内迁群众回去，并在边境群众中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即使发生中苏战争情况，也应留在边境配合部队开展游击战争，不应内迁。”

当时，滕海清是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吴涛为军区政委。他们接到批示后，从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机关和内蒙古军区机关各抽调20余人，共42人组成二连浩特市工作队，我被任命为队长。10月11日，工作队抵达二连浩特。只见二连浩特只有火车站、发电厂、边境检查站仍坚持工作。工作队迅速进入工作状态，由我全面负责，副队长杜雨主要抓革委会内部联合团结的工作。二连浩特原有干部职工859人，内迁784人，占干部职工总数91.3％，坚守岗位的只有75人。干部职工家属共428户，1517人，内迁407户，1458人，占总户数96.5％，未走的仅21户。内迁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因为边境紧张的战争气氛；二是从1968年9月以来，二连浩特在挖“内人党”运动中大搞逼供信，严刑拷打，在这样一个小城市的1012名干部职工中，挖出所谓“内人党”及其他变种组织竟达21种之多，370余人被打成“内人党”分子。我们赶到时，中央“五

·二二批示”已下达4个多月，但二连浩特市蒙冤的干部职工都尚未平反。

情况摸清后，我们认为只有从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干部入手，才能稳定人心，调动积极性。我们与二连浩特革委会达成共识后，统一行动，调整了市革委会领导班子，举办落实政策学习班，召开整人的人和被误伤人员的座谈会，以市革委会的名义，召开了全市干部工人大会。市革委会主任刚敬宗宣读了平反决定，做了自我批评。我代表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和内蒙古军区工作队讲了话。会后，当众烧毁冤假错案的专案材料。

从平反冤假错案着手，二连浩特的局面得到迅速扭转。我们大力动员内迁和外出的干部职工立即返回工作，以市革委会或单位领导名义，向所有迁往各地的人发了信函，并动员在家未上班的职工上班工作。除一些有特殊原因(例如通信地址不详)暂时未归，在很短的时间内，1012名干部职工返回937人，407户内迁的家属返回195户。

奋战55天，二连浩特市的秩序基本恢复正常，停工、停课、停诊局面根本改变。

三、到总政上访

1969年12月19日，中央决定对内蒙古自治区实行军管，内蒙古军区也被列为军管对象。军管会负责人到内蒙古后宣布，前一时期给“内人党”平反工作犯了扩大化错误。这就使落实政策的工作受到阻碍。1971年6月，我被派往内蒙古农牧学院“支左”，实际是打算以此为名义将我调离部队。林彪事件后，中央决定“支左”干部逐步从地方撤回。1973年，我被调回军区。1974年1月，我被派往军区后勤部任副政委，分管机关和保卫工作。2月的一天，新华社记者侯军到后勤部采访我。我向记者反映了内蒙古军区的情况，包括内蒙古军区的历史沿革，“文革”中的情况，挖“内人党”运动，还特别对军区政委提出了意见。

1976年，“四人帮”垮台。11月，军区政委在一次会上讲，1974年批林批孔时，新华社记者是秉承“四人帮”的旨意而来的，在军区搞了不少非组织活动，号召凡是接触过他们的人都要写揭发材料。我也写了材料，但上交后没有回音。1978年3月，后勤部部长齐德宽突然找我，说侯军是“四人帮”线上的人，已隔离审查。上级要我们立即召开后勤部常委扩大会帮助你，希望你端正态度，老老实实交代。我听后非常反感。接着召开了为时4天的常委扩大会，齐德宽在会议总结中说：图们向侯军反映情况不属于阴谋活动，是说错话办错事。然后，便按这个口径向内蒙古军区党委正式写了书面报告。我保留意见。在此期间，我觉得要想摆脱目前的处境，必须依靠上级机关，于是决定上访。

会议结束后的第四天，我以兄长住院做手术的名义，请假到北京，向总政治部要求予以澄清。郝苏副部长立即派人到新华社找侯军作调查，结果得知，侯军本人与“四人帮”毫无牵连。郝苏看了侯军当年的原始记录后说：“图们在1974年的政治气候下敢于讲那样的话，说明他有胆有识!”我鉴于内蒙古军区主要领导人的那套作法，向总政提出调离内蒙古军区的请求。8月，总政发下借调工作的通知。临行时，出乎意料地发现，呼和浩特火车站站台上已聚集了近百名内蒙古军区的老干部、老战友，他们自发地来为我送行。在他们看来，我能调到军委总部工作，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事，而且是总政对内蒙古军区干部，尤其是对少数民族干部的信任。赴京后，我在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工作。

四、参与平反冤假错案与落实政策

全军落实政策领导小组组长由总政黄玉昆副主任兼任，我被任命为办公室一个部门的负责人。我感到责任重大，决心不负重任。到任后，我抓紧学习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落实政策的各项方针和规定，边工作边摸索，向熟悉情况的同志请教，很快进入角色。

1979年1月，解放军军事检察院重建，我被调到检察院任职，但每周只去那里上两天班，其余四天仍在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工作。1986年4月，我调到解放军军事法院任副院长后，仍分管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参加过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的专题研究纠正冤假错案工作的长春会议、北京房山会议，我还到总后勤部、成都军区、昆明军区等单位检查落实政策工作，对军内的这方面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前后长达7年从事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的工作中，我思考了许多问题，诸如：我们国家为什么自1957年反右派以后冤假错案越来越多？林彪反革命集团在“文革”期间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仅军队内部就有8万多人遭到诬陷迫害，1169人被迫害致死。黄永胜在广州军区制造集团冤案，诬陷副司令员文年生等人“夺权搞政变”，株连700多名干部，文年生等被迫害致死；吴法宪在空军直接诬陷迫害了174人，南京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前、空军学院副教育长刘善本被迫害致死；李作鹏在海军直接诬陷迫害120人，海军参谋长张学思、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等5位将军被迫害致死；邱会作等人在总后勤部直接诬陷迫害462人，卫生部部长傅连璋等8人被迫害致死。

为加强进度，总政办公会议对全军落实政策的工作作了分工。全军落办抓全局和军职以上干部的政策落实，反右派中的冤假错案由总政保卫部主管，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的落实政策工作由总政联络部主管。全军落实政策工作，大体包括八个方面：

1、对“文化大革命”中全军受迫害的8万多名干部全部作了平反。

2、对1959年反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错误的人员，除去找不到下落的都已作了平反纠正。

3、对1957年定的“右派分子”纠正了98.5％，对定为“中右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人员已全部改正或撤销了原决定。

4、对1955年肃反运动以及其他时期，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托派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的人员，凡有申诉的都进行了复查处理。

5、对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按被俘后的表现进行了复查，作了复查结论。

6、对金门和东南沿海岛屿战斗中被俘归来人员，除少数未找到本人下落外，其余都作了复查结论。

7、对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的落实政策，总政根据中共中央(1979)6号文件和1980年1月5日中央6部《关于落实对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若干问题的说明》，在全军共复查了3819起判刑案件，已平反纠正2680起，占复查总数的72％。

8、对建国以来，全军各级军事法院判处的刑事案件都按有关文件规定，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具体案件具体分析，有的依照当时的政策法律处理，有的依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政策法律处理，全部作了复查。经查，“文革”中判处的反革命案件90％以上是冤假错案，普通刑事案件中的冤假错案约占1/4。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党中央凡冤假错案一律都要平反的精神，全军各级党委、政治机关在党中央、中央军委、总政的领导下，经过全军几万从事落实政策工作的同志的努力，成绩是巨大的。然而，对这些案件进行复查，工作量极大，时间跨度也很长，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从冤假错案发生的背景来看，既有“文化大革命”运动时期、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时期、反右派时期的，也有肃反、三反时期的。处理这样长时间内发生的冤假错案，做复查平反工作的许多干部，对当时的历史情况不了解，加上机构多次变动，有些人的案卷材料也找不到，究竟哪一件是冤假错案，需要把所有有关的案卷材料翻一遍才能知道。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基本完成这项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同过去相比有许多特点，主要有：第一，从受冤对象来看，领导干部多，老干部

《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作者：叶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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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习仲勋风雨相伴的55年

齐心

如果把人生比作长河的话，相伴55年，可算是度过大半辈子了。

1943年4月，西北局从延安大学中学部抽调一批青年同志到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以学生身份开展工作，当时，我是带队人之一。而正是在我经西北局到绥德地委转党的关系时，知道了习仲勋的名字。

那是在绥德地委所在地“九真观”大院里，崭新的红绿标语贴满了墙上，上面写着“欢迎习仲勋同志来绥德地委领导工作”等。由此而知，仲勋同志就是刚刚到任不久的绥德地委书记。

当时，绥德地区是1940年解放的新区，被国民党反动军阀何绍南统治的时间较长，反动影响很深，加之受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致使学生对共产党缺乏认识，政治思想比较混乱。有的人还幻想着反动军阀何绍南卷土重来，学校在组织政治学习讨论对国共两党的看法时，甚至反派占上风。我们这些从延安派去的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扩大党的宣传、树立党的光辉形象工作的，使受蒙蔽的同学逐渐有所觉悟。那时，我被编在绥师思想最活跃的秋三四班级学习并担任支部书记工作，我们的级任老师杨滨是总支委员，书记是何仁仲。由于党总支对此项工作的重视，学校很快就出现了新气象。

就在绥师刚有新气象的时候，发生“贴黑头贴子”(写恐吓信贴在校内墙上)等事件。后来听白炳书讲是自己打伤的。此时正值全边区开展防奸运动之际，绥德地委对此十分重视，决定派地委宣传部长李华生来学校蹲点，就在仲勋来校作动员报告的大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他。

和仲勋的相遇是这一年的夏天。那是一个星期天，我正从集体宿舍经教室走过时，突然看到迎面而来的仲勋，他正从杨滨住所的半山坡上走下来，突然见到习书记，我赶紧给他行了一个军礼。他看到了我，亲切地向我微笑着，点了点头，虽然只是匆匆而过，那一瞬间却给我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

随着防奸运动的深入和康生在延安大搞“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影响，一时间，逼供信、假坦白的气氛也笼罩在绥师的上空。上述案件被视为特务公开破坏案件。有的还被作为重点审查对象。结果，全校学生不被怀疑者所剩无几，在社会上造成民心不安，尤其是学生家长，意见很大，甚至对党不满，习仲勋对此非常重视，为了加强绥师党的领导，把绥师运动当作地委的重点来抓，地委调绥德县委书记宋养初担任绥师党总支书记，在这前后，仲勋把我和姚学融、白树吉等学生代表叫到地委谈话。

在仲勋工作的窑洞里，我们第一次看到挂在墙上的毛主席给他的亲笔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那题词是用毛笔写在漂白布上的。仲勋用深入浅出的话语提醒我们，应该对在抢救运动中出现的“偏差”进行抵制。并循循善诱地对我们说：“如果这样下去，连你们几位也会被怀疑”，他让我们总结经验，实事求是地做学生思想工作，帮助地委扭转假坦白造成的混乱局面。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因为我早已感受到了直接的压力，心里正为之苦闷。这次谈话，仲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以及独特的语言魅力。

为了安定民心，挽回党在学生和家长中的影响，仲勋邀请学生家长到绥师，一面安抚他们，一面召开家长及干部、群众参加的3000人大会，进一步宣传共产党“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防奸政策。从那以后，绥师的运动走上了稳步发展的轨道，绥师从此成为边区培养革命干部的党的坚强阵地，平稳地转入审干整风，从而影响和带动了全地区的运动。绥德地区在习仲勋的直接领导下，审干整风的甄别工作进行得扎实、果断、有力，在抢救运动中，保护了大批的外来知识分子干部，只办了一个整风学习班，他在作整风报告时说：“对党要忠实要坦白，要说真话，谁要是乱说，比特务的罪还重。”与此同时打电报给中央和西北局，建议立即制止“逼供信”，纠正“左”的偏向。这在当时的形势下，是冒着政治风险的。他还说：“我们常讲党性，我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因此，在“抢救运动”中，整风班坦白出来的为数众多的“特务”，经过甄别，除一人被挂了一段之外，其他人全部平反恢复了名誉。

这个阶段，我作为党员学生参加了绥师总支委开会，经常作为学生代表担任主席团成员。由此我和仲勋在工作中见面的机会就增多了。即便是见不到面时，他也经常给我写信，仲勋对我的信任，无疑是对我的一种鞭策和鼓励。

这年冬天，他正式向我谈到了婚姻大事，写信说：“一件大事来到了”，“我一定要解决好”，并请李华生、宋养初和我谈话，帮助我打消心中的顾虑。仲勋还告诉我，抗大总校教育长何长工同志曾写信向他介绍我，说他认识我的姐姐，而且见过我的父亲，说我是到延安后才长大的。仲勋让我写了一个自传直接交给他。当时的我，用我姐姐齐云的话说：“我妹妹是一张白纸”，因此，“自传”也就相当的简单。

有趣的是，当仲勋看到我的自传中写到我为早日参加革命队伍，曾盲目地从家里偷跑过两次，而两次都被父亲追了回去时，他笑了，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和你一样”。但在当时，我对仲勋的历史却不了解，他只在信中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他是陕甘苏区创建者中最年轻的一个。不久，经组织批准，我和仲勋在绥德结婚了。

1944年4月28日，星期六，在绥德地委后院的一个窑洞里，举行了我们的婚礼。这天上午各方人士来了不少，都向我们表示庆贺。其中有我们的证婚人，时任抗大总校教育长，曾是抗大一分校校长的何长工，李井泉(抗大总校负责人之一)，独一旅旅长王尚荣，政治部主任杨琪良、绥德专署正、副专员袁任远、杨和亭，地委副书记自治民等。那天，时任绥德地区保安处长，被称为“中国的福尔摩斯”的布鲁同志还给我和仲勋拍了两张相片留念。婚礼上我和仲勋及以上几位来宾同桌吃了一餐饭。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可算得上是很隆重的婚礼了。

婚后，仲勋对我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不愿意陷在小圈子里”。我理解他的意思，在艰难的岁月里，作为革命的夫妻不可能要求彼此的过多关照。这一年的夏天，我在绥师刚毕业，就去农村基层工作了。

1945年，仲勋在“七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继而又调任中组部副部长、西北局书记。而我除在中央党校六部学习外都在农村基层工作。直到解放后，我才回到西北局机关政研室农村组任研究员。现在回想起来，在我一生中有两段受益匪浅的经历令我终生难忘。一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经受了战火的考验，抗大熔炉艰苦充实的战斗生活培养了我革命乐观主义的情操，坚定了革命斗争意志，树立了共产主义人生观；另一段是在陕甘宁边区农村工作的8年，经历了解放战争和土改斗争，幸运地参加了绥德县几个乡和延安老区的土改工作。在时任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直接领导下的土改，使我在贯彻毛主席的土改方针政策，抵制“左”的情绪，有了切身的体会。比如，不许采用挖底财、使用肉刑、侵犯中农利益、查三代等做法，保护了开明绅士和工商业者等。虽说我和仲勋经常相距几百里之远，但他经常鼓励我，要我安心基层工作。在给我的信中说：“农村是一个大学校，是学之不尽的知识宝库，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还以他自己过去开辟陕甘苏区根据地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的切身体会指导我，让我重视基层经验：“如能做好一个乡的工作，就能做好一个区的工作。”最初，我在绥德地委和县委重点乡(绥德县沙滩坪区第一乡)当乡文书，后来在绥德义合区担任区委副书记、延安市北关区区委副书记，也常以一个乡或村为重点进行调研，并因此兼任《群众日报》的特约通讯员，及时报道基层情况。这个阶段，我和仲勋虽然多是分在两地，但我们的思想感情却日益深厚。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向陕北发动进攻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面对10倍于自己、且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在彭德怀和仲勋的指挥下，正确地运用了毛泽东所制定的“蘑菇”战术，在取得了延安保卫战的胜利后，又接连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使蒋介石“三个月解决陕北问题”的企图化为泡影。当时，我正在绥德备战，因承担了临时任务，才回到西北局机关，5月14日正赶上西北野战军在安塞县真武洞召开5万军民参加的祝捷大会，组织上为了能让我和仲勋见个面，也让我随同以西北局副书记马明芳为首的慰问团去安塞参加祝捷大会，同去的还有马明芳的夫人马淑良。当仲勋惊讶地见到我时，他非常生气，当着众人严厉地批评我说：“这么艰苦，你来干什么!”我为之一怔，但马上意识到自己实在不应该来这里，影响太不好了。随后，他还对我说：“如果战争十年，我宁可十年不见你。”此时，我不仅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他的批评，而且暗为他的伟丈夫的气概而自豪。

1949年3月1日，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了，仲勋的秘书黄植立即电告正在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仲勋，庆贺我们得了一位千金。这就是由我母亲亲自取名为“桥桥”(她出生在延安桥儿沟中央医院，原鲁迅艺术学院校址)的女儿。二中全会结束以后，仲勋跟随毛主席进入北平，并参加了入城式。这一次，他还见到了我的父亲(原傅作义部队起义人员)以及我的姐姐齐云(她从东北调北平参加筹备全国第一次妇代会)。回延安后，仲勋为我带来了姐姐写的家信，那一天，我高兴极了。

仲勋同志非常爱女儿，工作之余常常把未满月的桥桥抱在怀里，记得有一回，一不留神孩子拉尿了他一身，见此，我尴尬得不知所措，仲勋却笑着说：“子屎不臭，子屎不臭”。

自从桥桥降生以后，只要仲勋工作稍有间隙，就会把女儿抱来看看，有时他还亲自为孩子拍照片。当桥桥稍大一点时，仲勋如有机会就带着她外出活动了。尽管仲勋非常疼爱孩子，但他对孩子从不娇惯，记得我在参加长安县“三反五反”试点时，仲勋曾在一个星期天带桥桥(两岁左右)到长安县检查工作，顺便让孩子看看我，因为女儿总要找妈妈。傍晚，当他们就要回西安时，桥桥扑到我的怀里大哭起来，一定要我也一同回去。看到女儿满是眼泪的小脸，我动心了。想想晚上没有什么活动，第二天一大早我可以坐大车赶回县委所在地，不至延误工作。但仲勋考虑影响没有同意我一同回去，硬是抱着哭喊着妈妈的桥桥离开了我。

1952年秋，仲勋先到了北京，任中宣部长，我带着桥桥和安安(尚未断奶的小女儿)于年底来到北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1953年，我们把4岁的桥桥送入北海幼儿园，原因是我已在马列学院学习，照顾不了孩子。可是，每当周末结束往回送孩子时，桥桥就会哭个不停，有一次竟哭晕在爸爸的怀里，但等她一缓过气来，仲勋还是送心爱的女儿去了幼儿园。我那时的感受，凡是做过母亲的人是能够想象到的。为了我能安心工作和学习，仲勋硬让小女儿靠吃奶粉长大。

来京后，我又生下两个男孩儿近平和远平，他们都是10个月就断奶送回家，由仲勋照顾的。当有人称赞仲勋是一个好爸爸时，仲勋便补充说：“我不仅是个好爸爸，而且是个好丈夫。”我在马列学院学习后被留在中央党校工作，单位离家较远，所以和家人总是离多聚少，尤其是在孩子们放寒暑假时，我更是管不了他们。尽管每个星期天晚间去上班时，我都是伴着孩子们依依惜别的“妈妈再见!妈妈再见!”声离开家的，但我却从没考虑过是否和孩子们多呆上一会儿，甚至是否调换一下工作，离家近一些。那时，我心里想的就是服从组织安排，不能耽误工作，甚至孩子患了重病，我也没有请过假，而对于时任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职务的仲勋来说，他宁愿在业余时间多照管孩子们一些，有时还要给四个孩子洗澡、洗衣服，那时我们的孩子都在住校或全托，这期间家里没有请保姆。对此，他视之为天伦之乐，尤其是当孩子们与他摔打着玩时，仲勋总是开心极了。也许是仲勋特爱孩子的缘故，所以他特别重视从严教子。我们的两个儿子从小就穿姐姐穿剩下的衣服或者是花红布鞋，记得近平因同学笑话而不愿穿女孩子的鞋子时，仲勋却对他说：“染染穿一样”。就是在仲勋的影响下，勤俭节约成了我们的家风。

50年代，在参加一次晚会的时候，我听见有人在我身后议论说：“习副总理的夫人穿着怎么那么土啊!”我听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回家后对仲勋说了，他听后笑着说：“土比洋好!”

我工作在颐和园附近的中央党校，家却住东城区。因此，我每周末回家一次，等到了家多已是8点钟了，星期日晚上还赶回单位上班，也就不能和仲勋一起参加周末的文娱活动了，常常是他独自带着孩子们去参加周末活动。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仲勋(仲勋任国务院秘书长长达十年之久，可以说多数时间都是和周总理在一起的。)每当见到仲勋独自带着孩子们参加活动时，总理就要问：“怎么见不到齐心同志呢？”

后来，在一次节日晚会上，我见到了总理，他一见到我就高兴地说：“哪里像35岁，4个孩子的妈妈呢？”并决定让我参加外事活动。但我只在此之后陪同仲勋参加过一次接待蒙古总统泽登巴尔夫妇的外事活动，以后也很少参加涉外活动。直到如今，我还没出过国，连港澳也没去过，最远只去过深圳沙头角。

1962年秋，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仲勋搞突然袭击，诬陷仲勋勾结《刘志丹》小说作者李建彤，授意抛掷《刘志丹》小说为高岗翻案，说仲勋是挂帅人物，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康生还在全会中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个大发明。”毛主席只不过是在大会上念了一下条子，康生就以此来作为毛主席语录并广为流传。

对于缺乏斗争经验的我，听到这一消息后，有如晴天霹雳一般，顿时吓懵了，欲哭又不敢哭。仲勋看到我难以承受的样子，立即要我安静下来，正确对待。尽管他对这突如其来的不白之冤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关于仲勋参与此书的情况，山西党史文献有过记载：习仲勋曾参加过该小说创作组的两次会议，第一次他在会上了解写作过程；第二次，他明确表态说，要明确陕北根据地是坚决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据我所知，仲勋连这本书的初稿也没看完就交给秘书田方了，后来发表的一些章节，他连看也没有看过。

众所周知，康生迫害仲勋，是事出有因的。在1943年“整风运动”中，康生搞“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把在白区工作的地下党打成“红旗党”等，仲勋曾坚决地予以抵制；解放战争中，康生又在土改中推行“左”的路线，仲勋再次以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予以抵制。

在“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面前，仲勋违心地承担了责任。他在检讨中沉痛地写道：“36年的恩情毁于一旦”。(他从1926年参加革命到1962年整整受党的恩惠36年)由于承受了莫须有的罪名，他的内心所受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当小女儿安安看到爸爸一个人坐在没有开灯的客室中默默思忖时，就问：“爸爸，你怎么啦？”小儿子远平也问：“爸爸你怎么不去中南海啦？”此刻，年幼的孩子们还不知道，他们的爸爸正在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苦痛。

当时，我深深地处在矛盾之中。一方面要完全站在党的立场上，把他视为“反党”，接受八届十中全会对他的批判。另一方面，我对仲勋怀有深厚的感情。为此，我主动要求参加“四清”去了。

1963年，仲勋受隔离审查期间，组织上安排他在中央党校(独居在“西宫所”)学习。他认真阅读马列、毛主席著作，自觉改造世界观，并利用空余时间在后院空地上种了一大片玉米、蓖麻和蔬菜等，收获多半交公，他曾对我说：“革命不是为了当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他准备回农村做个农民。为此，仲勋上书毛主席要求到农村去。主席让中组部长安子文回复他说，农村太艰苦，还是到工厂去。1965年，组织上安排仲勋到洛阳矿山机械厂担任副厂长。在仲勋看来，这是他向工人阶级学习、熟悉工厂工作的宝贵时机。我当时正在北京海淀区搞四清，只请了一天假，回家给他拆洗了被褥，就这样为他送行。不想，从此一别就是8年。回想起来真是一言难尽，不由自主的潸然泪下。

紧接着便是“文化大革命”，所以，仲勋受迫害长达16年之久。“文革”中，仲勋不畏权势，不仅自己坚持真理，而且为其他受株连的同志澄清事实，突出表现了他坚强不屈的性格。

1966年冬天，正在与工人们谈话的仲勋被冲进工厂的红卫兵围了起来。工人们见状，想保护仲勋也把仲勋围了起来。为了防止武斗，仲勋对工人们讲：“你们打伤了红卫兵是我的责任，红卫兵打伤了你们也是我的责任”。然后又对红卫兵们说：“要走就快走。”于是，仲勋被带到西安，批斗后被关入西北大学。当他看到了一些打砸抢的行为后劝阻说：“难道革命就是为了抢几部汽车吗？”并希望他们自觉地维护正常秩序，不要妨碍生产，并上书毛主席，对“文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多项建议。因此仲勋深得一些群众的信赖、保护和关照。

仲勋被押到富平老家批斗时，那里的乡亲们却说，我们不是来批斗习仲勋的，多时不见，我们是想来看看他，要不是他在困难时期拨粮食给我们，我们早就饿死了。那次，乡亲们还自发地给仲勋做了一顿家乡饭。这种来自故乡的亲情，令他终生难忘。

康生仍然不肯放过仲勋，阴谋把他拉到兰州和延安进行批斗，然而最终还是被身处逆境中的周总理制止住了。但此时仲勋的身体已有些支撑不住了。1967年4月5日，他写信给周总理：“我的反面作用起完了，现在只是陪人挨斗了。”1968年1月3日，周恩来采取特殊保护方式，用飞机将仲勋从西安接回北京，交给卫戍区监护。

在仲勋受审查和受迫害的日子里，我和孩子们也都受到了株连。“文革”中我因没有和习仲勋划清界限一直在受审查，被列入康生的500人黑名单。仅在“五七干校”劳动就有7年之余。三个大一点的孩子尚未成年就去兵团或插队，留在身边的小儿子远平在普及高中时，被剥夺了升学的权利，还是在老战友的帮助下才当上了车工学徒。这段时间对我和孩子们来说，可以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全家人都很坚强。

1972年冬，姐姐给我来信说：我们的母亲将不久于人世，希望能见上一面，请求干校批准我回京探亲。我得到了准许。同时，我的孩子们也因此有了机会从各地返京，在姐姐家中团聚了。我和孩子们商量，决定给总理写信，要求见仲勋。我们在信中提出了几点请求：(1)我和孩子们已经多年未见到仲勋了，请求总理让我们母子早日见到他；(2)我们在北京已无住房，要求解决住房问题；(3)存款早已冻结，希望解冻一部分存款维持生活。周总理很快对我们的要求作了批复，满足了我们的要求。

我们终于见到了关押中的仲勋，我早有思想准备，心里一次次地嘱咐自己“一定要坚强”，但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当仲勋见到我和孩子们时竟流了泪。他连连地说：“这是高兴的”。由于多年的分离，他分不清桥桥和安安，更认不得已经长成小伙子了的儿子们。在临回干校前，我又要求会见了仲勋一次，并借此机会将他穿破的旧衣服全部更换了一下。从那以后，我每年都可以回京探望仲勋，和孩子们也有团聚的机会了。

1975年春，仲勋被解除监护，组织上派我跟他一同去洛阳，是河南省公安厅的两位同志把我们接去的。他被安置在耐火厂的宿舍区，在两间房子里，度过了三年的流放生活。

没有想到的是，这段时间是仲勋感到最为舒畅的日子。因为他又有了和广大工农群众在一起的机会。虽然深受冤屈，仲勋却深深地感受到了来自人民的温暖，他的心灵获得了莫大的安慰。

这时的仲勋已经年过花甲，况且在单间牢房里被关押了近8年的时间，因此恢复身体健康是他所面临的第一项任务。我由衷地佩服仲勋所具有的超人毅力。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天气，每日早上，他都要去郊区散步两小时。上午和工人一同在浴池洗澡，然后读书看报，下午又到郊区水库散步。时间长了，他和看护水库的邓老头儿及郊区的农民交上了朋友，每每凑到一起的时候，他们总是谈笑风生，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当人们发现我们的子女因往返看父亲缺少路费时，耐火厂的老工人师傅们便默默地拿出自己微薄的工资主动地借钱给我们。矿山机器厂的老工人宋福堂(1965年，仲勋下放该厂当过副厂长，在下车间劳动时拜的师傅)曾请我到他家里去吃鲜美的猪肉韭菜饺子，还捧出山东老家的大花生，在那个时候，再没有什么比这更温暖的了。如今，每当我回想起那些曾视我们如亲人的工农朋友们，心底里总是充满了感激之情。

在得知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之后，仲勋恢复工作的心情十分急切。党的“十一大”召开之后，仲勋便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想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工作的请求。与此同时，我在女儿桥桥的陪伴下，多次往返于北京、洛阳之间，也多次找过王震，他非常关心仲勋的“问题”，结果，还是王老第一个出面为仲勋恢复名誉说了话。随后我们也找到了胡耀邦同志和叶帅。

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组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中发［1979］53号文件。文件中说，刘志丹(送审样书)不是反党小说，而是一部比较好地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史的习作。习仲勋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什么反党、反政府活动。“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

我第一次见到耀邦同志时，他从资历、经验、工作能力、水平、威信等几方面称赞了仲勋同志，而叶帅则是坚决支持仲勋出来工作。仲勋于1978年2月22日作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出席了五届全国政协会议，4月初便被恢复了工作。在小平同志和仲勋谈话之后，中央决定派仲勋同志去广东工作，“把守南大门”(耀邦同志原话)。

仲勋去广东工作，是肩负着党政军各方面领导及同志们的深切期望的，对此，他深知责任重大。所以，在广东工作期间，他夜以继日，每天都要到凌晨2点左右才肯休息。值得一提的是，仲勋在广东近三年的工作，还得到了叶帅的亲切关怀和许世友的大力支持。

仲勋恢复工作后，我由在清华读书的儿子近平陪同先去河南洛阳办理手续，后又在万里邀请下随广东省黄静波副省长去安徽取经，学习农村经济政策。当万里谈到仲勋在广东面临的形势时，十分关切。尤其是当他得知仲勋随行没有带一名干部的时候，急得拍了大腿。这一次，万里让我看了发挥农民积极性的农村经济政策情况。

仲勋由于受命仓促，中央领导同志决定让我们的女儿桥桥陪同他前往广东。当时广东所面临的形势是很严峻的。“以粮为纲，一网打尽”的极左路线使农业的优势难以发挥，素有“水果之乡”美誉的广东，缺少水果，副食品极缺；因为割资本主义尾巴，老百姓连“三鸟”(鸡鸭鹅)都不敢多养；菜篮子里多是单一的“无缝钢管”(空心菜)。作为经济基础的农业尚且如此，工业状况就可想而知了。由于长期受“左”的路线的干扰，原本是广东省一大优势的“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等，已变为劣势，海外关系变成了“黑关系”，这样一来，受损的就不仅仅是经济了，因此，在沿海一带，外逃风一浪高过一浪。

同年4月6日，仲勋去广东，他一下飞机便赶赴中共广东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会会场，出席会议。

在去广东之前，耀邦和李昭请我们去他家吃了一顿饭，并嘱托我转告仲勋同志，要调动干部的积极性，抓好副食，特别是青菜。廖承志也约我去过家里，专门和我谈关于广东省的华侨政策问题，要肃清“海外黑关系”等“极左”遗毒造成的不良影响。他曾提到海关把得过紧，有的华侨进关连衬衫多几件也不行，这样怎么行？总之，领导们都很关心仲勋到广东的工作。

这一年的盛夏，最怕热的仲勋竟顶着酷暑一连跑了23个县。我心里明白，仲勋是在拼命，但是，作为他的妻子，我很能理解他的心情，他是想把失去的16年时光夺回来，多为党和人民做些实事。为了不负中央的重托，让广东人民尽快过上好日子，充分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优势，仲勋和广东省委省政府一班人，在大刀阔斧地抓紧落实政策工作，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的同时，积极推行改革开放。在农业上，从化试办了责任田，工业上肯定了清远县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经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为了让广东能够大干快上，他向中央为广东省要来了“先走一步”的政策。1979年7月19日，中发［50］号文件批准了出口特区在珠海、深圳试办，为广东经济特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我常说，仲勋英雄一世，坎坷一生。他胸怀宽广坦荡，为党的事业历尽艰辛，但他从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文革”结束恢复工作后，他为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建立经济特区是付出了心血的。

1980年11月底，仲勋调回北京后出任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特别是在协助耀邦同志工作期间，白天，勤政殿的工作结束后，回家要继续接待来自各地的要求落实政策的同志。由于长年养成的“当天事当天做完”的习惯，所以，仲勋仍然是工作到深夜。然而即便如此，他还要关心时在中纪委工作的我，怕我熬夜。直到现在，仲勋仍保持着每天读书看报的习惯。

我与仲勋值得回顾的事情很多很多，令我始终不能忘怀的还有仲勋在统战方面所做的工作。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曾撰文称张治中与习仲勋是“党与非党交往的典范”。其实，凡是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横山起义”，这就是仲勋在西北局任书记时，在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西北局执行统战方针的成果。解放前后，仲勋与张治中、邓宝珊、傅作义间的个人情谊都十分深厚。文艺界的人士梅兰芳、程砚秋、苟慧生、尚小云也都是仲勋的好友，当他们的家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仲勋如果不能出面，就让我去帮忙。比如荀慧生的夫人生病，仲勋就是让我代表他去探望的。在众多的友人当中，仲勋与班禅大师的情谊也非同一般。仲勋到广东不久，班禅去广东休息，一见仲勋便说：“我是奔着您来的啊!”对于祖国统一，仲勋也是做过努力的，他借曾深受蒋家两代人信任的同学、同乡陈建中返乡探亲访友之际，希望他能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尽一份力量。

时间飞逝，转眼间我和仲勋相伴整整55个春秋了。去年4月28日那天，在南方休息的仲勋给我打来了长途电话，庆贺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他在电话里问：“我们结婚多少年啦？”我回答：“55年啦!”他说：“我祝你健康长寿，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感到他的祝词分量很重，激动地说：“我对你照顾得很不够啊!”他听后着急了，说：“怎么这么说呢？你对党对人民忠诚，一生为革命做了很多的工作，也为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是很重要的..我们的这次通话你要把它记录下来，告诉孩子们，让他们明白事理..”通话之后，仲勋对伴在身边的桥桥说：“你妈妈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我按照仲勋同志的嘱咐，记下了这次通话的内容，并把它抄给了儿女们留作纪念。

在我和仲勋相伴的日子里，我一直把他对我说的“工作好、学习好，一切事情都处理好”当作人生的座右铭。年轻的时候，我对他的这三句话不能完全理解，有时甚至感到太抽象。可到了现在，当我将步入75岁高龄的时候，回想起仲勋的话来，才深深地领悟到了这些话的含意。我觉得能够和我崇敬的师长、丈夫和挚友——习仲勋同志生活在一起，过一辈子，是无比幸福的。

《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作者：叶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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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正确评价陈独秀的艰难历程

唐宝林

1927年八七会议决议、1929年中央政治局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对维护当时党的团结、推动革命的发展，都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但也有它的历史局限性。这些决议以及胡乔木1951年根据这些决议所写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党的一切文件和领导人的文章、讲话，给陈独秀扣了九顶帽子：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界遵照党的实事求是传统，以严谨的治学态度，重新考察陈独秀一生的思想和活动，发现以上罪名都不能成立，有些是似是而非。此案是中共党史上第一桩最大的冤假错案。现把这个考察情况简述如下：

一、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和建立中国共产党过程中的作用

1954年12月2日，人民出版社给中央的一个请示报告中指出，当时他们与《中国青年》编辑部、马列学院等单位在编辑有关五四运动资料时，不知道如何处理陈独秀的有关文章。四川武隆县委宣传部甚至来信责问：“为什么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一书中还选有革命叛徒陈独秀的文章《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为此，报告提议：“有关的历史事实的叙述可以不必避免提及他(陈独秀)，有关的历史资料可以选录他的一部分有影响的论文，但是应有适当的批判，或加注说明他在当时的作用和后来叛变革命的行动。”

这个提议，实际上受《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的影响，这本书以及五六十年代作为高校教科书普遍使用的《中国革命史讲义》(胡华著)，写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一般都不提陈独秀，而只提李大钊，有的仿照毛主席的做法，再加一个“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讲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只讲李大钊和毛泽东，也不提陈独秀。胡华甚至说毛泽东在1920年“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当写到中共“一大”不得不提到陈独秀被选为总书记时，胡乔木和胡华也要强调“陈独秀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说“他以马克思主义面貌出现，而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陈独秀之被选为党中央领导人，是由于“党在初创时的幼稚所致”，说明是“错误的选择”。

在这样的政治和学术气氛中，一些学者由于在具体论述中不能回避陈独秀的历史作用，纷纷遭到批判，如孙思白、丁守和、彭明、林茂生等。在“文革”中更遭到“触及皮肉”的批斗，“罪名”就是“为叛徒陈独秀翻案”!

1979年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1981年纪念建党60周年时，国内学者在有关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一批重要文章，提出应该肯定陈独秀在五四和建党时期的应有地位和作用。如丁守和在《陈独秀与〈新青年〉》一文中指出：“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源头，又看到了《新青年》这个历史的界石，看到了陈独秀在《新青年》所立起的两面旗帜：民主和科学，仍然光彩夺目..催人猛进!他们对真理的热烈的追求，对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兴趣和对旧事物旧势力的深刻的憎恶，仍然值得后人学习。”党史专家冯建辉在《建党初期的陈独秀》一文中也指出：“陈独秀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总书记绝不是偶然的。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培养干部等方面，都做了很大的贡献。那种认为陈独秀一贯错误，靠名声欺骗群众才当上总书记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1981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毛泽东在1945年4月21日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谈到陈独秀，毛主席深情地说：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他创造了党，有功劳。

经过陈独秀研究会和众多学者的长期广泛的宣传，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中共主要创始人的观点逐步被各界人士所接受，并且反映到中共党史最权威部门编写的中共党史范本中，即分别由1991年和2001年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简史》，也反映到各种文艺和影视作品中，如1991年的电影《开天辟地》、2001年的电视剧《日出东方》。

二、关于“汉奸”

1937年末至1938年初，王明、康生在共产党的机关报——巴黎的《救国时报》、武汉的《解放》和《新华日报》上诬陷陈独秀是每月向日本侦探机关领取300元津贴的汉奸，当时就引起舆论大哗，纷纷要求拿出证据来。陈独秀也发表声明予以批驳，并准备付诸法庭。后来由于周恩来做了许多工作，并由徐特立出面调解，再加上战事吃紧，武汉很快失守，此事被搁置下来。但是陈独秀头上“汉奸”这顶帽子，一直到死也没有摘掉。1951年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有一条注释还完全重复30年代王明、康生对陈独秀的诬陷：“在1927年中国革命遭受失败之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叛徒相结合，于1929年形成一个反革命的小组织..在九一八事变后，他们接受托洛茨基匪贼的‘不阻碍日本帝国占领中国’的指令，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贴，从事各种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活动。”

1979年、1980年，学术界在首先为陈独秀五四和建党问题上正名的同时也对“汉奸”论提出质疑。中国革命博物馆研究员夏立平首先在该馆主办的《党史资料研究》上发表《陈独秀被开除出党以后》一文，提出“汉奸论”不能成立，然后唐宝林等一批学者发表《旧案新考——关于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为汉奸问题》等论文，此事立即引起上层注意。1984年3月19日，一份发向全国的13号文件，在指示注意严肃防止不妥当地宣传陈独秀的同时，也承认“陈独秀在建党时期有不可否认的功绩，30年代王明、康生诬其为日寇汉奸，亦非事实。”实际上为陈独秀的“汉奸”罪，非正式地进行了平反。

三、关于“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

从1928年11月蔡和森发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起，中共领导人及广大学者，把陈独秀视为“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者”，起因是1923年陈独秀发表的两篇文章：《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陈独秀在文章中明确认为：“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批判者都把这个观点想当然地断定为陈独秀主张在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是，日本学者江田宪治1990年从陈独秀两篇文章的原意出发，推翻了这个“想当然”的推理，指出陈独秀是“两阶段连续革命论”。因为陈独秀认为，不管民主革命由谁来领导(即使是资产阶级领导)，胜利后由谁来掌握政权(即使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紧接着无产阶级就应该而且能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的这个观点在1922年发表的文章和为党中央起草的文件中多次提出过。

但是，由于传统观念影响太深，几十年来，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像江田先生那样认真研究陈独秀文章的原意。直到1999年3月，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召开的修改《中国共产党历史》讨论会上，唐宝林转达江田先生的观点，并问如果陈独秀所指的国民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握得政权的情况，是指俄国二月革命后的状况——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建立了资产阶级政府，但由于紧接着发生十月革命，能不能也说列宁是“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在场的众多权威学者才承认“不能”!然后，唐宝林又指出：现在，当我们总结苏联建设社会主义进而又瓦解的历史教训和毛泽东在建国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教训，我们发现，在民主革命后，即使是无产阶级握得政权，在社会经济上，必须有一个长期的发展或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阶段，否则侈谈社会主义就是空想。所以，陈独秀在1923年两篇文章中的思想，不是右，反而是“左”。因为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会接着很快发生，排除了有一个漫长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1927年3月与吴稚晖辩论时，他还说中国只要20年就可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四、关于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叛徒

陈独秀于1929年被开除出党，并被定为这四项罪名，都是因为他走上了与托派相结合的道路。但是，人们只知道陈独秀转向托派以后采取了与共产国际及党中央对立的立场，至于他究竟有什么主张，进行了什么活动，为什么是取消派、反革命，大家是不清楚的。党的决议都笼统地说他转向托派后“客观上”“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几乎成了铁案。即使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称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建党有功”时，也不得不说：“后来，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造成这种状况，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是，1929年陈独秀与托派结合开始，一直到他逝世，他的政治主张、托派活动以及与党的争论，都是在少数人中、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他的政治主张和某些重大的托派活动报道，也绝大多数发表在印量极少的托派油印的机关报、小册子、传单和私人通信上。这些稀少的材料原先保存在少数留存在大陆的托派骨干分子手中。但是，1952年12月23日，毛主席一声令下，全国一致行动，把大陆上的托派分子及其同情者全部逮捕后，搞了一个全国性的肃托运动，所有有关陈独秀和托派的材料被彻底清查出来，作为绝密档案，分别由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一些有关单位严格管理。于是，陈独秀与托派结合的真相，也就封锁了起来。文革中，这些单位失控，资料管理混乱。1980年、1981年，笔者在收集陈独秀后期研究资料时，看到了这些资料，终于了解到陈独秀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1942年逝世的系统思想和活动状况，同时也了解到中国托派从1927年莫斯科留学生中产生，到1952年在大陆上覆灭的历史情况。

笔者在运用这些资料编辑《陈独秀后期研究资料》(内容包括陈独秀未刊文章、书信、别人写的回忆录及其他各种有关陈独秀的珍贵资料)的同时，写出了《试论陈独秀与托派关系》的论文，1981年《历史研究》第6期以3万多字的篇幅发表了这篇论文，立即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文章以大量无可争辩的原始档案资料，叙述了陈独秀从1929年春到1942年逝世，与托派相结合、争吵、分离的复杂过程，以及在此期间他与共产党的矛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在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上，陈独秀始终没有放弃反帝反封建和反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立场，并且在他出任托派中央领导人期间，还采取了许多重大的革命行动；抗战爆发后，也作过许多抗日工作。所以不能称其为“取消派”、“反革命”。而他与共产党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反对党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认为革命应该像欧洲那样，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不能离开城市、离开工人阶级而到农村去与农民相结合；否则共产党就会农民意识化，革命就会像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那样没有胜利的希望，这自然是错误的，并且已经被历史所证明，完全是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但这个错误的性质只是革命阵营内部的思想路线分歧。

1989年，按照《试论陈独秀与托派关系》的思路，笔者写的《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对派》，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全面否定了托派时期的陈独秀是“反革命”的传统观点。199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陈独秀著作选》三卷本，收录了以上陈晚年内容更尖锐的书信和文章，并且是公开发行。1995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目前收录最全的《陈独秀诗集》。1989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收录了笔者所写的“陈独秀”条目和1994年出版的《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传》丛书(10)收录的笔者所写的《陈独秀传》，都取消了传统观念上的九顶帽子。1994年，《中共党史人物传》出版第51至100辑时，终于把“陈独秀”列为第一篇。

就这样，所谓陈独秀与托派相结合是“反革命”的罪名，在广大学者的心目中，已经推倒。同时，所谓“取消革命”的“取消派”和“革命叛徒”之类的说法，也不能成立。

所谓“反共产国际”原则上来说，没有错。因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才能胜利，不能由共产国际在莫斯科遥控指挥。这一点，已经为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所证明。具体到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国民党不惜以发动战争的挑衅，强行收回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是企图煽动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进行反苏反共，削弱东北军地方武装，残害中国人民。党中央没有洞悉其奸，对这个涉及到中国人民民族利益的复杂问题，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提出了简单化的策略口号：“保卫苏联!”这是错误的。陈独秀从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反对这个错误口号，而提出“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口号，则是正确的。在中东路问题上的争论，是当时定陈独秀“反党、反共产国际”而被开除出党的一个重要根据。现在应该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还他一个公道。

五、关于中国托派

陈独秀的托派问题所以被搞得如此复杂，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托派被深深地钉在“汉奸、反革命”上。所以，要彻底弄清这个问题，必须要搞清中国托派是不是汉奸反革命。

上述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在注释毛泽东说的“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一词时，写道：

托洛茨基集团，原是俄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个反对列宁主义的派别，后来堕落成为完全反革命的匪帮。关于这个叛徒集团的演变，斯大林同志于1937年在联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里，作过如下的说明：“过去，在七八年前，托洛茨基主义是工人阶级中这样的政冶派别之一..现时的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而是一伙无原则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

紧接着就是上面引述过的说与陈独秀结合后的托派是国民党特务、并在“九一八”后成为日本间谍的那些文字。上世纪30年代以来，直到1991年前，在中共一切文件上，都根据斯大林的这个说法和毛泽东审阅过的这条注释，把中国托派定成“反革命”、“汉奸”。

当初王明、康生如此诬陷时提出的两条“根据”——莫斯科审判苏联托派案时逼供信搞出来一条材料：托派国际总部指示中国托派“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陈独秀为首的托派中央每月向日本间谍机关领取300元津贴，也都写进了这条注释。关于第二条，在上述陈独秀是否“汉奸”的论述中已经被彻底否定。关于第一条，在1988年苏联当局为30年代冤案的平反决定中，也已经否定。

关于“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公开参加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有些托派分子被捕后，经不起考验叛变投敌的事是有的，正如共产党的张国焘、顾顺章叛变后一样。但不能因此说整个组织变成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反革命，这是常识。

正是苏联当局为苏联托派平反的1988这一年，笔者应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共党史研究》主编郑惠所约，在一年前已经完成了的24万字的《中国托派史》初稿的基础上，缩写了约1万字的论文《简论中国托派》，刊登在《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上。文章引用中国托派当年发表的文件、机关报、传单、小册子(绝大部分是油印的)，介绍了中国托派的具体历史，实际上否定了以上所有的不实之词，指出不仅陈独秀任托派中央书记时的托派是“反日反国民党”的，而且在陈独秀1931年10月被捕后，直到1949年国民党垮台前，中国托派也是反帝反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他们与中共的分歧也是革命阵营内部的路线分歧(虽然他们的路线是错误的)，不是反革命。

此文发表后，又引起广泛的关注。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的成员还来向笔者了解有关情况。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对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把中国托派放在“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汉奸、亲日派”一起的说法，注释道：

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造成的。

这条注释，基本上符合事实，可以说也为“托派汉奸”、“托派反革命”论，非正式地平了反。托派从绝对的阶级斗争理论出发，当时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显然是错误的，但不能定为“汉奸”，“反革命”。

《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作者：叶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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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子恢临终不忘“包产到户”

许人俊

1972年秋，邓子恢在76岁高龄时一病不起，长期躺在北京医院里与死神周旋。

一些老战友和老部下闻讯后，纷纷赶往医院探望。邓子恢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清醒时，思维清晰，常和战友们回忆往事，其中触及最多的话题：一是30年代的红军生活，二是60年代的包产到户。他怎么也忘不了包产到户，总要强忍病痛向人们陈述自己保荐包产到户没有错，甚至预言包产到户迟早会实行。尽管陪伴在病房的夫人陈兰同志劝他少讲话，但他依然要讲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同他的生活似乎已融为一体。

同年12月8日，邓子恢病情加重，当时“四人帮”尚在横行，因得不到应有的保健护理，邓子恢突然从病床上滑下，摔在硬邦邦的水泥地上，头颅严重损伤，病情急剧恶化，从此陷入昏迷状态。在这生命垂危之际，他居然仍在喃喃细语，他一字一顿，费劲地吐出：“包—产—到—户—没—有—错..”两天后，革命老人最终带着对包产到户的眷恋之情及种种遗憾悄然离开了人间。

邓子恢在临终时为何还心系包产到户？

从60年代初起，他就同包产到户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在公社化高潮中头脑冷静不跟风

1958年大跃进，各地掀起“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热潮，邓子恢头脑清醒，不跟风，不刮风，明确反对穷过渡，他因“右倾”靠边养病，谭震林接替他主管农村工作。随后，全国公社化运动风起云涌，到处一片狂热，共产风和浮夸风席卷中华大地。在激进舆论的影响下，毛泽东一度认为农民的自留地，是资本主义温床，不利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曾想取消它。这年6月，他在中南海游泳池遇到邓子恢时，突然提出这一想法。邓子恢认为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极低，匆忙取消自留地极为不妥。但因两人都在游泳，没有展开细谈。

从中南海回家后，他感到自留地问题事关重大，心中不安，夜不能寐，决意给毛泽东写信详细陈述保留自留地的理由，指出：“这是最合算不过的措施。只要把五亿农民安顿好了，我们的市场就稳如泰山了。”

第二天这封信急送中南海，毛泽东阅后感到言之有理，从此不再提取消自留地之事。后来三年灾害的历史实践证明，这一点点自留地竟成了亿万农民度荒生存的“救命地”。

但此后随着政治气候升温，浮夸风、共产风愈演愈烈，各种“人造卫星”不断升空。8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北徐水县人民总公社成立，给共产主义试点提供了条件。该县将要发射亩产小麦12万斤、亩产山药120万斤、亩产皮棉5000斤、一颗白菜500斤的特大高产卫星..邓子恢对这种天方夜谭式的宣传甚感惊讶，立即会同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等赶往徐水进行实地考察。

他发现那个共产主义试点的“高产卫星”，纯粹是弄虚作假，极为气愤，他毫不客气地指责：“徐水县是浮夸风、共产风的典型!”

幸好两个月后，毛泽东也觉察人民公社“乱子出了不少”，并开始着手纠正某些错误。

1959年元旦刚过，邓子恢立即主持召开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有针对性地部署调整公社体制，强调“公社规模不能太大，生产队100户左右；生产劳动，不能再搞大兵团作战；要保护社员的生活资料，不能平调；如果动了的，要先作价后偿还..”

会后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名义，实事求是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明确提出公社、大队、生产队、生产小组要分权，实行“三定一奖”办法，把生产任务包下去，不能再搞大拨轰、“大锅饭”和平均主义，挫伤农民劳动积极性。

大跃进、人民公社兴起后，我国农村生产关系远远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拔苗助长，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各种矛盾日益暴露，最终导致地减产，人挨饿，到处上访告状，乱子越出越多。

农村生产形势的大起大落，引起了中央领导层的忧虑和深思。1960年6月，刘少奇委托邓子恢下乡调查，摸清真情。

邓子恢虽身患糖尿病，但仍抱病率工作组离京，先到山西汾阳，后赴河北石家庄。他下乡一向反对兴师动众、前呼后拥、搞形式主义调查，而是带几个随行人员，轻车简从，在农村悄然走乡串户，纯粹是一身农民打扮，人们根本看不出他是北京来的副总理。他亲自找干部和农民开座谈会，亲自记笔记；到农民家里，他亲自揭锅盖，看粮袋，一丝不苟，实地考察农村真实情况。

为避免调查的片面性，他不顾劳累，又南下江苏，深入水乡无锡开展调查。

调查后，他深感南方北方的人民公社虽然天各一方，相距遥远，但都同样存在内部管理混乱，一平二调成风，瞎指挥严重，问题成堆，群众不满；亟需制定一个管理条例，把各项方针、政策条理化、制度化，公之于众，以纠正错误，稳定民心，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邓子恢在无锡立即指挥工作组埋头起草条例，经过反复推敲，连续奋战40多个昼夜，终于完成了《人民公社内务条例》(草案)，共有66条，所以人们又俗称其为66条。

为慎重起见，他又邀请部分省委的农工部长到无锡座谈讨论，修改后正式报送中央。

刘少奇、周恩来看过后交口赞扬，急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看到66条后，立即批示将其作为研制《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重要参考。这个内务条例，实际就是后来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60条）的前身。

1961年3月，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着重研究农村工作问题。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党内许多领导人：不搞调查研究，闭着眼睛瞎说!随即又出人意外大声赞扬：我这里要提一提邓子恢同志，他长期深入农村搞调查研究，这种精神值得大家学习。他搞的那个《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我看是个创举。他的观点是正确的。邓子恢同志脾气犟得很，过去我为了说服他，跟他谈了好多次。现在我和他的争论已经结束了，跟他统一了。农村工作后头犯的错误，是谭震林同志他们有份，他没有份。

接着毛泽东还以责备的口气对大家说：你们看不起邓子恢同志那是不行的!并大声询问：“邓老来了没

有？”

谁知邓子恢那天身体不适，稍微迟到了一会儿，就在会场的后排找了一个位子坐下，离主席台较远，加之耳朵有些背，起初没有听清主席的讲话，当人们突然都冲着他哈哈大笑时，他甚感莫名其妙，随即问坐在身边的叶剑英：他们笑什么？

叶帅乐哈哈说道：笑你哩，毛主席表扬你啦!

毛泽东声音洪亮，自问自答：农村工作找谁啊？还是要找邓老!他有很多意见是正确的。

过去，毛泽东批评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上是“小脚女人”、“右倾”，许多同志都甚感不解。如今，毛泽东在大会上公开表扬他是正确的，这是人心所向，大家都情不自禁向邓子恢热烈鼓掌，表示敬意。看来，毛泽东已认识到农村问题的严重性，也认识到邓子恢意见的正确性。有些省委书记立即把会上的这一新动向当作特大喜讯，连夜用长途电话向本省传递。邓子恢本人也深受鼓舞，感到毛泽东毕竟是共事多年的老战友，他了解自己，原先的委屈情绪，顿时一扫而光。

二、热心向毛泽东保荐包产到户

公社60条下达贯彻后，农村形势有所好转。但因公社权力过于集中，农民缺少自主权．多劳不能多得，生产积极性不高。加之遇上连年自然灾害，天灾人祸搅在一起，农村经济依然极端困难。

穷则思变，面对贫穷和灾荒，各地群众都自发地想出了一些新招，如河南有“借地”，安徽有“责任田”，广西、湖南、陕西、甘肃等则有“分田到户”..连毛泽东的家乡湘潭、刘少奇的老家宁乡，也同样要求包产到户。

1961年秋，邓子恢尽管已65岁，而且长期患糖尿病，但他依然带病率工作组南下调查。他坚信群众是英雄，实践出真知，希望通过深入调查，从群众实践中找到迅速恢复农业生产、度过难关的办法。他从河南转到江西，最后到达家乡闽西革命根据地，所到之处的群众都要求包产到户。两个多月的农村之行，使他知道了许多真情实况，听到了群众的呼声，心中逐渐有了底数。

年底到了，他准备结束调查返回北京，中途路过安徽合肥决定作短暂停留。他早就听说安徽农村搞包产到户，因“户”字有资本主义之嫌，众人避讳，巧妙地称为“责任田”。这次他也想了解一下情况。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向他作了汇报：安徽农村也有39.2％的生产队试行责任田。凡试行的生产队，社员责任心大大增强，生产积极性普遍提高，产量增加，群众满意。这是邓子恢首次接触责任田，他历来务实、求实，从安徽责任田的实践中，他似乎看到了农村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希望之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当场表态：“你们的办法好，我赞成。”

谁知第二年初，毛泽东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竟严厉批评了安徽包产到户的责任田，曾希圣被免职。顿时，已经兴起、且受群众拥护的责任田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该省宿县符离集区委书记武念慈为民请命，上书邓子恢反映：他们从1961年3月起试行责任田，当年粮食增产18.3％，深受基层干部和群众欢迎。但上级批评这是农民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大家想不通，请求中央放宽政策，允许他们继续试行。

此时，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率领工作组，正在当涂县调查责任田，他也写信向邓子恢反映：“责任田把责任制和产量结合起来，农民个人利益和集体经济结合紧密了，社员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对恢复生产起了积极作用。”还说：“责任田还解决了农业合作化以来一直存在的社员劳动不顾质量，以及农民自留地、家庭副业与集体生产争肥、争时间的矛盾。应该总结经验，加以提高。”

邓子恢读了两封信后心情十分沉重，为什么对农业生产和农民都有利的责任田，竟遭到不公正的对待？

为慎重起见，他又派人到宿县符离集区调查，同当涂县进行对比研究。

当涂县地处淮南，属水稻区；宿县符离集地处淮北，属杂粮区。尽管两地作物不同，地域不同，但实行包产到户责任田后，增产效果同样明显，群众感到越干越有奔头。县委、区委、公社党委一致反映：包产到户责任田为农村恢复和发展生产找到了一条新路子，恳切要求不要给他们扣“方向性错误”的帽子。

符离集区委甚至以全体同志的名义再次上书中央，对包产到户责任田作了系统性、理论性的陈述，列举10大变化、7大理由论证它方向对头，效果明显，利国利民。

邓子恢立即把安徽的调查报告，连同广西、湖南等地包产到户、田间管理的经验，一并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李富春等表示支持，邓小平甚至公开坦言：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可以采取各种办法。不管黄(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恰巧，此时中南局的陶铸、王任重对广西龙胜县的包产到户作了调查后，联名向党中央写了报告，认为“在集中统一经营形式下的包产到户，还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毛泽东批示：他们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后提出的建议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从短短批语连用两个马克思主义的新情况中，邓子恢感到毛泽东的思想可能有新变化，于是决定抓紧时机，趁热打铁。

1962年7月一天夜里，他约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廖鲁言驱车进中南海，面见毛泽东趁机推荐安徽的包产到户责任田。他手摇芭蕉扇，滔滔不绝陈述各种理由和数据，不厌其烦地汇报包产到户的优越性，从深夜到凌晨，整整谈了一个通宵。毛泽东起初只听不说，最后表示：包产到户可以小范围试一试。

回到万寿路宿舍大院时，天已经亮了，有人不安地问“谈得怎么样？”邓子恢乐哈哈地说：“同意啦，可以试一试!”这一天，他轻松惬意地睡了个好觉。

三、因积极倡导包产到户惹怒了毛泽东

我国60年代初期农村的天灾人祸，一度震惊海内外，全国上下议论纷纷，思想混乱。因毛泽东讲过农村工作还是要找邓老，许多中央机关都先后派人到中央农村工作部反映情况，请邓子恢释疑解惑。

他不顾身边工作人员的劝阻，毅然带病应邀到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学院、中央党校、中央团校、中直机关等单位做报告，他客观分析农村形势，实事求是承认困难和问题，但又指出有前途、有出路。他高度赞扬和支持安徽的包产到户责任田，认为它给解决农村的暂时困难带来了希望。

那时，尽管毛泽东私下已表示包产到户“可以小范围试一试”，但在公开场合并未改变其基本态度。加之有人经常向他畅谈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散布“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的论点，因此，一些好心人都劝邓子恢对农村形势和包产到户少说为佳，等毛泽东明确公开表态后再讲也不迟。

然而，邓子恢却坦然表示：怕什么!不能为了保乌纱帽不顾农民的死活!

7月上旬，中央决定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着重研究农村工作的大政方针。他感到事关亿万农民的前途和命运，机会难得，决心起早贪黑，以争朝夕的姿态为会议准备有关资料。

7月17日，他再次进中南海见毛泽东，依然汇报安徽的农村情况，继续保荐包产到户责任田。毛泽东照旧一声不吭，耐心听着，始终不表态。直到邓老起身欲走时才表示：把你们的报告和符离集区委同志的汇报送来，我要看看。

第二天，他把毛泽东要的材料送走后，又不顾周围同志的劝告，继续组织人员准备有关包产到户的材料，大有“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决心。

8月初，各省市的主要负责人先后从四面八方赶到北戴河，大家聚集在一起，竟无意欣赏海滨的秀丽风光，反倒七嘴八舌大谈包产到户，包产到户顿时成为谈论焦点。邓子恢目睹人们热情如此高涨，深感包产到户是人心所向，精神为之振奋。他顾不上休息，立即兴冲冲跑到毛泽东住处面谈。他想给老战友多提供一些各地的实情，劝其支持推行包产到户。

然而，毛泽东反对包产到户的主意已定。面对邓子恢滔滔不绝的陈述，他毫不客气说：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了，还要搞吗？!如果搞包产到户，不用几年就有人雇工、讨小老婆。他甚至把包产到户同当时波兰的所谓自由化联系起来责备邓子恢：你怎么又动摇了，波兰搞自由化还不敢解散合作社哩!邓子恢当然毫无这个意思，据理力争声明：搞包产到户，不是解散合作社。话不投机，两人不欢而散。

随后，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作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讲话，大批邓子恢和包产到户，把包产到户说成单干，并提出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他严厉批判邓子恢等支持包产到户是代表富裕中农要求单干，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

会议风向突变，一年前刚受毛泽东高度赞扬的邓子恢，突然成了会议批判重点。

邓子恢推荐包产到户，原本是为中央出谋划策，使我国尽快摆脱农业连续减产的困境，谁知却引来这么多批判。他始料不及，深感突然。面对强大攻势，他心底无私天地宽，严正回敬那些批判发言“是无中生有，别有用心。”

他脾气确实“犟”，在北戴河中心组会上，当着毛泽东的面大胆直言：工业上可以搞责任制，为什么农业田间管理就不可以搞责任制？责任田根本不涉及所有制问题，不存在反对集体经济的问题。

由于邓子恢不屈服、不检讨，9月份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又对他进一步开展批判，说他“一贯反对合作化”、“一贯主张单干”、“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者，是民主主义者”，连他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也被批判为“十年一贯制”、“没有办一件好事”。

十中全会后，中央宣布撤销中央农村工作部，邓子恢到国家计委当副主任，分管银行工作。他刚正不阿，10月5日又进中南海见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能接受对他的种种批判。他还郑重提出：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回革命根据地——福建龙岩老家去休养安度晚年。毛泽东当然不会同意，而是安排他同陈毅、贺龙、聂荣臻等一道去广东休养。

四、被罢官后到广西秘密试验包产到户

1962年底，我国农村正处于困难时期，邓子恢在广州哪有心思休养，经常约请广东省委有关同志同他一道到花县、从化、汕头等地了解农村情况。

中央安排他在国家计委分管银行工作，他正好可以名正言顺到农村了解金融财务情况。在花县，他对那里试行耕牛折旧、存放款办法产生兴趣，深入调查后认为它符合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保值、增值、扩大再生产的理论，也是反对刮共产风、制止公社剥夺农民利益的有效措施，有普遍意义。后来，他让人民银行派工作组去花县作专题调查。

无独有偶，1964年元月，邓子恢从四川省委的文件中发现：该省资中县同样有耕牛、大农具折旧的经验，内心充满了无比的喜悦。他当即伏案给党中央写报告说：“从花县、资中县的试点情况看，举办耕牛、农具折旧、存放款，不仅可以保证当前农业的生产力永不衰退，保持农业的持续再生产，而且可以有效地保持生产队的公共积累，巩固集体经济。”他建议各地搞试点，逐步推广，形成制度。然而报告发走后，却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邓子恢后来得知北京、陕西、河南等地也有类似做法时，再次提笔给毛泽东、邓小平等写报告。他从经济学的角度严肃指出：“没有提留折旧金，耕牛、农机具在每年生产中所消耗的价值应该得到的补偿部分，被社员分掉了，到了该更换时就要借贷负债，所留公积金有的不够弥补，这对巩固集体经济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邓小平感到他言之有理，当即批示：印发中央工作会议研究。但因中央工作会议集中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和农业规划，当然顾不上研究这一问题。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不久，邓子恢去中南海游泳，在游泳池见到了毛泽东。他趁机向毛泽东谈起农村建立耕畜、农机具折旧制度的情况，以及其重要性和紧迫性，谈了很久，想引起毛泽东的重视。谁知毛泽东一如既往静静地听着，始终不吭声。此时此刻他正考虑在全国农村开展“四清”运动，清除“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

有人劝邓子恢怡养天年，不要再为农村操心。然而他是个闲不住的人。同年11月，他竟要求到广西农村参加“四清”运动，而且呆了近两年之久。

1964年11月至1965年7月，邓子恢先在广西玉林地区搞“四清”；1965年10月至1966年7月，又转到桂林地区。由于他多次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上级部门特地谨慎通知地委领导：邓子恢这次是来参加四清，他不代表中央讲话。然而，地委领导对这位年迈体弱、德高望重的革命老人，依然充满了无限崇敬和信任之情，处处热情接待。

他对自己要求极其严格，强调服从当地党组织领导，要求编入党小组过组织生活，在基层实行同吃、同住，不搞特殊化，不给地方添麻烦。

为便于工作，邓子恢化名李建中，以科委干部身份参加“四清”。他经常在生产队走村串户，同基层干部和农民谈家常聊天，了解情况。他熟悉农时季节，懂得耕、耙、种、收，农民误认为他是农业技术员，或者当作农业教授，谈话更为随便。

这期间，他在农村目睹社员“出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收工打冲锋”，完全是吃“大锅饭”，大拨轰，搞无效劳动，深感不安。他问社员有什么办法改变这种劳民伤财的状况？大家实话实说：最好是包产到户。

包产到户，这是农民的心声。

但毛泽东多次批判包产到户，怎么办？

邓子恢提请“四清”党小组讨论，实际是借此统一思想，发动群众。

党小组认为包产到户是禁区，不能闯，但田间管理责任制可以搞。因为毛泽东批过包产到户，也赞扬过工业责任制。何况这里离北京那么远，怎么搞谁也不知道!

党员思想统一了，邓子恢决定向地委书记韦树辉打招呼，说要选几个点试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实际是亲自搞包产到户试验。

韦树辉知道邓子恢的用意，也了解农民的心意，表示支持。为确保试验不受干扰，双方商定暗中试验，只做不说，对外绝对保密，不走漏风声。于是，玉林地区一场包产到户的秘密试验，在邓子恢的策划下，借助于“四清”的旗号悄然展开。

他是在为民造福，但也是在冒政治风险。为了亿万农民的利益，他既大胆勇敢，又谨慎细致。他让秘书经常骑着破自行车到试验点上了解生产情况，搜集反映，反复强调要联系产量承包，即联产承包。他曾对地委书记韦树辉说：“农业生产责任制不和产量结合起来是难包的。要解决生产一窝蜂和分配上吃大锅饭的问题，最大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不联产不行。”

为鼓舞包产到户秘密试验的士气，增强信心，有一次邓子恢特地拿了一份广东搞包产责任制的内部资料给韦树辉看，并说：“说不联系产量，实际上是联了嘛!你批你的，下面还是照样要搞嘛!”

邓子恢的包产到户试验原先是保密的。但久而久之还是传到了自治区党委领导人耳朵里。有一次，分管农村工作的副书记霍泛，见到韦树辉关切地询问此事，韦私下悄悄透露了一些情况。霍泛是邓子恢的老部下，曾在中央农村工作部任过处长，一向敬重邓老。他了解此事后，同样守口如瓶，对别人保密。20多年后，他回忆此事总是感慨地说：“邓老对他认为正确的事，即使在强大的压力下，他也是要坚持的。大家不敢去做，他去做；不敢明里做，他就暗里做，除非实践证明它确是错误的。”

包产到户的秘密试验极为成功：1965年，4个试验点粮食总产6911万公斤，增产1887.5万公斤，比上年增长

37.5％。基层干部反映，这是农业合作化以来，当地田间管理质量最好，增产幅度最大的一年。

实践证明包产到户责任制既符合农民心愿，又符合农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规律，深受当地群众欢迎，他们都由衷地感谢那位领导搞试验的“科委干部李建中”，希望来年扩大试验范围。

然而，第二年“文革”风暴骤起，邓子恢奉命回北京参加运动，群众要求扩大包产到户试验规模的愿望，由此成了泡影。事后，广西一位领导不无遗憾地说：“邓老的试验如果继续下去，这一新生事物定会总结出许多好经验，对农村改革也会起到极好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邓子恢返回北京不久，中央机关就掀起了炮打司令部高潮。一位中央领导人到农林口机关召开动员大会，他大声指出：“炮打司令部开始了，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炮弹，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我们这里，就是炮打邓子恢、廖鲁言。邓子恢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在农林口阴魂不散。”于是，一向平静的农林口机关大院闹腾了，炮打邓子恢的大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贴满了大院和他家的门口。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也争先恐后赶来揪斗邓子恢。他陷入了批斗的汪洋大海之中。

造反派批他一贯反对毛主席，同毛主席唱对台戏，是顽固不化的三反分子，要他低头认罪。他刚正不阿，坦诚申辩：“我从不反对毛主席，对包产到户党内有不同看法，那是正常的，谈不上反党。”

随着“文革”动乱的深入发展，年迈的邓子恢已逐渐进入风烛残年。他原有的保健医疗待遇早已取消，只好到万寿路街道门诊部看病，由于糖尿病日益严重，在周总理的干预下北京医院才收留，给予一般治疗。

1972年12月10日，为我国革命事业和农村工作奋斗一生，为包产到户呐喊呼唤的邓子恢，终因敌不过死神的折磨而与世长辞，享年76岁。当时，“四人帮”尚未垮台，党中央为这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老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周总理亲自主持追悼会，叶剑英元帅代表党中央致悼词。重病在身的朱老总悲痛万分，不顾家人劝阻，硬是冒着严寒，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赶到八宝山为老战友送行。毛泽东尽管多次批评邓子恢右倾，但始终敬佩其敢说实话，称赞他“犟脾气”、“搞阳谋，不搞阴谋”，特意送了个大花圈。

历史是公正的，9年后的1981年3月9日，党中央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正式发文指出：“邓子恢是我党农民运动的卓越领导者，在农村工作方面有过巨大贡献。他和他主持的中央农村工作部，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工作成绩是显著的。过去党内对他和农村工作部的批判、处理是错误的，应予平反，强加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恢复名誉。”他积极倡导的包产到户，历经沧桑后，也终于写进党中央的文件，并发展成为家庭联产承包制，在祖国大地普遍推行，成了推动我国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强大动力。邓子恢也被作为我国农村改革的先驱，载入党的史册，为后人永志不忘。

《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作者：叶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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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这位先生

叶匡政

30岁前，文学是我的先生。那时相信“风月无古今，情怀自深浅”，认为文学更能悟得人世之道。所读之书大多是“假洋鬼子”的文学，所谓假洋鬼子，指的是翻译的外国文学，很多拙劣的译笔，倒被我们看成了新奇。虽然从中呼吸了一些理性的气息，但也从此把我笔下的白话文变成了翻译腔。

后来到北京编书，走的也是文学这一路，工作使得我阅读了大量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通读之后，觉得若是把当代和现代作家相比，很多当代作家的话都还未说好，“学”好像是比过去细腻，但看不到“文”，大多数作家的语言中根本摸不着自己的骨头。陈丹青总结得好，“绝大部分作者一开口，一下笔，全是1949年以后的白话文，1979年以后的文艺腔”。再就是不真。真，有两个含义，首先是对人性至真至诚的关怀。文学的真，不是指写清了身边鸡毛蒜皮的流水帐，就可当真了。那样的真，我们过过日子、看看八卦新闻，没准领受的比读文学还丰富。真,同时也是指历史感。中国人的真本就难写，因为源头太远，没有至深的历史体悟，你几乎无从把握这个民族，不是说“生在此山中”，就一定识得真面目的。

检索自己编过的书，几部认为好的小说，都是与历史不隔的，所以能显出一种澡雪精神的劲道。比如残雪《五香街》其实写的是意识形态的变革史，“性”不过是她打出的幌子；徐庄《废黄河》写的是中国乡村的肉体史；刘索拉《女贞汤》是一部寓言体的革命家族史；康赫《斯巴达》写出了中国城镇的精神退化史，而《梁小斌如是说》则是一部典型的中国求真者的思想搏斗史。原来好的文学，是可以当作历史来读的。文学本就在非文学处。如果细察今天作家们对历史的故意疏远，当代文学的贫薄也就变得不难理解了。

30岁后，历史这位先生终于真切地走到了我的面前。现在想来，大概是中学的历史课弄坏了我对史学的胃口，死记硬背的考题，教条化的授课法，硬是给活生生的历史加上许多无趣、无味的条条框框。那些年，史学在我的脑中，就是为观念服务的工具。直到1998年，我读到了黄仁宇先生写的《万历十五年》，才诧异地发现，原来历史还能这么写，遥远的历史读来竟可以如此亲切。同时，我也感到，自己对于中国历史是这样的无知。那一年，史学界出现了像“把历史真正变成国民的精神财富”、“历史学，请走出史学界”等一些观点，着实激起了我对历史的兴趣。

自此，读史、学史成了我读书生活的一部分。记得是西塞罗说过：“不知道你出生之前历史的人永远是个孩子”，所以，我读史，倒不是想成为这方面的专家，而是想弄清人在过去的所作所为，以此来判定自己应该的作为。历史记下的无非是过去的人与事，知道了哪些人做过哪些事，就会明白自己该成为哪种人、该做哪些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我认知。

历史，看起来记下的是行动，但其内核却是思想。行动起起落落，只有人的思想真正贯穿始终。有人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是没有错的。所以我们读史，应多问历史何以如此，不要只想历史应当怎样。思想是人的思想，只有知人才能懂史，所以二十四史多以人物为主。有的事成，有的事败，今人多关心成事之人，不免失之偏颇。我们细数历代的一些人物，像孔子、屈原、诸葛亮、关羽、岳飞、文天祥等，所主之事均不圆满，正因其不圆满，才显出其人格的不朽。钱穆先生认为这是“中国的史心”、“中国文化精义所在”，是让人称服的。但他未说另一层意思，大人格、真性情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往往难以善终，这也是中国历史的诡谲处。

过去我读《史记》《左传》，是把它们当文学来读的。今人大多把历史当作科学，这个观念也需审视。找寻历史背后思想的流变，需要史家用心的体验，史家的人文情怀与人生体验，便也决定了他对历史的认识、理解与表达的深浅，这一点有别于自然科学。过去的“文史不分家”，我认为自有它的理由。以此看今天的学人，像林贤治、吴思、谢泳等这样有着人文精神的史学写作，反而可能是未来史学的方向。他们像唤醒自己的过去那样，为我们唤醒了历史。

太史公说：“究天人之际，通今古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句话值得史家反复揣摩。好的治史者，不仅要写出人事，更要道出天机，这里的天机就是我们说的自然。古人强调人与天的关系，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人与自然，只有参透自然才有对世变的预知。今人治史，大多只关心“有”，不知道“无”，其实“有”“无”相生才能成就历史的格局。在读《尚书》《史记》的一些篇章时，我们能真切地感知人对天行的是宾主之礼，读通人事的同时，也觉出了万物的安定与自然的生生不息。所以传统治史的一些大境界，是不应被忘记的。

从我学史开始，关注的一直中国的近现代史。在读了一些著述之后，才感到当代对这一领域研究得薄弱。从这点上，我认同黄仁宇先生的说法：“我觉得近一百年来中国没有历史，写得都是对事情不满意，满纸谩骂..”史学的价值，首先是因它真实，这是其他一切价值的基础，所以真实史料的收集与公布，是史学发展的第一步。除文献外，应该说所有复述与口述的历史，都隐含着叙述人的价值标准。如何做到客观，做到只解释事实并让事实说话，是史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所谓“独立史料”，也是这个意思，就是尽量弱化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保证史料的基本客观。要真正做到这点，并不简单。史家的任务，主要在对文献与史料的选择，这本身就体现了个人的价值追求。从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细节中，归纳出符合本民族真实品质的思想，抽绎出能独立观照千秋万世的精神向往，这是史家最神圣的使命。

我系统阅读的第一部文献是《孙中山全集》，读完后所受的震动是无法言传的。孙先生学问极深，却看似无学，学问与行动中毫无淤塞阻隔之处，这才是真的大学问。他是真正有历史感的政治家，所以他懂得把中国传统政制与西方现代政治合而为一。他的出发点虽是改革政治，但却期望给民众带来对自然与人生的新体验与新境界。读完《全集》，我按照自己的理解，编了一本他的白话文集《孙中山在说》。成书后，我未敢在书中写下一字，对于这样的真学问家，我们除了用心感受，还能说什么呢？这本书现在读来，恍为今人所写，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倒是别有一番滋味。

如今，历史这位先生成了我书房里的常客，于是有了读者手中的这本《大往事》。这是《纵横》杂志史料的一个精选本。《纵横》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下属的一份刊物，史料来源是经过甄别的。编书前，我通读了《纵横》15年来的合订本，感触良多。

弥尔顿有两句诗，很能表达我的体会：

心灵就是它自身的所在，在它自身中

它能使天堂成为地狱，也能使地狱成为天堂

惟有历史才是实在的，它永不会变化。但有时我们要看清这样的实在，反而很难。如果不愿常常看到令人震惊的事态，就更需要我们去真实地梳理历史。如今我们读历史书，很难体会到历史的当事人，在当时对未来是完全无知的。有时他们做出有悖历史的事，并非出自心中的恶意，而正是这种无知与愚蠢更让我们惋惜。他们忘了还有历史这位先生，它最后会站出来，检查每个人，检查每件事。歌德有句名言，“有些愚蠢应该看作是罪行，因为它招致了千百万人的苦难”，这样的愚蠢，无疑是不可原谅的。编完《大往事》，我想，多研究问题，少研究时代——这一史学训诫今天听来，依然是有意义的。

今天发生的事，在后人看来就是历史。我常常想，我们该如何做，才能让后人在面对历史这位先生时，说出一句这样的评价：“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感谢中国文史出版社的同志及“纸生态书系”总策划杨政先生、黄永良先生，是他们的信任使这本书的诞生成为可能。

2006年1月18日于北京

《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作者：叶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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